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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结合西藏当前生态移民中部分移民可能沦为贫困人口的现实情况，提出生态移民存在不安全感，这不仅来自经济方面，而且来自社会、政治等的不安全，而政府应该满足其安全需要是解决生态移民避免沦为贫困人口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西藏；生态移民；安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7.75； 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1-0037-04
一、引 言
生态移民工程是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工程，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的采取了这一工程形式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态移民工程除了保护生态环境之外，同时也为生态移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往往与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西藏，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①，但是人类在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式的利用中，西藏乃至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面临危机。针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状况，我国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采取了生态移民工程项目，以改善、恢复生态环境，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
学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研究颇多，但是对于移民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不够。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学术倾向：一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计算入手，选择移民策略，忽视移民之后的长期发展问题。侯东民（2002）认为，草原生态恶化是由于人口压力造成的，应该采取劳动力流出的办法，减缓草原生态压力[1]。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生活在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劳动力而言，他们大多是不具备这样的流出能力。二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移民后的适应性问题。有学者从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化适应性出发，侧重从政府决策层面探讨生态移民问题，[2]有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移民后如何解决移民的宗教性需求问题。[3-4]从这一视角分析是有意义的，但学者们仅仅是“向后看”，是一种静态的、不变的[光看待移民的心理适应性问题，没有看到移民身心的动态变化问题。三是从移民后社会利益整合角度研究移民安置问题。有学者注意到了移民后的利益冲突，提出从立法和公众参与的角度促进移民社会的整合[5-6]。也有人认为移民的过程是原有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即就是移民身心调试的过程。[7]还有学者从工程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西部生态移民问题，认为西部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镶嵌在西部社会的结构之中，生态移民的成功是将移民市民化，[8]其所构想的移民市民化的政策建议，可能因为生态移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的人力资源状况不相契合，而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具体到西藏生态移民研究，相关论述并不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只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印象与调查，还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大都忽略了生态移民后可能出现的移民陷入贫困境地的可能。本文通过重温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结合西藏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图揭示生态移民后的农牧民的行动逻辑以及政府安置生态移民的行动逻辑，说明政府除了推行现行的移民政策之外，更应充分考虑生态移民的安全需要，避免其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
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及其理论延展
从西藏生态移民村的实际调查发现，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所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为其移民提供较之移民前较好的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却出现部分移民贫困化现象。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疑惑提供一个可能的启示。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对东南亚稻农行为的分析放置在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当中。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并非不想进行经济算计，而是其所处的生存状况不允许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无从进行算计。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从农民所处的实际境况出发进行研究的策略是符合实际的。东南亚的气候条件，易于使部分地区发生旱涝，导致耕畜死亡瘟疫，收成季节毁坏粮食的风灾、雨灾等灾害的发生。这一切都使该地区的农民充满了对“糟糕的收成所带来的食物短缺”的畏惧。这样的生态环境及其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农民经常面临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而周期性的粮食危机深刻影响着稻农的习惯与生存方式。“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样的处境，使得农民生活在生存最底线，安全第一成为农民在选择中的首要原则，用斯科特的话就是“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9]也就是说，农民的理性选择不只是指经济收入最大化，经济安全也是理性考虑的选项。农民不仅有经济生活，而且在经济之外的安全需要（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也应包括在生活范围之内，特别是当这些安排关乎生存保障的底限时。
