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话说得特别难听，我们听了挺难过，一条条去回复，一遍遍地解释。”雷锋班的电脑里，还存着这些复制下来的评论和解释。黄帮维记得，2月底或3月初，有大领导来，看见正在弄微博的黄帮维，指着评论让他念念，念完让继续念下一条，再下一条。“我都念不下去了，都是对雷锋有质疑的，旁边团领导已经冲我使眼色，我感觉不应该再念了，可领导说接着念，我也没办法啊。后来指导员还说我，让你念你就念？念好点儿的也行啊。我说那人家确实是这么说的啊。”
　　微博风波甚至引来几位前任雷锋班班长的抱怨：“我们当班长时咋没天天打开叠上老班长的被子！也就是天天扫扫灰，整理一下，有必要天天打开再叠上吗？这不让人说你吗？还有，别人说啥你别理人家，我就发好的，我不回答你完事了，对不？”
　　2012年3月2日晚，正红火的“雷锋班”微博突然消失。黄帮维说，出门参加活动回来，指导员告诉他，以后座谈别说微博了，领导已经让关了。
　　几天后，一个小战士坐在雷锋班的电脑室里，捧着一本《中外学雷锋寄语》，从上面摘抄语句发微博。“要求我一天发200条。”他一边打字一边说。尽管那个ID很难看出来跟雷锋有关，转发和评论也几乎为零。
　　这种方式让黄帮维发愁：“以这样的名义，大家不知道你是谁。没有以前效果好。”
　　断续坚持一个多月，发微博4800多条后，这个微博也停止更新了。

高潮和低潮

　　73岁的张兴吉是雷锋班第一任班长，也是惟一给雷锋当过班长的人。
　　他穿一件显精神的皮夹克，茶色眼镜，胸前别一枚雷锋头像。提到雷锋，后面常跟“同志”二字。说起“深入贯彻”、“有一定贡献”这样的场面词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雷锋、带头抓、带头宣传”这样的短排比句时，他的语气里带着些背诵的腔调，语速快，声调平。但这个状态持续不了多久，他又会滑到带四川方言的抑扬顿挫状态，活泼得很。“其他老头说我精神头像小孩一样，咋搞的？那真是有一种精神支撑着，雷锋精神。”说到这句，他嘭地站起来，伸伸胳膊。
　　说起3月，他报了一遍去年的行程：“我饭都没吃，从北京到抚顺。完了又赶回北京，再到青岛，然后是重庆，又回北京。四川的电视台、报纸还等着见，8、9号才见到。”
　　他说，学雷锋有高潮，有低潮。低潮时，学雷锋活动似乎只在部队和小学有效，雷锋班也不受重视，比如1984年起当第14任雷锋班班长的王威甚至没有像历任班长一样提干，以战士身份复员了。而高潮时，雷锋班又成了焦点。
　　1972年，张兴吉从连长位置上退伍，回到家乡四川南充。“那时候好多干部回来不算干部，就回农村挖地。我一个老乡为我，在县里坐一个月，才给我跑下来安排工作，要不然不知道会怎样。”给他安排过副厂长的工作，他拒绝了，要求继续开车。他不避讳原因是经济，家里4个儿子1个女儿要吃饭，当司机有补助，加上工资每月能拿两三百元，比副厂长每月工资七八十元好多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兴吉转业的南充土产果品公司效益大幅下滑，他向亲戚借了两万多元，包下一辆快报废的客车，开始跑运输。跑着跑着，周边的老弱病残都晓得，“张老板”的车容易不要钱。甚至有盲人摸到他的车，就高兴地喊“这是张老板的！”张兴吉就说上来吧，喊住盲人掏钱的手：“算了吧，你挣不到钱，掏什么掏。”有时候遇到病人，二十多座的客车就空着送人去医院。“这也不好收人家钱。”
　　要夸自己时，张兴吉一下子不会使用讲雷锋时熟练吞吐的宏大词汇了，只是说：“我这个人心软。那时候的农村，确实困难，几块钱，就拿不出来呀，掏呀掏的。”那些年，几乎没人知道他和雷锋班有什么关系。
　　1989年底，为了第二年将召开的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沈阳军区到南充来寻找曾经给雷锋当过班长的张兴吉。找了多日未果，就在他们准备回去时，终于在最后两页翻到了张兴吉的档案。
