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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抗疫简史》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剑光教授的一部著作，这本书由新华出版社于大年初六紧急出版，能让读者从古代抗击疫情的经验中借鉴一些防治疫病的方法和措施。
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流行就已经很多见，在赵国和秦国等地也曾经多次发生比较严重的疫病。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据历史记载曾经发生了16次大大小小的疫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疫病高发期，战争动乱加剧了疾病的扩散，人们在无助中痛苦生活。隋唐两宋时期也发生过多次疫情，多在长安、汴梁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明清时期疫病发生更为频繁，明朝发生疫病超过180次，平均每2.34年就会有一年疫病流行。《清史稿》记载清朝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几乎接近统治历史的一半时间。
《中国抗疫简史》
然而，限于当时的医学条件和人们对病毒的粗略认知，起初古人往往把遏制疫情的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神灵和巫术上。愚昧和无知，让当时的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但也为一代代医者积累了宝贵的抗疫经验。后来，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的健康理念的逐步增强，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开始有了飞速的提升。
后来，人们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四时皆有疠疫”的高度，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经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逸周书·大聚篇》中记载疫病流行时“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经出现。
每当大疫降临，智慧的古人并没有被各类疫病所吓倒，而是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斗疫人物和斗疫故事。人们发现，即使旧的疫情频繁发生，新的疫情更是时有发生，但应对疫病的举措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从古时开始，针对疫情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隔离。一旦有病患出现，不仅病患要隔离，接触过病患的人也都要隔离，避免人员流动带来交叉感染。
夏商周时期对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扩散的思想就已经产生。政府除了对灾疫严重的地区实行免交和缓交赋税的优惠政策外，还将遏制疫情效果明显的药方公之于众，刊刻在各主要道口，以惠于民;同时指派医生携带药品到乡村巡视，使疫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据书中记载，为了使疫病患者能够得到集中诊冶，我国从秦朝开始就修建了一些隔离点，在北齐时期就有了专门的隔离治疗场所——“病人坊”。这些举措在“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上，可谓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宋代又出现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这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小汤山医院”。
之前看过的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京城爆发了疫情，当局政府当机立断，迅速采取封城措施，避免人口的流动，连输送物资也绝不打开城门，依靠绳索把城门之外的物资吊起拔到城门之上。清末的《鼠疫抉微·避疫说》中记载，在平时要洒扫房屋，使其清洁光明，避免去阴暗潮湿处居住。埋葬死老鼠时要掩鼻转脸，不能接触死鼠之气。农人不要赤脚，必须穿上鞋子以隔绝地气。倘若怀疑自己感染了鼠疫，要搬出家里，到大树当风处居住，一定要高床高凳，不能接近地面。这些记载几乎都符合预防医学的要求，既重视了对死鼠的及时处理，又提出了预防以及治疗方法。
在疫情治疗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会研制各种药物来对抗疫病。但医药的研制是一个长期过程，医生也要在临床实践中逐渐研制针对病情的特效药。
传播普及医学知识也是抗击疫病的重要措施，唐五代时期曾编撰简明版医书张贴于街道巷口，唐天宝年间皇帝命令各级长官把《广济方》抄录下来在各村要道予以公示，宋朝时期则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制医书向百姓发放。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有院士、专家钟南山、李兰娟及张文宏这样的著名医生适时为公众答疑解惑，在古时也有这样的人。
书中列举了一些医术高超、不畏艰险、救民于水火的斗疫勇士。他们中既有孙思邈、张仲景等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医，也有朱震亨、叶天士等民间名医，也不乏苏轼、蒙哥汗等一些以偏方治瘟（瘟疫）的历史名人。他们或献“神药”、或施妙手、或集百家之长，以各自的方略，为人民解除病痛，产生了张仲景的“六经八纲”说、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法等系列医学思想，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克疫理论，对于指导当时的抗疫斗疫，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不仅诗歌和书法风格豪放，治疫也很豪放。他曾两次被外放到苏州，且两次都赶上苏州大疫。苏轼虽仕途不顺，但爱民之心仍存。他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烧粥施舍给穷人，并煎药让无钱请医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了医生在杭州城内一个坊一个坊地去治病，不遗弃任何一个没钱治病的穷人，最终救活了大批病人，后人将永远铭记。
因杭州疫情嚴重，苏轼还发动民间财力支援抗疫救灾。他自己以身作则，首先献出个人黄金五十两，再加上他筹措到的官府纹银二千两，创办起一所病坊，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病坊设立前后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可以这么说，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集资合办的传染病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崇宁初年，朝庭除了设立专门收治病人的安济坊之外，还会对每位医生建立技术档案，医治病人时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
个人防护方面，古人的抗疫意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并达到了较高水平。他们不仅严格做到人畜分居，而且也会勤洗手面、勤洗澡，力求最大限度地隔绝病毒，以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些防控措施已经经过历史的证明，成了我们抵御病毒的良方妙药。