“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成为农民耕作者的主导价值，是他们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沉淀，是其在不断地实践当中达到的共识性行动的内容。要达到“安全第一”这一目标，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广泛的采取“互惠”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在每一个类似场合，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明白，它可以得到类似的回报性服务。在一个村子里，同样的原则常常促成了食物资源的交换。受到巨大压力的家庭可以指望得到小康家庭的帮助，并且盼望着情况逆转时予以报答”。[9]“亲友们帮助他，正是有个心照不宣的关于互惠的共识；他们的帮助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以便有朝一日需要帮助时能得到兑付”。[9] “在人际交往中，互惠起着核心道德准则的作用。生存权利实际上界定了在互惠基础上结成的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满足的最低需要。这两条原则同农民经济生活中生命攸关的需要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在许多具体的社会模式中，而这些社会模式将其力量和延续性归之于农民能够施加的道德认可的力量”。[9] 同时，斯科特分析了东南亚稻农在被迫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对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来说，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9]斯科特深刻的分析了殖民统治者将东南亚农民社会强行地卷入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给其带来的痛苦和不安，“第一，它迫使农民家庭进一步走出自我消费性生产，进一步走进市场经济。第二，免费的大自然赠品的丧失，加上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的衰落，使得乡村穷人维持不愁吃穿日子的可能性大大减少”。[9]
尽管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述的内容并不能直接解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农民问题。但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认识农民，对当前我们社会工作者而言是有警示作用的，提示我们不应忽视农民行动背后深层次逻辑，特别是当前在政府试图通过生态移民改善移民者生存状态的工作中，更应从安全经济学标准考虑问题。
同样，斯科特对东南亚稻农“安全第一”、“避免风险”的行为逻辑精辟判断，对我们深入认识西藏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充分考虑生态移民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避免部分移民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发生。正如斯科特所言，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的错误与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没有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三、迁移农牧民贫困风险分析
不管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还是从西藏现实的生态状况来看，生态移民工程不失为一项改变藏族农牧民生活生产状况，恢复西藏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尽可能防止生态移民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从实际的调查来看，迁移出来的农牧民面临以下困境：
（1）原有生存手段的丧失，市场的风险加大。移民前，广大农牧民祖祖辈辈依靠畜牧业与采集业世代为生，草原、土地，这些资源“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满足了农牧民的生存需要，是“家庭借以维持闲居生活的最基本资源”，维持着农牧民的生存繁衍。而移民之后，这些本属于自己的天然资源被剥离，原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复存在，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生存环境，所有这些对移民者而言必然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适应期。但是，从生态移民的实际调研来看，政府没有设计一个较为妥善的办法，使他们有一个适应新环境的时间和适应锻炼机会。这样一来，移民者极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在调研中，我们时常听到移民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里东西太贵，以前好多东西都不花钱，现在都得花钱买”。“现在吃肉、喝奶，烧粪都得花钱，以前可不是这样”，等等这样的话语。从移民不安的神态，以及不知明天将会如何的话语中，能够感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和不安。我们感到，生态移民面临一个陌生环境，个体常会因过去习惯和熟练的“自然态度”无法有效地应付当下的状态而感到受挫、困惑和焦虑，其所产生的安全危机感体现在方方面面。
（2）人力资本与市场经济难以契合。生态移民前，农牧民大多居住在相对封闭，远离城镇，且海拔较高的牧区，大多数移民之前很少与外界交往或根本就没有与外界交往。广大农牧民的文化程度低下，人力资本类型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契合。这就造成新移民难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社会交往不畅，这样至少导致两方面不利情况的发生：一是市场竞争力不强，可就业的行业范围受到限制，且工资不高、收入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难以积累人力资本。斯科特一再提出警示，“对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来说，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9]二是由不安，导致逃避现实，消极对待生活。由于移民受其世代沉积下来的文化习俗的影响，应对多变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明显的产生不适应感，较难融入新的生活环境。这使得他们易于产生逃避现实，试图重新回到原来的环境当中。这种不安全感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加剧了“安全第一”的处事方式，而不是以市场经济理性来行事。
（3）原有的社会网络不复存在，而新的社会网络还需时间建立。由于西藏生态移民从原来生态脆弱、封闭的环境迁移到人口相对集中、社会相对开放的陌生环境当中，使得农牧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断裂或重建困难，这直接导致原有的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复存在，个人的生活意义发生彻底改变，随着产生生存不安情绪，生活预期下降。另外，由于积极的社会资本的下降与缺失，促使生态移民对新环境下社会网络的疏离、疏远，封闭自己，陷入一个“再社会化”的困难窘境，社会不安全感上升，急迫需要来自社会给予的安全感。
（4）生态移民与原居住地居民在集体资源产权竞争中处于劣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西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集体产权还尚不规范，因集体产权不明而发生的冲突时有发生。而在生态移民与原居住居民之间这样的利益冲突就更多。周雪光（2005）认为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反映了这个组织与其内外环境之间长期稳定的各种纽带关系，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相互依赖。②如此看来，集体产权问题将成为生态移民生活生产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限制生态移民发展的一个制约瓶颈。加之技能、习惯、经验等的局限，生态移民很难在本地可利用的公共资源中获得改善生计的机会和空间。
