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很多国家，诸如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和韩国，已把创新制定为一项国家政策，因为创新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并拉动经济的发展。在这场各国的创新赛场上，大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比如，美国的大学，已经与联邦资助、私有研发等一起成为推动创新的发源地。此外，在技术周期短、更新快的时代，大学生对大学的要求也有所变化，比如，美国的大学生在要求大学向他们传授技术的同时，更要求大学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embraces　technology　and　helps　them　get　their　business　going）。
　　为此，美国各大学纷纷成立创新实验室、孵化器，把创新、创业融入到课程当中，注重创建研发链（基础、技术、推广）、产业链（产品、小试、中试、产业）和市场链（商品、流通、销售、服务）相衔接的创新体系。它们的口号是“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让创意的火花四溅。为了让创新与市场高度结合，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专门开设了《商业化科学》（Commercializing　Science）系列课程，除了教授同学们如何做一名商业家的ABC知识，还邀请知名商界校友，指导同学们如何把创新市场化。
　　目前，美国的大学有两个创新轴心：一个是以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为核心的西部轴心，信息产业在这里蓬勃兴起；另一个是以坐落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核心的东部轴心，这里聚集着大批高端的奇才、怪才。它们的创新主要集中在软件、芯片、医疗和能源四个方面，这与美国在新一轮的世界科技革命中的定位一致。其中，与软件有关的创新占绝对优势，比如，斯坦福大学的70%创新与软件有关，这也是信息化融入城市方方面面的一个表现。为了在创新中突出自己的优势，美国的大学已经形成各自的创新亮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号召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美国节能建筑的设计创新中心。
　　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在借鉴美国的大学在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所取得的经验的同时，也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道路。
　　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已建立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孵化器（中心），清华大学等还开创了特色实验班，比如，从2009年起清华大学制定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创建了六个班（数学班、物理班、化学班、生物班、信息班和钱学森班），提供宽松的政策，并赋予了各班首席教授相当大的自主办学权，如课程基本上都由首席教授决定。为了提高清华学子的创新能力，钱学森班拥有属于自己班级、由清华大学八个院系大“牛”教授们精心准备讲解的小班课程，老师“有院士、有系主任、有长江学者等等”。在课上，这些教授们会告诉钱学森班同学们各个领域最前沿的学术问题。钱学森班不但请国外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来演讲，而且还特别邀请国外教授直接给钱学森班同学开课。此外，每位钱学森班同学都有机会去国外的知名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学期（有关报道请见2012年11月《大学生·能力博士》的《本科生也能搞出大科研——清华大学钱学森班创新方式培养人才》）。
　　我国大学的这种精英式创新能力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目前还只能覆盖少数大学生。而且，我国大学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总体上仍以竞赛为导向，比如我国大学生经常夺得国际的嵌入式软件设计大赛的冠亚季军。即使加入导师的实验室做项目，取得了科技创新，却鲜有应用创新，并把创新项目商业化。
　　为了培养我国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个人认为，我们不妨充分发挥他们乐于“找答案”“勤奋努力”的特点，出台鼓励政策，比如设立国家、省部级挑战赛——针对一个个具体实际问题向我国大学生发出挑战，从而建立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创新能力培养机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