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黄慕兰
　　整理/涵子
　　
　　她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关于她的故事鲜为人知。
　　1998年，在纪念百年周恩来的电视剧中，恩来同志对邓大姐讲：“黄慕兰来电话说，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周恩来提到的“黄慕兰”确有其人，并且至今仍健在。
　　这位百岁老人除了听力不太好，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特别是细致并不见衰老的皮肤及笑起来的样子，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美丽。这位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中从事秘密地下革命工作的老人，一生坎坷崎岖，为了革命，1942年被囚重庆，后被营救出狱。解放后50年代，因错案受审身陷囹圄近20年。她一生的情感经历也是一波三折。
　　对于黄慕兰而言，1931年是难忘的一年，也是对于党的历史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是她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从而保护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撤离；因为她的机智勇敢，顺利完成了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
　　以下是黄慕兰老人的自述：
　　
　　秘密接受营救关向应的任务
　　
　　1931年1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非常艰巨繁重。专门负责营救工作的党的外围组织互济总会在徐家汇附近开了一个店，作为与在龙华监狱里被关押的同志们的秘密联络地点。经时任中央特科科长陈赓同志提名、周恩来同志批准，由我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为什么要确定我呢？这就涉及到我的家庭以及我在武汉时的社会关系。我在武汉工作时，认识许多社会各界上层人士，特别是妇女界的著名人士如何香凝、宋庆龄等。而我的父亲在长沙岳麓书院任主任时，许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和新旧军阀的子女们，都曾是父亲的学生，如谭嗣同、黄兴等。
　　刚一担任营救部长，我就接到上级交给的重要任务：营救团中央书记关向应同志。1931顾顺章叛变，仓促之时未能及时通知到关向应，关不幸被捕，但他的身份一直未暴露。
　　我被安排到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络点住下来。这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白俄公寓，这里的房租及伙食并不便宜，公寓内有电话，方便联络，室内有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因为我要负责对外联络，必须有一个符合身份、可以接待外人的地方，才不至于引起怀疑。我们选租的这个房间，窗口正对着弄堂口，能看见从马路上走进来的人，便于观察。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上层妇女，烫了头发，脚穿一双半高跟鞋，穿一件很漂亮的旗袍。至此，我的营救工作开始了。
　　
　　进步青年陈志皋担任关向应的辩护律师
　　
　　组织上物色了一位名叫陈志皋的进步青年律师为关向应辩护。陈是何许人？因之后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曾在上海法租界做过18年的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是一位开明法官，释放过许多坚持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会员。陈老先生在当时的上海滩很受大家尊重。陈志皋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左倾思想，还是当时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正因陈志皋的家庭背景和身份，非常适合开展营救工作，所以组织上就物色了他。我见到陈志皋后就告诉他，我的丈夫宛希严（著名共产党人，曾任地下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赣西南地区特委书记，1928年，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牺牲，此时的黄慕兰已与共产党人贺昌结合。笔者注）牺牲后留下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我独身一人前往上海找工作，我要营救的人是我去世丈夫的好朋友。陈志皋很同情我，当即同意接受这个案子。
　　


　　审理关向应一案的法官叫赵韵逸，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年轻人，他家和陈家大概也有世交关系，所以陈老先生一个电话就把他约来了。在陈家，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席间，陈老先生对赵法官说：“这位黄小姐是我的干女儿，她的表兄（即关向应）是做生意的，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上海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了起来，可能你们抓错人了吧？有什么证据吗？”赵法官说：“没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是做生意的。”陈老先生就说：“没有证据怎么能随便抓人呢？这个案子是志皋接办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放了他吧。”赵法官忙说一定照办。
　　饭后，我就赶紧将这个情况向组织上汇报，大家都觉得营救工作大有希望，很高兴。同时，我也向组织上汇报了陈老太爷突然宣布我是他干女儿的事。组织上则认为这更有利于掩护我的工作，所以之后不久，我就备了一份厚礼到陈家正式行拜干爹、干妈。
　　
　　第一时间获知向忠发叛变并及时报告
　　