四、政府在生态移民行动中的逻辑
目前，生态移民是由政府主导，在发展主义框架内展开的，生态移民的利益仍然容易被忽视和侵害。政府在设计、组织、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往往存在指导思想不全面，理解狭隘，重视人口迁移，忽视生态移民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社会意识等现实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农牧民的实际需要和诉求。尽管政府积极为生态移民提供尽可能的资金补助，希望移民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但从服务内容来看，更多的局限于物质补偿，而未能提供诸如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来消除新移民的不安全感问题。
同时，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的认为，生态移民是会受到广大移出者的支持和欢迎的，政府认为生态移民为移出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而移出者又没任何损失，是无偿获利的群体。低估了移民的安全需求，高估了政府自身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结果移民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的生存资源和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充分而平等的新成员应有的资格和获利能力，安全感消失。 应该讲，生态移民不是政府出于自利目的，纯粹为自己作打算，问题是其行动的同时，未能很好理解移民的诉求。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如果不将生态移民的安全需要作为基本出发点，自以为是对生态移民有利的政策，最终很可能被移民认为是对自身的一种残酷的剥夺。
五、政策趋向
从西藏生态移民整体来看，他们面临着从就业不安全到文化心理欠安全的状态，因此，生态移民进一步加强使用安全经济学标准，是大有必要的。鉴于地方政府还将继续推进西藏生态移民工程的进程，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下一步的政策趋向问题。
（1）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结构状态下，地方政府往往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采取冒进的行为来实施生态移民工作，无视移民安全需求，高估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生态移民工程政治化。因此，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从当地的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合理安排生态移民工程项目，不冒进、不跃进。
（2）要有效推进生态移民工程的开展，应着力解决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缩短生态移民的“再社会化”的时间，加快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再就业能力、生存竞争能力、社会事务参与能力，满足对其生存安全的需要。
（3）纠正忽视农牧民感受，无视农牧民理性的错误行为，回到对生态移民的细致入微的研究中，从农牧民切身感受出发，解决好生态移民可能沦为贫困人口问题。
（4）深入实际，对有可能沦为贫困户的生态移民做好预防措施，做到有的放矢。政府在做好经济补助之外，应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可能沦为贫困人口的生态移民进行前期帮扶，使其尽可能自食其力，在安全感增强的过程中，形成长期人生规划，促进社会发育程度的提高。
[注 释]
① 其主要表现在，它是地球上巨大的基因库、全球气候的重要启动器、周边地区的固体水库与江河之源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源与生态屏障。
② 按照周雪光对产权的理解，可以推出以下结论，有利于对本问题的认识，即要理解产权就要对其所处环境，特别是非经济环境加以认识，它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产生的；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具有持续性、双边性或多边形的社会关系；产权是建筑在广泛的制度保障、共享知识的基础之上的。
[1] 侯东民.草原人口生态压力持续增长态势与解决方法[J].中国人口科学，2002（4）：63-69.
[2] 祁进玉.草原生态移民与文化适应——以黄河源头流域为个案[J].青海民族研究，2011（1）：50-60.
[3] 徐君.割舍与依恋——西藏及其他藏区扶贫移民村考察[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19.
[4] 李生，韩广富.生态移民对文化变迁作用的思考——以内蒙古草原生态移民为例[J].探索，2012（5）.
[5] 于存海.论西部生态贫困、生态移民与社区整合[J].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04（1）：128-133.
[6] 陈阿江，等.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0（6）：81-85.
[7] 黎昕.社会学视野下的工程移民问题研究[J].福建论坛，2001（9）：74-77.
[8] 赵文龙.工程与社会：一种工程社会学的初步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65-69.
[9]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显，刘建，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A Poverty Risk Research on Tibetan Ecological Migration
——the Security Economics Concerning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ibet
Li Jig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Xianyang 712082，China）
Abstract： Employing Scott's "safety first" theory of economics on peasants，this paper discussed a reality tha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immigrants in Tibet may shift into poverty population and put forward that insecurity emotion does exist among these ecological immigrants，which derives not only from the economic aspect，but also from the social，the political and other sources. Therefore，to fulfill the security demands of the ecological immigrants could be one of the solutions，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o avoid these immigrants shifting into poverty population.