　　此时，张兴吉已经开客车一年多，几乎不赚钱。“之后就叫我别开车了。我把车卖了三千多块，亏了。”此后，张兴吉开始以雷锋班班长的身份，频繁去部队、学校等地讲课，也开始把宣传雷锋精神定位为自己的人生新目标。
　　1990年3月，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人纷纷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继续向雷锋学习，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一份研究1963-2003年间《人民日报》雷锋报道的论文《青年典型人物的建构与嬗变》论述，上世纪90年代初对雷锋精神的宣传，不同于60年代强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同于“文革”后强调揭批“四人帮”罪行。90年代的雷锋宣传，一方面和80年代一样强调雷锋是好人、道德楷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模范，另一方面根据新形势，开始强调“对党忠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外，开始重视学雷锋活动对物质文明的推动作用，提出“岗位学雷锋”。 　　40年里，标题中出现“雷锋”词语的《人民日报》文章在1990年数量最多，远高于其他年份。其次是1993年，中间的1991年和1992年也排名在前八。
　　第17任雷锋班班长郑金宝记得，1990年活动太多，他在外面待了6个月18天。他永远忘不了去大庆作报告的场面，锣鼓喧天，工人列队欢迎，他去看铁人王进喜的爱人时，警察封了路口，围观的人们探着脖子嚷嚷：前几天封路是江泽民总书记来，这次又是谁？总理来啦？
　　第2任雷锋班班长庞春学，正是在这时期频繁出去作报告，才被妻子知道，他是雷锋班班长。“以前从来没说过，我只知道他是雷锋班的。”曾经随军多年的妻子说。
　　后来成为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的翟元斌也是在这次高潮中开始系统了解雷锋。1989年7、8月，团中央在抚顺市举办了全国雷锋精神论辩赛，翟元斌作为抚顺队主辩参赛，获评优秀主辩。“当时的主要议题是，商品经济下，学雷锋还有没有可能？记得在抚顺预赛选拔的时候，我们抽到一个反方题，论点是学雷锋不是让你当苦行僧，学雷锋也要追逐幸福。这观点现在谈起来没啥，那时候已经挺大胆了。老战士评委坐在下面，想判我们获胜，又担心这样会不会有导向问题，脑子里还是政治挂帅。”翟元斌说。
　　和学雷锋高潮一起到来的还有荣誉。1990年，雷锋班在全团年终总结中，得了行车里程、运载吨数、服务质量等5个第一，报到沈阳军区，给雷锋班立了集体一等功。时任班长朱华记得，那是雷锋班的第二个集体一等功，上一个还是1964年参加全军大比武时得的。同样在1990年，班长朱华获得沈阳军区首届“学雷锋金质荣誉奖章”，荣立个人一等功，这是雷锋班首个个人一等功。“和平时期，立一等功可不容易。”朱华说。

一颗一颗螺丝钉

　　雷锋班班长基本上都来自农村，鲜有背景。大家入伍前懵懵懂懂，心思稍多的也只是想着要在部队学一门技术。许多人并不知道来的是雷锋团，直到入伍之初参观雷锋纪念馆，才朦胧感受到不一样。
　　第16任班长朱华记得，当雷锋班班长得连、营、团一级级往上报，一级级批，再到沈阳军区司令部备案，全部通过才行。当班长的条件逐年严苛。思想品行好、开车技术好、军事素质硬，那是打底的要求。后来逐渐加上文化程度高中毕业以上、身高1.75米以上，尽管雷锋的身高才1.54米。“领导的意思是小伙子得精神点，别出去太磕趁。”第17任班长郑金宝这样解释身高要求。到现在，选班长得全团公开竞聘了。
　　不善言谈的人到了雷锋班也会练出口才。“你不应对也得应对，必须去讲，参加座谈会得发言啊，开始还弄个稿，后来有临时变动，很难。”第15任班长李仕库说：“过去团里包括军区有个写作班子，给你定条框，不能随便乱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跟外国武官在一起，多一句少一句都不能乱讲，给定好了。问题尖锐的，就说无可奉告。现在都是自由发挥了。”
