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沈从文为《沈从文小说选》写题记，提起近三十年风雨中死去很多人，总结自己如《庄子》中“樗栎之木，以不材而独全”，发出“转思生命感离奇，存在原因在忘我”的感慨。“忘我”一词，亦在沈从文1949—1988年的书信日记中频频出现。后半生中，沈从文提醒自己要“忘我”，陈述自己的“忘我”，勉励他人“忘我”，沈从文后半生如此频繁提“忘我”与前半生寻找“自我”意识形成反差。
　　1949年1月30日，沈从文在妻子张兆和的来信上批注：“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这样“我是谁”的自问，在多篇书信中呈现。对他而言，这不是新问题，以往他曾多次从生命历程的温习中获得当下的力量：三十年代，他通过自传寻到“我”；四十年代，在抽象地丧“我”时留下自我整理的文字；四十年代末，已在内外风雨交加中处于失“我”状态。1949年，累积的个人困境，在外界压力下陡然变为绝境，“我是谁”的问题迫切需要解答，生命似乎已断裂，探究艰难，答案游移。
　　2月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中，思绪在现实和过去中交替，“我是十八岁，廿八岁，还是四十八岁？”2月底《一个人的自白》和3月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也在做剖白和梳理的努力。2月2日，沈从文在清华园写信给张兆和时，说在重造自己。但这重造与后来所说的“忘我”并不同：“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沈从文希望妻子将爱给予下一代，而不是自己这只“沉舟”。这一方面是自弃，一方面也是自执。此后的弃世，更是“我”到了绝境的体现。
　　即使是这样，身体被从自杀中抢救过来后，精神上，沈从文还是坚持用寻“我”的老路自救。此后的迷茫状态中，不变的是顽强的思索探究。
　　表面上他已从“我”的丢失中恢复，实际还在反复。4月6日上午7时说，年前还清楚，目前又是混乱状态；8时则“我似乎已得回了我。……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5月30日日记中，又出现了“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到9月20日，“我站得住，我曾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仆，也还站得住”。他吃力地把“大而且旧的船”掉过头来。
　　决心掉头新生后，沈从文11月日记中写到学“忘我”：“学‘忘我’的确是一件大事，忘我的学，亦可知相当困难。忘成就易，忘痛苦难。”这里他所说的易忘的“成就”是指前一阶段的文学写作事业，果真是否易忘，难说。难忘的“痛苦”是指前一阶段成就意义完全的毁去：“任何人都可以把这个生命勤劳堆积物当成个垃圾堆，当成一种嘲讽。”
　　这样的状况下“忘我”，是又一种痛苦、牺牲：“然一蚁一蝇，其物固小，从错误中牺牲时，其为痛苦固与虎豹相同也。”
　　1950年4月左右，在致布德信中，他回顾自己的写作“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觉得自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张新颖先生《沈从文九讲》的第三讲分析过这种特别之处：“‘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从1950年致布德信中，可看出这种生命意志从“微笑”到“忘我”的延续。沈从文说“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从个‘成全一切’而沉默，转为‘积极忘我’”。他认为自己的“反报之爱”和读到过《旧约》的牺牲和成全精神相关，又想到《史记》中同样将不平转化成对人生的爱。
　　在艰难固执的寻“我”后，沈从文真的从自我生命历程中找到了面对当下的方法，即积极的“忘我”行动。“忘我”依据中，有自我检视生命历程后，对生命意志的发现和生命经验的借用——一种自我内部的延续。
　　二
　　沈从文在此时和此后提及“忘我”时，多将个人与群体联系在一起。书信日记中说“忘我”时，常提到一同努力的群体。他认为四面八方还有数量庞大的群体，同为国家建设努力奉献。
　　1952年在内江土改时，他感慨乡下小孩七八岁时就为国家发展出力，“情感愿望都和国家发展紧紧结合在一处”，是城市人比不上的。他劝家人多为国家做事，“这时节你们大致已早睡了，中国有万万人口区域，每个小小村子中，却在同样灯火下，有极严酷的斗争，在为彻底打垮地主阶级，进行不可想象的热烈而伟大斗争！”夜深人静，他严肃而心潮澎湃地给妻儿写信：“我们这个工作区域，不过三千人左右，但是同时却有五千万人区域，在用统一方式进行这种工作，共同将旧时代宣告结束，而促成新时代开始。”
　　回到北京，1953年给高植的信中写：“为万千守在机器边，和种种为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麻烦工作岗位上的人不断努力而发展。个人只是集体中一个小点，小得很！”1958年，“在任何时候，想到国家，想到六亿人的共同努力的理想，个人就觉得十分渺小”。
　　类似的说法在沈从文的书信日记中不胜枚举，给读者以沈从文身处火热之中的错觉。后半生，沈从文总惦念为国家的建立牺牲生命的群体。这成为沈从文说服自己“忘我”的又一理由。沈从文以他们与自己对比，觉得自己个体十分渺小。
　　然后来，沈从文不愿也不能融入这样的群体。1968年2月16日，沈从文给儿媳张之佩的信中有些委屈：“我还事实上把几个研究员揽不下的全揽下了。主观愿望如此好，而又济之十年努力，作了不止几个研究员工作，……我拼命在‘尽义务’，人却以为我‘有野心’。”1973年复两昆仲信中，担心“我这个‘垫脚石’在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天在什么新情况下，当真成为‘绊脚石’而踢开，是可以预料得到的”。1976年给虎雏夫妇写信，提到解放后在博物馆工作午休时被人落在库房中，他笑眯眯不生气，却被别人当作“文疯”。1982年复苏仲湘，说八十岁的自己“还必须深自警惕，把自我缩小到无可再小方式中，免得成为他人感觉上的‘绊脚石’。……如此一来，是否即可避免‘灾星当头’，殊难言也”。
　　三
　　沈从文在土改的“动”中感受到“静”的力量：“时代历史统统在计划中而动，自然景物还是十分沉静，对照下使人十分感动。”
　　因此，沈从文的“忘我”于群体中，即自觉承担起延续的责任。沈从文的延续方式，是在群体中寻求“忘我”的同类，从牺牲者群体里领悟责任态度，向下一代传递态度和知识。落实在事业上，是转行到文物研究中“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发现传统与传递知识。既是延续，又是起“打前站的卒子作用”。
　　沈从文对自然、人事情感、群体延续的捕捉中，有找寻自己位置的意识。1951年11月，感受到个体生命成熟的沈从文，就曾希望延续历史上屈原、司马迁、杜甫、曹雪芹的作为，还能在自己的文学本业上努力，并明确写出“要尽可能把工作和国家明天结合起来”。沈从文未能继续文学本业，但其愿望和行动延续下来。“忘我”于群体中，有沈从文对自己的定位：“时代大，个人小得很，惟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而又正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因为作为国家建设者的“自我”定位，才会有被派往四川土改后两年中的不氣馁，老人要“战胜热湿和滑倒的意料所及困难和体力上的意外困难”。沈从文在启程前说：“能和近半世纪以来一样，用一种极端朴素态度活下去，学下去，工作下去。”这透露出这样的“自我”中与前半生的延续关系。除了素朴的态度和士兵的勇气，还可以在沈从文后半生的“忘我”中见到前半生“自我”的许多影子。
　　1936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付一点儿责任，尽世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失，什么宜存在。”1943年在《长河》题记的末尾，他也说：“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影无踪。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诚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并重申《边城》题记中对读者的期望：“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种种与沈从文后半生“忘我”将自己定位在国家建设中也一致。
　　沈从文丰富的自我，在后半生“忘我”中继续延续。
　　（张新颖：《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