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本系列丛书的编选顺序，《诗经选》理当排在首位。不过，小读者真正对《诗经》产生兴趣，试图翻阅求解，也许是在十二三岁、上了初中之后了。毕竟，今天的教育生态已经和古代截然不同。在古代，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常常是孩子们较早接触到的文化经典。这大概与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并且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不无关系。
　　关于《诗经》是怎样产生的，大致有采诗、献诗、作诗、删诗、正诗等几种说法。其中，删诗说和正诗说都与孔子有关。如《史记》就以为，古时流传的诗歌约有三千余首，后经孔子之手，加以删订，去其重复，编为新书，“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不过，说孔子对《诗经》做了那么大的“手术”，似乎不太可信，所以，删诗说一直备受质疑。别的不说，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其所观之乐，就大抵与今本《诗经》内容相合，而那一年，孔子才不过7岁。《论语》中也有两条“内证”，一是《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是《子路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都足以证明，孔子之时，诗三百篇的规模可能早已定型了。
　　那么，孔子是否与《诗经》全无干系呢？当然不是。我们根据《论语·子罕篇》孔子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记载，大体可以推知，孔子在晚年，确实对《诗经》做过基于音乐不同而加以刊正、分类的整理工作，奠定了《诗经》的大体格局，所以，“正诗”一说应该是可信的。
　　《诗经》初名为“诗”，又称“诗三百”，汉以后始称为“经”，与《书》《礼》《乐》《易》《春秋》，合称为“六经”（《乐》亡佚而称“五经”）。一部典籍能够进入“经”的行列，也就意味着，她被视为整个民族文化源头性质的“元典”，具有某种神圣性质和教化功能，这样的经典在古代被称作“圣经”，也就是“圣贤经典”的意思。研究这些“圣经”的学问，被称作“经学”，自汉迄清，“经学”一直居于学术象牙塔的塔尖，也是古代学者共同追求的名山事业，历代著名的哲人文豪，要么具有很高的经学修养，要么本身就是经学家。
　　然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学被弃若敝屣，一蹶不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灵根倒悬，花果飘零。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也经历了一个不易觉察的“降格”过程。比较显著的例子是，1925年9月，胡適在武昌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劈头就说：“《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现在看来，胡适的观点其实大有问题。以“经史子集”四部而论，他是一下子把《诗经》从“经部”，连降三级，径自扔到“集部”中去了！胡适的说法，彻底动摇了《诗经》之所以为“诗经”和“诗教”的基础，从此以后，青年人只把《诗经》当作“古代歌谣的总集”来看，甚至大学里也只有中文系才学习《诗经》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百年沧桑，弹指一挥！时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21世纪。值得欣慰的是，今日之中国，传统文化一阳来复，百废待兴，如《诗经》这样的民族文化元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像《论语》一样，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必读书，亦未可知。
　　对于现代人而言，我们固然可以从古人的文化视角中跳脱出来，各取所需地对待古代文献，但，任何一个民族，保持对民族文化经典的基本敬畏和感恩之心，还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否则，只把经典当作死的知识，或是这样那样的“材料”，以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经典，久而久之，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种精神品性和生命元气便会萎靡凋零，消磨殆尽！换句话说，把文化经典当作“历史材料”来使用，而非“精神养料”来吸纳，不仅不是什么文化革新，反而是一种“很没文化”的表现。
　　事实上，我们认识《诗经》，完全可以从孔子的一句话入手。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你们年轻人为何不去学习《诗》呢？《诗》三百篇，既可以兴发志意，萌生感动；又可以观察风俗，考见得失；既可以让人合群乐群，和而不流；又可以怨刺讽谏，抒解哀愁。就近处讲，可以用来奉事父母；就远处讲，可以用来奉事君上。还可以多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哩！”
　　——“兴观群怨”，是说《诗经》的社会功能：“兴”发挥的是情感功能，“观”发挥的是政教功能，“群”发挥的是社交功能，“怨”承担的是讽谏功能。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说《诗经》的伦理功能。涉及“五伦”中的父子、君臣二伦，此二伦又维系着夫妇、兄弟、朋友等三伦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诗大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说《诗经》的认知功能。《诗经》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故三国时东吴学者陆玑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专门研究《诗经》中的动植物。民国学者胡朴安也著有《诗经学》一书，指出：“《诗经》一切之学，包括文字、文章、史地、礼教、博物而浑同之。”其中“博物”之学，便是建立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基础上的专门学问。
　　你看，在孔子眼里，《诗经》简直是“多功能”的经典，包罗万象，彻上彻下，可大可久，左右逢源！
　　不仅如此，孔子所谓的“多识”，其实还有更深的文化内涵。为什么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呢？并非仅仅出于“认知”的需要，还有“生命”本身的需要。《中庸》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鸢飞鱼跃，生意无穷，皆有助于君子体察天地之道，养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心和爱心。钱穆《论语新解》论此一章说：“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
　　所以，读《诗经》，不仅要用心，用情，还要用智慧，甚至用生命！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孔子会用“思无邪”三字概括《诗经》？为什么受过“诗之教”的人会变得“温柔敦厚”？又是为什么，中国人，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我们的童年，都曾经热爱过诗？我们的情感生活，都一直离不开诗？
　　以上是我们对《诗经》文化精神和价值的总体理解，说在前面，算是“导读”。关于《诗经》的具体历史背景、文化知识、精神内涵，我们会在每篇之后的“赏析”中予以介绍。
　　众所周知，《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含商、周、鲁三颂。本书从中精选出的80余首诗歌，约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涵盖了十五国风、雅、颂的每一部分，以便尽可能地展现《诗经》的总体风貌。这在众多《诗经》选本中并不多见。在参考文献上，我们以最为古老的齐、鲁、韩、毛四家诗的解释为基础，又借鉴朱熹《诗集传》以及清代、民国以来的多家注解，博采众长，深入浅出，个别篇章我们也试图翻出新意，有所发明。总之，本书是老、中、青三代学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我们力求在古老的《诗经》与青少年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方便而又可靠的桥梁，让《诗经》进入到更多现代人的青春岁月，陪大家经历，伴大家成长。
　　当然，由于文出众手，用力不均，加上出版时间紧迫，三位编者手头的工作繁多，本书必定存在不少问题，还请读者及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在此谢过！
　　是为前言。
　　（作者简介：刘永，文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