明朝的吴有性著有《瘟疫论》，他对流行病学的论述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有二：一是空气传染，一是接触传染。这一传播途径的发现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针对此传播途径进行防护大概就是后来人们发明口罩的初衷吧。
疫病历史早已有之
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流行就已经很多见，在赵国和秦国等地也曾经多次发生比较严重的疫病。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据历史记载曾经发生了16次大大小小的疫情。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疫病高发期，战争动乱加剧了疾病的扩散，人们在无助中痛苦生活。隋唐两宋时期也发生过多次疫情，多在长安、汴梁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明清时期疫病发生更为频繁，明朝发生疫病超过180次，平均每2.34年就会有一年疫病流行。《清史稿》记载清朝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几乎接近统治历史的一半时间。
然而，限于当时的医学条件和人们对病毒的粗略认知，起初古人往往把遏制疫情的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神灵和巫术上。愚昧和无知，让当时的人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但也为一代代医者积累了宝贵的抗疫经验。后来，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人们的健康理念的逐步增强，人们对疫病的认识，开始有了飞速的提升。
防疫措施有迹可循
后来，人们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四时皆有疠疫”的高度，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经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逸周书·大聚篇》中记载疫病流行时“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经出现。
每当大疫降临，智慧的古人并没有被各类疫病所吓倒，而是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斗疫人物和斗疫故事。人们发现，即使旧的疫情频繁发生，新的疫情更是时有发生，但应对疫病的举措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从古时开始，针对疫情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隔离。一旦有病患出现，不仅病患要隔离，接触过病患的人也都要隔离，避免人员流动带来交叉感染。
夏商周时期对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扩散的思想就已经产生。政府除了对灾疫严重的地区实行免交和缓交赋税的优惠政策外，还将遏制疫情效果明显的药方公之于众，刊刻在各主要道口，以惠于民;同时指派医生携带药品到乡村巡视，使疫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据书中记载，为了使疫病患者能够得到集中诊冶，我国从秦朝开始就修建了一些隔离点，在北齐时期就有了专门的隔离治疗场所——“病人坊”。这些举措在“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上，可谓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宋代又出现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这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小汤山医院”。
之前看过的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中，京城爆发了疫情，当局政府当机立断，迅速采取封城措施，避免人口的流动，连输送物资也绝不打开城门，依靠绳索把城门之外的物资吊起拔到城门之上。清末的《鼠疫抉微·避疫说》中记载，在平时要洒扫房屋，使其清洁光明，避免去阴暗潮湿处居住。埋葬死老鼠时要掩鼻转脸，不能接触死鼠之气。农人不要赤脚，必须穿上鞋子以隔绝地气。倘若怀疑自己感染了鼠疫，要搬出家里，到大树当风处居住，一定要高床高凳，不能接近地面。这些记载几乎都符合预防医学的要求，既重视了对死鼠的及时处理，又提出了预防以及治疗方法。
在疫情治疗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会研制各种药物来对抗疫病。但医药的研制是一个长期过程，医生也要在临床实践中逐渐研制针对病情的特效药。
传播普及医学知识也是抗击疫病的重要措施，唐五代时期曾编撰简明版医书张贴于街道巷口，唐天宝年间皇帝命令各级长官把《广济方》抄录下来在各村要道予以公示，宋朝时期则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制医书向百姓发放。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有院士、专家钟南山、李兰娟及张文宏这样的著名医生适时为公众答疑解惑，在古时也有这样的人。
书中列举了一些医术高超、不畏艰险、救民于水火的斗疫勇士。他们中既有孙思邈、张仲景等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医，也有朱震亨、叶天士等民间名医，也不乏苏轼、蒙哥汗等一些以偏方治瘟（瘟疫）的历史名人。他们或献“神药”、或施妙手、或集百家之长，以各自的方略，为人民解除病痛，产生了张仲景的“六经八纲”说、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法等系列医学思想，这些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克疫理论，对于指导当时的抗疫斗疫，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不仅诗歌和书法风格豪放，治疫也很豪放。他曾两次被外放到苏州，且两次都赶上苏州大疫。苏轼虽仕途不顺，但爱民之心仍存。他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烧粥施舍给穷人，并煎药让无钱请医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了医生在杭州城内一个坊一个坊地去治病，不遗弃任何一个没钱治病的穷人，最终救活了大批病人，后人将永远铭记。
因杭州疫情嚴重，苏轼还发动民间财力支援抗疫救灾。他自己以身作则，首先献出个人黄金五十两，再加上他筹措到的官府纹银二千两，创办起一所病坊，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病坊设立前后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可以这么说，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集资合办的传染病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崇宁初年，朝庭除了设立专门收治病人的安济坊之外，还会对每位医生建立技术档案，医治病人时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
个人防护方面，古人的抗疫意识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并达到了较高水平。他们不仅严格做到人畜分居，而且也会勤洗手面、勤洗澡，力求最大限度地隔绝病毒，以确保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些防控措施已经经过历史的证明，成了我们抵御病毒的良方妙药。
明朝的吴有性著有《瘟疫论》，他对流行病学的论述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有二：一是空气传染，一是接触传染。这一传播途径的发现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针对此传播途径进行防护大概就是后来人们发明口罩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