　　第19任班长李有宝刚到雷锋班时不会说普通话，为了做报告生动，天天对着大镜子练习口型、表情、眼神。“我学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他们那个表情，告诉自己把镜子当舞台。”现在，他可以脱稿连说一两个小时都不磕巴。
　　班长们的相似之处还有强烈的荣誉感和好胜心。朱华在转业考试时考了抚顺市第一：“咱不能拿不到第一，不能让人家背后讲，你看，雷锋班的净沾光，不发光。”李有宝利用周末去地方上的汽车修理铺，买个鸡腿买包烟，请师傅教自己很难的修车技术。后来，李有宝半小时修好连队里老师傅都搞不定的刹车问题，接受别人敬佩的目光，觉得平日辛苦都值了。“你要让别人佩服雷锋班，得专业上拔尖。”
　　即使进雷锋连是百里挑一的荣誉，开汽车是这里最好的专业，是很多兵梦寐以求的技术，也还是有人不愿意。
　　“我是为考军校来的。”1986年，郑金宝高考离山东大学分数线差了6分，和4个同学约好参军，因为入伍一年后，可以报考军校。带着两大兜子高中课本，郑金宝来到部队。新兵训练3个月，他借着晚上岗哨的灯光把课本复习了3遍。一年后，那3个同学都考上了，“就我没考，不让我考。他们学习都没我好。”
　　不让考的原因是他在五百多人的新兵考试里得了第一，领导决定好好培养他，让他去汽车连学开车。新兵排长找他谈话：“不是说你想考军校就让你考军校，部队让你干啥你得干啥，像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
　　郑金宝还是想不通，但部队的命令得执行，于是拿着课本去学车。“那时候思想境界没那么高，后来教练班长给我做工作，他是学雷锋典型，我渐渐接受了，在什么岗位上都一样，是金子都能发光。”二十多年后，郑金宝坐在辽宁抚顺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公室里说。
　　郑金宝转业时，从公安局、市政府等岗位里选择了教育局，下学校锻炼时，他不肯去抚顺最好的中学，选择了这所专科大学。“为什么？我就是还一个上大学的心愿。而且教育系统还是单纯些，更适合我们当（雷锋班）班长的人。我们送礼什么的也不会，就会做自己的工作。”
　　雷锋班的经历让郑金宝要求自己必须“服从组织分配”。1999年，正值部队裁军，他报名转业，找到了抚顺公安局的工作。没想到4月末，部队领导让他不要转业了，再把关系从地方调回去。“这是我们团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干部多到转业还发愁，哪有往回要的。我问为什么，那边说不要管为什么，必须回部队。”挺好的工作都找好了，郑金宝矛盾了一晚上，觉得还是该服从组织安排回去。到了第二年，转业干部的指标更多，两百多人里必须走掉63人，而去年的指标还没完成，郑金宝又报名转业了。
　　到了教育局，“组织说让下学校锻炼，我就来锻炼，当时谈话说一年之后再回教育局。”但一年之后，郑金宝没好意思向组织张口，就一直待在了学校里。十几年后，他的公务员编制渐渐成了事业单位编制。“好多人说我傻，大道理我不会说，但我是雷锋班班长，不能不听领导的话，你宣传雷锋精神，不能本身做不到啊。这不是说大话，这是实在话。”
　　转业后的班长们，许多人习惯早上第一个到单位，打扫卫生，帮同事倒上水。朱华转业在抚顺市国税局，近七十人的单位，就他一人管后勤，兼司机和半个炊事员，每天琢磨着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菜，包子馅都亲眼看着人绞，免得把不好的肉绞进去。从立一等功到干如此琐碎事，朱华也没有不习惯：“我干每样事都没啥明确目的，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到现在。”他强调好几遍。

