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很难想象，一个公元2世纪后期至3世纪初距今近1800百年前的“中青年”，不仅写出了流畅自然，富有民歌色彩的歌行体诗，特别是竟能作出五卷本的言简意赅、贴近创作实践，直至今天仍有启示价值的文艺理论文章；而且其人还并非单纯的“专业作家与评论家”。你道怪也不怪？
　　但这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此人就是曹操的次子、史称“三曹”之一的曹丕（字子植）。此人从一个方面讲，在表面平凡甚至憨厚之态的遮掩下，承继乃父威权霸业志在必得，而且得力于司马懿、华歆等權谋家暗点或明唆的有效支持，在相搏争夺中逐渐占得先机，居于不可比拟的优势； 其弟曹植被排挤出局，丕仍然步步进逼，所谓“七步诗”的故事就是其弟几被挤向悬崖的象征性一幕。与之同时，在乃父曹操死后，丕终于彻底废掉了傀儡皇帝刘协，成为曹魏的第一代皇帝。从这一方面来看，好像此君日日夜夜都在与心腹权臣竭尽阴谋以实现“大业”。
　　这些先不说它，因为许多事情都是统治者及其家族子弟间为获取极权所必然，还能指望他们一个个都是谦谦君子，如故事传说中那样“孔融让梨”般地温良恭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还要说的是：自丕登基到去世的七年间，由他独当一面自领大魏的军政勋业似乎并无多大起色，能够“守成”就算不错，对照先王孟德公，他在手扼军政大轴转动寰宇的能力上显见不足； 真正的实权还有向极擅隐忍的权谋家司马父子暗转之势，而丕似乎淡化了乃父生前的提示，临终前还将懿公作为托孤大臣而倚重。部分原因也许是出于无奈，谁叫自己早于年长近十岁的“老师”匆匆地“走”了呢？悲夫？
　　不过，且慢，客观公正的后世人千万莫要忽略了此公的另一面，那就是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文艺理论方面的独特造诣和成就。他的著述很多，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形式多样，自成风格，抒情意味中极富人生况味世事沧桑。仅以许多人所熟悉的“燕歌行”为例，它不唯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最古的七言诗，也是幅制较长的“中篇抒情诗”。全诗句句押韵，明丽却又深沉，无疑是一首思、情、音韵俱佳的力作。如果说以诗歌创作而言他在“三曹”中尚不为奇（因其父曹操古朴苍劲的四言诗之老到，其弟曹植风雅瑰丽的大量诗赋，各领风骚），而他的诗文评论乃至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不仅在魏晋时期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今天的《典论·论文》只是他五卷《典论》中的一篇。此篇在我大学的古代文艺理论课中，除《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外，单篇文章中最重点的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足见其被重视之程度。“论文”中最抢眼之说则是将文学的精神价值作为“软实力”提升至空前高度，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文学作品“以气为主”。此处的“气”，不少人解释为“气势”，不能说不对，却不够全面，亦未触及到内质之深度。“气”，含有气格、气质、气韵等深层感觉。气度、气势的风神和仪态。他还主张作品忌呆板与单调，认为“文非一体，各有专长”，实际上已接触到作品的不同风格问题； 而且认为对不同的风格应予以尊重，不可强力致之。为此，他对建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作了深入浅出的评判、分析。如说“徐幹有齐气”。“齐气”，应作何理解？土味儿？地方特点？有人以为此说有贬意，实则从本质上说是：有独具的地方色彩和本土气息。
　　最可贵的是，一篇近1800年前的文艺理论文章，读之半点也无遥不可及之虞，而且不乏现代感。你道怪也不怪？从这一方面看，这位魏文帝并非终日只是玩弄权机、一味过皇帝瘾的角色。他的诗作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文章，都不是偶一为之唾手可得的小摆设，肯定都是些很用心、很吃功夫的成品。试看当时三国的文士，更遑论当时其他帝王将相们，哪一位在文艺理论上能“玩”得过他？所以仅以“论文”为代表的五卷“典论”而言，便使我本来从小说和影视中获得的对此公的欠佳印象，应回归于较全面的理性为宜。一篇对后世产生了如此重要影响的文章，其价值较之生前多夺下蜀、吴的几个城池又当何如？尽管不便比拟，至少也耐人寻味。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