在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国国君智宣子有两个儿子，长子智伯，次子智宵。智伯身魅鬓美，惯射驭，懂艺术，能言善辩，刚毅果敢，智宣子因此欲立他为储君。族人智果反对，说：智伯虽有以上过人之处，但却缺乏仁德之心。他能以过人之处驱驭臣民，却不能以仁爱之心待他们，谁能接受得了？那样智氏必有灭宗之危。可是，智宣子拒绝了他的劝告。为避祸，智果到太史那里申请另立一族，改姓辅。
　　不出辅果所料，智宣子去世后智伯当政，他德行方面的缺陷很快暴露了出来，待臣属十分骄横。一次宴饮，他竟不顾礼节，戏弄大夫韩康子，令韩康子十分难堪，由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他又仗恃武力和权势，接二连三地向韩康子和国内的另外两个大夫魏桓子、赵襄子提出领土要求。韩魏两家掂量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与智伯抗衡，同时亦为诱使他进一步犯错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策略，先后割出“万家之邑”给他。可是，赵襄子却未买智伯的账。智伯恼羞成怒，胁迫韩、魏共同出兵讨伐赵襄子。危急中赵襄子秘密联络韩、魏，晓之以“唇亡齿寒”之理。共同的处境，危险的前途，使三家团结到了一起，他们里应外合，水淹智军，智伯在混乱中丧命。之后，“三家分智氏之田，尽灭智氏之族”。唯有辅果一脉得存。
　　分析智伯之亡，司马光感慨良多。他叹道：“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他认为，才德兼备是圣人，才德皆无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则是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愚人好坏事都做不成，而“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为害最烈。那么，为什么小人反容易被“取”呢？司马光分析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才有余而德不足”是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敗子”的共同特征。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的，人为本，德为先。作为领导干部应该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反之，为官者虽有才干，但人格低下，道德败坏，图名贪利，腐化堕落，到头来就会祸国殃民，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忌讳的是双重人格，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人前人后，两副嘴脸，台上台下，两张面孔，对上对下，两种情况。
　　古人云：“授以德，则国安。”强调把管理国家的权力、执掌国家法律的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天下才会安宁；反之，如果哪个地方哪个单位掌权的是一些不讲德行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那么，即使有好法律，也会被践踏，那个地方一定会怨声载道，一片混乱。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谈不上。因此，选人用人一定要坚持以德定位、以德取位、德位一致、德才兼备，绝不能让道德败坏者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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