人生能有几回搏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里提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所长翟元斌记得，上一次“雷锋”字样出现在中央的《决定》里还是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那次主要说的是党员干部要带头学雷锋，这次是正面提出学雷锋常态化，常态化就应该不止是波浪起伏式的高低潮了。”而朱华的体会是，这一拨高潮没有1990年那次猛烈。

　　两个月后，时任雷锋班班长的黄帮维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立个人一等功。这是继1990年朱华之后，雷锋班获得的第二个个人一等功。
　　2012年2月底，除了第3任班长于泉洋生病在家和第10任班长杨宗波离世，22任雷锋班班长聚在北京，是历年来班长聚会最全的一次。随后，除了最年轻的3位现役班长，其他19位班长又一起飞到重庆。重庆市委给每人送了一尊雷锋铜像。
　　“很快有人来向我们收，30万一座，我们也没卖。”几位班长说。
　　没去成重庆的第22任班长吴锡有，在第2任班长庞春学家看到了这个铜像，好奇地摸了摸。
　　吴锡有是第一位“80后”雷锋班班长，加入雷锋班的经历颇特殊。他本来在其他团，常年资助贫困学生，甚至津贴不够了捡废品卖钱去资助，被媒体多方报道。后来他主动申请调到雷锋团。据统计，当兵17年，吴锡有用“一个兵”、“快乐兵”等名字资助了三百多个贫困学生，共资助十万余元。
　　现在是连指导员的吴锡有会把自己收藏的雷锋扑克发给战士们，要求他们周六周日必须打扑克。“不玩不行！玩扑克不是目的，目的是记扑克牌上写的雷锋知识，晚上要考！”下午交扑克时，几个班长跟吴锡有说，还真记住了一些：“我知道黑桃A是‘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梅花J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吴锡有说起话来又急又快，有演讲腔，还会不时冒出几句自创的语录：“我经常说一句话：爱心是一剂良药，可以医治人心灵的创伤。”“我还有一个自己的名言：为别人奉献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
　　他特意剪斜头帘，坐在镜头前，会突然问一句：“我脸上没有油吧？”
　　他爱美。没什么人时，他拿出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班长里就我和雷锋爱美，其实我原来想做个演员的，没这个机遇。”此时，他好像卸下了所有的演讲腔：“雷锋班让我当了班长，提了干，我哪能不做个好人呢？你做不了伟人、圣人，做个好人还不行？”
　　“快乐兵”也不总是有快乐的一面。“当兵就想提干，提了干就想当连长，然后是营长、团长……哪有完呢？累。我要转业了就不想当公务员，没意思，我想拿几十万转业费开个学校。哪有铁饭碗？处处能挣着饭碗才是铁饭碗。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吴锡有眼睛亮亮的，又像好胜的班长了。
　　2013年3月5日，关于雷锋的最大新闻是82岁的张峻去世。这位曾给雷锋拍摄两百多张照片的沈阳军区原工程兵政治部宣传助理员，在沈阳军区召开的学雷锋座谈会上，举着一张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言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
　　座谈会上坐在张峻旁边的张兴吉记得，当时张峻刚刚发言了两三分钟，说到毛泽东题词时，声音越来越大，越讲越激动，主要在说这个题词不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是沈阳军区的赖政委发起的。然后突然没了声音，张兴吉扭头一看，张峻倒下了。没有漂亮的豪言壮语，只是这样，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