Key words： Tibet；ecological emigration；safety economics
（责任编辑：李 萌）
[关键词]西藏；生态移民；安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7.75； D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1-0037-04
一、引 言
生态移民工程是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工程，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的采取了这一工程形式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生态移民工程除了保护生态环境之外，同时也为生态移民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往往与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作为青藏高原主体的西藏，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①，但是人类在无节制的开发和掠夺式的利用中，西藏乃至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面临危机。针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状况，我国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采取了生态移民工程项目，以改善、恢复生态环境，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
学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研究颇多，但是对于移民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不够。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学术倾向：一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计算入手，选择移民策略，忽视移民之后的长期发展问题。侯东民（2002）认为，草原生态恶化是由于人口压力造成的，应该采取劳动力流出的办法，减缓草原生态压力[1]。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生活在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劳动力而言，他们大多是不具备这样的流出能力。二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移民后的适应性问题。有学者从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化适应性出发，侧重从政府决策层面探讨生态移民问题，[2]有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讨了移民后如何解决移民的宗教性需求问题。[3-4]从这一视角分析是有意义的，但学者们仅仅是“向后看”，是一种静态的、不变的[光看待移民的心理适应性问题，没有看到移民身心的动态变化问题。三是从移民后社会利益整合角度研究移民安置问题。有学者注意到了移民后的利益冲突，提出从立法和公众参与的角度促进移民社会的整合[5-6]。也有人认为移民的过程是原有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即就是移民身心调试的过程。[7]还有学者从工程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西部生态移民问题，认为西部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镶嵌在西部社会的结构之中，生态移民的成功是将移民市民化，[8]其所构想的移民市民化的政策建议，可能因为生态移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的人力资源状况不相契合，而不符合现实的情况。
具体到西藏生态移民研究，相关论述并不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只是一些比较表面的印象与调查，还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大都忽略了生态移民后可能出现的移民陷入贫困境地的可能。本文通过重温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结合西藏生态移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图揭示生态移民后的农牧民的行动逻辑以及政府安置生态移民的行动逻辑，说明政府除了推行现行的移民政策之外，更应充分考虑生态移民的安全需要，避免其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
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及其理论延展
从西藏生态移民村的实际调查发现，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所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为其移民提供较之移民前较好的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却出现部分移民贫困化现象。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疑惑提供一个可能的启示。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对东南亚稻农行为的分析放置在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当中。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并非不想进行经济算计，而是其所处的生存状况不允许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无从进行算计。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斯科特从农民所处的实际境况出发进行研究的策略是符合实际的。东南亚的气候条件，易于使部分地区发生旱涝，导致耕畜死亡瘟疫，收成季节毁坏粮食的风灾、雨灾等灾害的发生。这一切都使该地区的农民充满了对“糟糕的收成所带来的食物短缺”的畏惧。这样的生态环境及其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农民经常面临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尤其是粮食危机，而周期性的粮食危机深刻影响着稻农的习惯与生存方式。“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样的处境，使得农民生活在生存最底线，安全第一成为农民在选择中的首要原则，用斯科特的话就是“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典型的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9]也就是说，农民的理性选择不只是指经济收入最大化，经济安全也是理性考虑的选项。农民不仅有经济生活，而且在经济之外的安全需要（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也应包括在生活范围之内，特别是当这些安排关乎生存保障的底限时。
