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一个极重享食并将其与自己的仕途挂钩的人。清同光年间，宫内的食制是：皇帝每餐四十八味，称“全份”;皇后吃半份，二十四味;妃子四分之一份，十二味;其余以次递减。照例，王公重臣有机密要事进见的，也赐“半份”，但多不敢领受，一方面是出于谨慎，另一方面是吃后付不起赏钱，所以才会宁肯挨饿。那时的“宫门费”是怎样的？《清朝野史大观·清宫大贿赂场》中记了这么一段：“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索贿五十金，后妃依次各有差。”这是说，连皇帝向慈禧问个安，都要付出五十两银子的过门钱，臣属要求见，那得被勒索多少？这种贿赂风气至慈禧死后依然如故。袁世凯在辛亥年间东山再起，经常进宫见隆裕太后。赐食时，小德张为了讨好于袁，破例供应全份。袁这时已有取清而代之的野心，竟毫不推辞，全份受用。每次餐后，赏赐食的太监，一出手就是数千金。太监们领受之余，诧为豪举，而袁毫无吝色，若无其事。我想，袁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惜挥金去吃皇帝的“全份”，固然有权势熏灼、轻宫欺主的成分，却也能反映他的嗜食心理，乘机尝试享用御膳的排场。
　　袁世凯奢食崇补，据袁当临时大总统时即为袁府管家的陶树德回忆，袁习惯于清晨五时许起床，洗漱后批阅文件，“然后喝茶或牛肉汁、鸡汁。七时进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汁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的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从中可见，袁不仅一日食饮七八次，而且多用大补强身、壮阳滋阴者。由于长期食用此类补品过度，致使袁经常牙齿疼痛，大便秘结，每隔二三日就要唤来医生治疗或灌肠……这些事情外人是难以知晓的。陶树德没有说明袁的午餐和晚餐的用馔细情。据袁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其父最爱吃清蒸鸭子，尤其是冬天每餐必吃，再就是好吃红烧肉和肉丝炒韭黄等。又据光绪末年做过内阁中书的徐珂记道：“袁慰亭内阁世凯喜食填鸭，而此填鸭之法，则日以鹿茸捣碎，与高粱调和而饲之。而又嗜食鸡卵，晨餐六枚，佐以咖啡或茶一大杯，饼干数片，午餐又四枚，夜餐又四枚。其少壮时，则每餐进每重四两之食磨（馒头）各四枚，以肴佐之。”从中亦可见，袁不仅嗜好重荤之馔，饭量还奇大，久而久之则具负面作用，等于是给他的过度进补火上浇油。
　　常言道：病从口入。为强身壮阳而嗜好补品荤物，同样贻害于身。袁从二十多岁就嗜补品，“常常是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著吃”。但是，就中医的医理来说，人参、鹿茸等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吃，日子长了，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健康呢。何况，在袁的平日饮食习惯中，又难以寻到蔬果、菌耳的踪迹。
　　袁世凯这样奢食崇补，当然是有原因的。他妻妾成群，计有九位，她们为袁生有十七个子女。陶树德回忆，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多肥头大耳，一如乃父，稍长即均不结实矣。当时北京城就流行了这么一句歇后语：‘大总统的儿子——人参鹿茸。’即指此”。袁认为，要强身健体，补血益精，优生后代，就得久赖补品之功。但越是这样，越是“相反相济”，加剧了自身隐疾。因为这类东西不是任人随意服食的，服食的量数也应当有所节制。像袁这样一意孤行，嗜补无度，隐疾焉能不伺机而发？对此，袁在临终前才幡然省悟，黯然叹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是不能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