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石们的身份焦虑：
名利十字架，灰色政商局
2001年，在“王石Online”首页的第一行，王石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那时，哈维尔在中国还不太出名，整个商业界也正陶醉于新经济的诞生及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亢奋之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已经病了。
大概是在2010年，他首次对外透露了事实：“从1994年到1997年间，我三年连续体检的结果是，我的心肌功能0分……我在去西藏登山之前腰椎有个血管瘤，压迫到我的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的诊断，几乎宣布我必须坐轮椅了，随时可能瘫痪。”
这种疾病的焦虑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在某种意义上，王石好像有着一种很深重的“病人情结”。
王石把万科当成了“病人”，它超速长大青春激荡，病疾常常莫名发作，因而必须时时警觉，日日维新；王石把房地产业当成了“病人”，它暴利惊人游戏诡异，充斥着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须让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当成了“病人”，在没有约束、众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这个时代也当成了“病人”，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们真正的渴望？因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
敬畏源于对未来的不可知，源于对自我身份的迷茫。这一代企业家，他们享受改革红利，但又觉得这种红利来的并不安全。他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可思议，都超出以往的经验值，他们的成功几乎都凭借无畏的勇气和对秩序的破坏，对命运的西西弗斯式的嘲笑构成一代人共同的姿态。
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破坏的终极很可能是对破坏的坚持，若没有新的建设，破坏本身将成为新的破坏的开始。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正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成功。
曾经的首富宗庆后被砍，这个事件看似偶然，实际上便是社会对财富失衡的一种反应。荣誉与财富如同两根木棒，架于这一代企业家的脊背之上，便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够带来的快乐并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么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赘，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负担。
他们与政府微妙的政商关系，也让他们的不安感日益增加，他们不愿去介入公共事务，柳传志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在此之前，他还这样说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马云、马化腾的技术恐惧：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随时烟消云散
对新兴的互联网大佬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背负，他们在新一轮信息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对他们而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互联网快速革命，也让他们坐立不安。
在去年某开业仪式上，腾讯CEO马化腾坦言，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越来越看不懂了，是最大的担忧。
马化腾举了个例子：“现在美国一个非常火的发送照片的平台，特别火爆。但是我用起来觉得很没意思，包括现在很多互联网产品，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马云的担忧则是微电商，尽管美国上市成为首富，但这个庞大帝国看起来并不安全。如今，微信小店、京东“购物”入口先后上线，加上微信第三方电商平台频繁发声，微电商一时花样层出，相比之下，马云重金所推的来往却是一片萧条。
他被腾讯的微信弄得焦头烂额，也处于明显的焦虑中：内部强行推广“往来”；匆忙推出手机游戏；收购微博；甚至传出入股360的消息（马云曾经扬言：阿里与360 永远不合作！）！
马化腾呢？也未必轻松，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看似牢不可破，其实都有大的危机，稍微把握不住这个趋势的话，其实就非常危险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随时烟消云散。
和14年前互联网浪潮一样，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给企业界带来无穷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转型的危机和被淘汰出局的恐慌。
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说：“我不希望被人遗忘，不希望成为一个过去的传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跟我说，算了算了，老头你别跟我们玩了，那我就是被淘汰了，我的生活就从舞台中心偏移了。我不待见这个。”
李阳、荣兰祥的“王国”暴力：控制与失控
作为这个时代的商业英雄，企业家的控制欲常常被解释为一种霸气，这种霸气能够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扎到最快捷的成功方式。
成功证明了他们似乎无所不能，让他们搭建起了自己的王国，在这里，他们可以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伦理关系蜕变为了市场关系，夫妻父子成了员工下属，李阳、荣兰祥的家暴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一种王国情绪的必然。
家暴事件被媒体曝出时，李阳正在准备一场演讲，他花了两个小时不停告诉自己要镇定，他必须按既定计划完成自己的演讲。于是，接下来三天，他就那么硬着头皮站在上海数百名孩子的母亲面前大讲特讲家庭教育问题，台下，听众的神情讳莫如深，一份份摊开的当地报纸赫然整版刊登着关于他的家暴事件。
即便在这个关口，他依然相信自己的控制力。
强势人物都有一套强大的方法论。荣兰祥就很自信，他认为任何事情只要他能控制到位，没什么办不了的。和李阳一样，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人，往往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据媒体报道，随着学校越做越大，孔素英称荣兰祥本来就火暴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他找了小三，开始越来越严重地打骂妻子。据孔素英回忆，2007年5月的一天，荣兰祥因为琐事打骂她，并拿了两把菜刀将孔素英的左胳膊和后背砍伤。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把控制自己，当成行为模式的人，也会尝试去控制他人。在工作中，他会尝试控制下属；在培训中，会尝试对学员的控制；在家庭中，他也自然而然地，会去控制家人。
当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遇到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时，他就会尝试加强控制，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而暴力就是其中的一种常见方法。
但是，控制的反面是：失控。一个人越是想要控制的时候，往往出现失控的几率会越高。