“安全第一”的生存理性成为农民耕作者的主导价值，是他们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沉淀，是其在不断地实践当中达到的共识性行动的内容。要达到“安全第一”这一目标，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广泛的采取“互惠”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在每一个类似场合，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明白，它可以得到类似的回报性服务。在一个村子里，同样的原则常常促成了食物资源的交换。受到巨大压力的家庭可以指望得到小康家庭的帮助，并且盼望着情况逆转时予以报答”。[9]“亲友们帮助他，正是有个心照不宣的关于互惠的共识；他们的帮助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以便有朝一日需要帮助时能得到兑付”。[9] “在人际交往中，互惠起着核心道德准则的作用。生存权利实际上界定了在互惠基础上结成的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必须得到满足的最低需要。这两条原则同农民经济生活中生命攸关的需要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在许多具体的社会模式中，而这些社会模式将其力量和延续性归之于农民能够施加的道德认可的力量”。[9] 同时，斯科特分析了东南亚稻农在被迫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对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来说，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9]斯科特深刻的分析了殖民统治者将东南亚农民社会强行地卷入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给其带来的痛苦和不安，“第一，它迫使农民家庭进一步走出自我消费性生产，进一步走进市场经济。第二，免费的大自然赠品的丧失，加上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的衰落，使得乡村穷人维持不愁吃穿日子的可能性大大减少”。[9]
尽管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所述的内容并不能直接解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农民问题。但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认识农民，对当前我们社会工作者而言是有警示作用的，提示我们不应忽视农民行动背后深层次逻辑，特别是当前在政府试图通过生态移民改善移民者生存状态的工作中，更应从安全经济学标准考虑问题。
同样，斯科特对东南亚稻农“安全第一”、“避免风险”的行为逻辑精辟判断，对我们深入认识西藏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充分考虑生态移民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避免部分移民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发生。正如斯科特所言，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的错误与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没有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
三、迁移农牧民贫困风险分析
不管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出发，还是从西藏现实的生态状况来看，生态移民工程不失为一项改变藏族农牧民生活生产状况，恢复西藏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尽可能防止生态移民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从实际的调查来看，迁移出来的农牧民面临以下困境：
（1）原有生存手段的丧失，市场的风险加大。移民前，广大农牧民祖祖辈辈依靠畜牧业与采集业世代为生，草原、土地，这些资源“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满足了农牧民的生存需要，是“家庭借以维持闲居生活的最基本资源”，维持着农牧民的生存繁衍。而移民之后，这些本属于自己的天然资源被剥离，原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复存在，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生存环境，所有这些对移民者而言必然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适应期。但是，从生态移民的实际调研来看，政府没有设计一个较为妥善的办法，使他们有一个适应新环境的时间和适应锻炼机会。这样一来，移民者极易陷入贫困的境地。在调研中，我们时常听到移民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里东西太贵，以前好多东西都不花钱，现在都得花钱买”。“现在吃肉、喝奶，烧粪都得花钱，以前可不是这样”，等等这样的话语。从移民不安的神态，以及不知明天将会如何的话语中，能够感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和不安。我们感到，生态移民面临一个陌生环境，个体常会因过去习惯和熟练的“自然态度”无法有效地应付当下的状态而感到受挫、困惑和焦虑，其所产生的安全危机感体现在方方面面。
（2）人力资本与市场经济难以契合。生态移民前，农牧民大多居住在相对封闭，远离城镇，且海拔较高的牧区，大多数移民之前很少与外界交往或根本就没有与外界交往。广大农牧民的文化程度低下，人力资本类型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契合。这就造成新移民难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社会交往不畅，这样至少导致两方面不利情况的发生：一是市场竞争力不强，可就业的行业范围受到限制，且工资不高、收入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难以积累人力资本。斯科特一再提出警示，“对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们来说，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9]二是由不安，导致逃避现实，消极对待生活。由于移民受其世代沉积下来的文化习俗的影响，应对多变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明显的产生不适应感，较难融入新的生活环境。这使得他们易于产生逃避现实，试图重新回到原来的环境当中。这种不安全感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加剧了“安全第一”的处事方式，而不是以市场经济理性来行事。
（3）原有的社会网络不复存在，而新的社会网络还需时间建立。由于西藏生态移民从原来生态脆弱、封闭的环境迁移到人口相对集中、社会相对开放的陌生环境当中，使得农牧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断裂或重建困难，这直接导致原有的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复存在，个人的生活意义发生彻底改变，随着产生生存不安情绪，生活预期下降。另外，由于积极的社会资本的下降与缺失，促使生态移民对新环境下社会网络的疏离、疏远，封闭自己，陷入一个“再社会化”的困难窘境，社会不安全感上升，急迫需要来自社会给予的安全感。