　　1931年秋天的一天下午，陈志皋约我到东华咖啡馆喝咖啡，正巧碰上他的同学曹炳生。曹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两个老同学见面，分外开心，坐下就天南海北地聊开了。陈志皋问：“最近你们巡捕房有什么新闻吗？”曹小声地说：“有啊，南京政府派人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60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10万块钱才抓获的。”我一旁听着，装着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继续喝咖啡。接着曹又说：“这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招供了。”我心里紧张地琢磨起来，这人是谁呢？突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笔者注）。
　　这可是一件大事，必须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于是，我假装头疼要回家休息，陈志皋信以为真让司机送我回家了。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给潘汉年（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笔者注）同志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当面告诉他。潘很快来了，我就把曹炳生说的这些情况告诉了他，并把自己的分析也说了出来。潘汉年听了之后也认为是向忠发。潘汉年匆匆走了。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暂时由康生负责。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后在街上转了几圈，确定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到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让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一家法国人开的饭店暂时避一避。到了晚上11点钟左右，中央领导们都穿着西装，扮成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饭店，没有引起丝毫怀疑。那天晚上，特科的两位同志扮成小贩，挑着馄饨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所住的地方观察，果然，夜里一点多，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领着巡捕房的人去了。这领着去的人不用问，就是向忠发了。第二天，恩来同志召见我，并表扬了我。几天后，向忠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国民党将向忠发抓获后，就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蒋介石回电“就地正法”，审讯向忠发的人接着又打去电报说向已自首。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个电报发过来，那收到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邀功请赏，就把向忠发枪决了。
　　在很长时间里，中央对向忠发叛变一事没有公开。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我的名字和作用。
　　
　　关向应被营救出来之后仍时时惦记我
　　
　　这期间，我同时也在忙于营救关向应的工作。陈老先生给赵法官打去电话催问，赵说他已决定对李犯（关向应入狱后用的假名）无罪释放了，只是与同案的另一人在口供上有点出入，正在核对当中。陈老先生又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以他的名义给李书记官送去鸦片。最后，李书记官看在陈老先生的情面上，将两人的口供改为一致。得知消息后，我高兴地把这情况告诉丈夫贺昌。那几天，贺昌即将前往苏区，我则留下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当晚我们依依惜别。（贺昌曾任中共南方局、北方局书记。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与项英、陈毅等被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一次在江西会昌遭敌伏击，被包围了七天七夜后，弹尽粮绝，壮烈牺牲。笔者注）
　　


　　过了一段时间，龙华监狱通知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说可以去保释关向应出狱了。我就和陈志皋乘坐小汽车前往接关向应。我因在龙华监狱坐过牢，狱中有许多人都认识我，所以不便下车，就陈志皋一人去办理有关手续。关向应在狱中已知道组织营救他的情况，他连连对陈志皋说着谢谢。车子将关向应接上后一路开到早已订好房间的东方饭店。然后关向应就和潘汉年同志见了面，之后，潘便将关向应接到了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里。后来，关向应在延安生病期间了解到我仍在白区坚持工作时很惦念我，他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啊！”
　　陈志皋在我的影响下，充分利用他的律师身份和社会关系，热情地出面托人、请客，四处奔走，从来没有接受过我党的任何报酬，为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出了大力。比如，在我和陈志皋的幕后策划下，还成功营救了陈赓同志和廖承志同志等。几年时间里，我和陈志皋在险风恶浪中同甘共苦、肝胆相照、并肩战斗，自然也产生了相当的感情。最后我终于答应了陈志皋的求婚，1935年和他结婚。婚后，陈志皋才对我说他早就知道我没有脱离共产党（黄慕兰过去对陈志皋假称自己已脱党。笔者注）。
　　陈志皋于1950年离开我及孩子从上海前往香港，后到台湾，1988年病逝台北。
　　（感谢黄慕兰老人的女儿陈大中为该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黄慕兰简历：1907年生，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1926年秋始，历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中共江西省、中共中央暨南方局、北方局秘书兼机要员。1931年春，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55年，因错案长期接受审查。1980年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1994年离休，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