一个人过度压榨自我，对自己要求过严，不给心灵休息和放松的时候，他在某一方面可能会自控很好、自律很严，但在另一个方面，就可能失控。有时候，一个人在人前有多光鲜亮丽、阳光激情，在人后，就可能有多阴暗自卑。
名利十字架，灰色政商局
2001年，在“王石Online”首页的第一行，王石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那时，哈维尔在中国还不太出名，整个商业界也正陶醉于新经济的诞生及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亢奋之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地产界的风云人物，已经病了。
大概是在2010年，他首次对外透露了事实：“从1994年到1997年间，我三年连续体检的结果是，我的心肌功能0分……我在去西藏登山之前腰椎有个血管瘤，压迫到我的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的诊断，几乎宣布我必须坐轮椅了，随时可能瘫痪。”
这种疾病的焦虑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在某种意义上，王石好像有着一种很深重的“病人情结”。
王石把万科当成了“病人”，它超速长大青春激荡，病疾常常莫名发作，因而必须时时警觉，日日维新；王石把房地产业当成了“病人”，它暴利惊人游戏诡异，充斥着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须让欲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当成了“病人”，在没有约束、众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这个时代也当成了“病人”，物欲横流，价值多元，到底什么是人们真正的渴望？因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
敬畏源于对未来的不可知，源于对自我身份的迷茫。这一代企业家，他们享受改革红利，但又觉得这种红利来的并不安全。他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可思议，都超出以往的经验值，他们的成功几乎都凭借无畏的勇气和对秩序的破坏，对命运的西西弗斯式的嘲笑构成一代人共同的姿态。
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破坏的终极很可能是对破坏的坚持，若没有新的建设，破坏本身将成为新的破坏的开始。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正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成功。
曾经的首富宗庆后被砍，这个事件看似偶然，实际上便是社会对财富失衡的一种反应。荣誉与财富如同两根木棒，架于这一代企业家的脊背之上，便成了“名利的十字架”。它能够带来的快乐并不如旁人所看到的那么多，相反，它沉重而累赘，久而久之，竟是生命的负担。
他们与政府微妙的政商关系，也让他们的不安感日益增加，他们不愿去介入公共事务，柳传志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在此之前，他还这样说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马云、马化腾的技术恐惧：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随时烟消云散
对新兴的互联网大佬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背负，他们在新一轮信息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对他们而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互联网快速革命，也让他们坐立不安。
在去年某开业仪式上，腾讯CEO马化腾坦言，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越来越看不懂了，是最大的担忧。
马化腾举了个例子：“现在美国一个非常火的发送照片的平台，特别火爆。但是我用起来觉得很没意思，包括现在很多互联网产品，不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马云的担忧则是微电商，尽管美国上市成为首富，但这个庞大帝国看起来并不安全。如今，微信小店、京东“购物”入口先后上线，加上微信第三方电商平台频繁发声，微电商一时花样层出，相比之下，马云重金所推的来往却是一片萧条。
他被腾讯的微信弄得焦头烂额，也处于明显的焦虑中：内部强行推广“往来”；匆忙推出手机游戏；收购微博；甚至传出入股360的消息（马云曾经扬言：阿里与360 永远不合作！）！
马化腾呢？也未必轻松，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业看似牢不可破，其实都有大的危机，稍微把握不住这个趋势的话，其实就非常危险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可能随时烟消云散。
和14年前互联网浪潮一样，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革命，给企业界带来无穷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转型的危机和被淘汰出局的恐慌。
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说：“我不希望被人遗忘，不希望成为一个过去的传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跟我说，算了算了，老头你别跟我们玩了，那我就是被淘汰了，我的生活就从舞台中心偏移了。我不待见这个。”
李阳、荣兰祥的“王国”暴力：控制与失控
作为这个时代的商业英雄，企业家的控制欲常常被解释为一种霸气，这种霸气能够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扎到最快捷的成功方式。
成功证明了他们似乎无所不能，让他们搭建起了自己的王国，在这里，他们可以高高在上，俯视众生——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伦理关系蜕变为了市场关系，夫妻父子成了员工下属，李阳、荣兰祥的家暴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一种王国情绪的必然。
家暴事件被媒体曝出时，李阳正在准备一场演讲，他花了两个小时不停告诉自己要镇定，他必须按既定计划完成自己的演讲。于是，接下来三天，他就那么硬着头皮站在上海数百名孩子的母亲面前大讲特讲家庭教育问题，台下，听众的神情讳莫如深，一份份摊开的当地报纸赫然整版刊登着关于他的家暴事件。
即便在这个关口，他依然相信自己的控制力。
强势人物都有一套强大的方法论。荣兰祥就很自信，他认为任何事情只要他能控制到位，没什么办不了的。和李阳一样，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具有强烈控制欲的人，往往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据媒体报道，随着学校越做越大，孔素英称荣兰祥本来就火暴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他找了小三，开始越来越严重地打骂妻子。据孔素英回忆，2007年5月的一天，荣兰祥因为琐事打骂她，并拿了两把菜刀将孔素英的左胳膊和后背砍伤。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把控制自己，当成行为模式的人，也会尝试去控制他人。在工作中，他会尝试控制下属；在培训中，会尝试对学员的控制；在家庭中，他也自然而然地，会去控制家人。
当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遇到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时，他就会尝试加强控制，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而暴力就是其中的一种常见方法。
但是，控制的反面是：失控。一个人越是想要控制的时候，往往出现失控的几率会越高。
一个人过度压榨自我，对自己要求过严，不给心灵休息和放松的时候，他在某一方面可能会自控很好、自律很严，但在另一个方面，就可能失控。有时候，一个人在人前有多光鲜亮丽、阳光激情，在人后，就可能有多阴暗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