（4）生态移民与原居住地居民在集体资源产权竞争中处于劣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西藏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集体产权还尚不规范，因集体产权不明而发生的冲突时有发生。而在生态移民与原居住居民之间这样的利益冲突就更多。周雪光（2005）认为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反映了这个组织与其内外环境之间长期稳定的各种纽带关系，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相互依赖。②如此看来，集体产权问题将成为生态移民生活生产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限制生态移民发展的一个制约瓶颈。加之技能、习惯、经验等的局限，生态移民很难在本地可利用的公共资源中获得改善生计的机会和空间。
四、政府在生态移民行动中的逻辑
目前，生态移民是由政府主导，在发展主义框架内展开的，生态移民的利益仍然容易被忽视和侵害。政府在设计、组织、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往往存在指导思想不全面，理解狭隘，重视人口迁移，忽视生态移民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社会意识等现实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农牧民的实际需要和诉求。尽管政府积极为生态移民提供尽可能的资金补助，希望移民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但从服务内容来看，更多的局限于物质补偿，而未能提供诸如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来消除新移民的不安全感问题。
同时，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的认为，生态移民是会受到广大移出者的支持和欢迎的，政府认为生态移民为移出者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而移出者又没任何损失，是无偿获利的群体。低估了移民的安全需求，高估了政府自身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结果移民一方面失去了原有的生存资源和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充分而平等的新成员应有的资格和获利能力，安全感消失。 应该讲，生态移民不是政府出于自利目的，纯粹为自己作打算，问题是其行动的同时，未能很好理解移民的诉求。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如果不将生态移民的安全需要作为基本出发点，自以为是对生态移民有利的政策，最终很可能被移民认为是对自身的一种残酷的剥夺。
五、政策趋向
从西藏生态移民整体来看，他们面临着从就业不安全到文化心理欠安全的状态，因此，生态移民进一步加强使用安全经济学标准，是大有必要的。鉴于地方政府还将继续推进西藏生态移民工程的进程，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下一步的政策趋向问题。
（1）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结构状态下，地方政府往往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采取冒进的行为来实施生态移民工作，无视移民安全需求，高估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生态移民工程政治化。因此，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从当地的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合理安排生态移民工程项目，不冒进、不跃进。
（2）要有效推进生态移民工程的开展，应着力解决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缩短生态移民的“再社会化”的时间，加快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再就业能力、生存竞争能力、社会事务参与能力，满足对其生存安全的需要。
（3）纠正忽视农牧民感受，无视农牧民理性的错误行为，回到对生态移民的细致入微的研究中，从农牧民切身感受出发，解决好生态移民可能沦为贫困人口问题。
（4）深入实际，对有可能沦为贫困户的生态移民做好预防措施，做到有的放矢。政府在做好经济补助之外，应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对可能沦为贫困人口的生态移民进行前期帮扶，使其尽可能自食其力，在安全感增强的过程中，形成长期人生规划，促进社会发育程度的提高。
[注 释]
① 其主要表现在，它是地球上巨大的基因库、全球气候的重要启动器、周边地区的固体水库与江河之源以及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源与生态屏障。
② 按照周雪光对产权的理解，可以推出以下结论，有利于对本问题的认识，即要理解产权就要对其所处环境，特别是非经济环境加以认识，它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产生的；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具有持续性、双边性或多边形的社会关系；产权是建筑在广泛的制度保障、共享知识的基础之上的。
[1] 侯东民.草原人口生态压力持续增长态势与解决方法[J].中国人口科学，2002（4）：63-69.
[2] 祁进玉.草原生态移民与文化适应——以黄河源头流域为个案[J].青海民族研究，2011（1）：50-60.
[3] 徐君.割舍与依恋——西藏及其他藏区扶贫移民村考察[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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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verty Risk Research on Tibetan Ecological Migration
——the Security Economics Concerning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ibet
Li Jig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Xianyang 712082，China）
Abstract： Employing Scott's "safety first" theory of economics on peasants，this paper discussed a reality that part of the ecological immigrants in Tibet may shift into poverty population and put forward that insecurity emotion does exist among these ecological immigrants，which derives not only from the economic aspect，but also from the social，the political and other sources. Therefore，to fulfill the security demands of the ecological immigrants could be one of the solutions，which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o avoid these immigrants shifting into poverty population.
Key words： Tibet；ecological emigration；safety economics
（责任编辑：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