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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贪污罪的立法日趋完备，但随着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解决，例如，贪污数额采用固定数额模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宜采用弹性数额立法模式；缺乏关于共同贪污数额如何认定的规定，应予以补充；刑罚幅度偏大，贪污数额与法定刑的配置不够合理，需要调整；贪污罪情节的规定内涵模糊，可通过适当方式加以明确；对于累计贪污数额的规定与司法解释仍不精密，建议进行修正等等。本文，笔者仅从贪污罪刑种设置的角度谈谈完善贪污罪立法的几点建议，供立法机关参考。
贪污罪是职务犯罪也是贪利侵财型犯罪。犯罪主体多是国家工作人员，追求物质利益是其犯罪的主要目的。因此对贪污罪要从这两个方面予以打击，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增设贪污罪资格刑，剥夺犯罪分子职务及管理财物的权利，可以使犯罪失去再犯的客观条件。而增设罚金刑是要使罪犯得不偿失。“刑罚的痛苦必须足以抵消犯罪的快乐，方能起到防止犯罪之功效。”因此，笔者主张贪污罪应以资格刑和罚金刑为主，另外，根据犯罪危害程度及悔罪情况等，适当配置自由刑。
一、增设资格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在我国，资格刑主要是指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會、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重罪。对于贪污犯罪而言，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以外，没有规定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现实中，某些贪污犯罪分子被判刑后，特别是一些被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刑满或考验期满后，仍然可以担任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不合理的，减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的效能。
贪污罪增设资格刑，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优点：首先，剥夺犯罪分子相关职务，可减少其再犯可能性，从而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其次，如果刑法明确规定犯贪污罪就将失去职权，就会下岗，则可以警戒潜在的犯罪分子，教育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以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中也有资格刑的规定。例如，新加坡《防止贪污法》规定，如贪污罪成立，对行为人应处以不超过10万元的罚金或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对有贪污受贿等行为的公务人员一律除名，永远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此外，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贪污犯罪也规定了剥夺公权等资格刑。我国台湾地区“贪污治罪条例”第16条规定，对犯贪污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宣告褫夺公权。所谓褫夺公权，包括褫夺“公务员资格”和“公职候选人之资格”等。台湾地区“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规定，曾服公务有贪污行为，经判刑确定者不得为公务员。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33条规定，任何犯有贿赂罪者在10年内丧失担任、获选或获委任为行政局、立法局或市政局议员，或任何其他公共机构成员之资格。法庭可命令禁止该人继续在某法人团体、公共机构或商号等担任职务或职业，禁止期以7年为限。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立法技术将有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该公约第30条中就规定应设置资格刑。因此，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应当取其精华，增设资格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对贪污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会产生更好地预防他们再犯的刑罚效果。当然，我国的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含了民主权利和任职权利。这些权利是可分的，而适用时却是一并剥夺，违背了刑罚配置的节俭性和针对性。贪污犯罪行为人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剥夺其相关职务即可达到刑罚功能。因此，如何完善资格刑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
二、增设罚金刑
贪污罪虽然不再列入侵犯财产罪中，但就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目的来看就是贪财。对于贪利犯罪，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财产刑针对此类犯罪，效果会更好。但我国贪污罪的法定财产刑中只规定了没收财产，没有罚金刑的规定。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笔者认为对贪污罪增设罚金刑有如下优点：（1）贪污罪是贪利型犯罪，设置罚金刑可以增加犯罪分子犯罪成本，使他们感到犯罪无利可图，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2）对于贪污数额较小、罪行较轻的案件，罚金刑比没收财产刑更具合理性。（3）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贪污犯罪分子常采取各种转移财产的方法以逃避经济上的制裁，而罚金刑的强制缴纳、永久追（下转第160页）（上接第90页）缴性可沉重打击贪污分子。（4）罚金刑简便，易操作。一般来说，犯罪分子贪污财产越多，所处罚金数量越高，这种对应关系会极大的抑制其再犯。
当前，罚金刑已经被世界各国各地区广泛适用于惩治职务性经济犯罪，我国应当予以借鉴。例如新加坡《防止贪污法》在对犯罪的处罚上, 将自由刑与经济制裁相结合, 即对贪污贿赂者除给予刑事处罚外, 还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就包括判处罚金刑。此外，德国、法国、俄罗斯、泰国、韩国等国家也对贪污罪规定了罚金刑。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2条规定，对犯罪所得利益，法庭可以命令将其全部或指明的部分交付政府或公共机构。对不能解释之所得利益，法庭可以命令其交付一笔不超过该金钱资源或财产价值的款项。我国台湾地区“贪污治罪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对贪污犯罪所得财物，“应予追缴，并依其情节分别没收或发还被害人”，无法追缴时，则应追征其价款，或以其财产抵偿之。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我国贪污罪的法定刑中增设罚金刑。
三、废除死刑
对贪污罪等职务性的经济犯罪是否应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的热点问题。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对贪污罪最高刑规定为死刑，符合我国当前同这类犯罪斗争的实际情况。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尽快取消一切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尤其是那些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包括贪污罪）的死刑。
笔者认为对于贪污罪不应适用死刑，至少有以下理由：（1）贪污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最宝贵的。剥夺贪污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过于严厉。（2）死刑作为严酷的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我国明朝时曾对贪官施以酷刑，也没能遏止官吏的贪赃枉法。近些年来，对于贪污犯罪的打击力度很大，判处死刑的案件不少，但贪污犯罪仍然高发，而且数额越来越大。可见，死刑并没有起到立法者希望的效果。（3）在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贪污罪不适用死刑，并没有导致贪污犯罪的泛滥和失控，反而是反腐倡廉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4）近几年，大量贪官携巨款外逃。刑法中贪污罪死刑的规定可能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引渡，进而不利于追回赃款。（5）对死刑从限制到废除是国际社会的总趋势，我国政府已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限制乃至废除，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必然选择。据此，笔者建议，贪污罪的死刑应当废除。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法律系）
贪污罪是职务犯罪也是贪利侵财型犯罪。犯罪主体多是国家工作人员，追求物质利益是其犯罪的主要目的。因此对贪污罪要从这两个方面予以打击，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增设贪污罪资格刑，剥夺犯罪分子职务及管理财物的权利，可以使犯罪失去再犯的客观条件。而增设罚金刑是要使罪犯得不偿失。“刑罚的痛苦必须足以抵消犯罪的快乐，方能起到防止犯罪之功效。”因此，笔者主张贪污罪应以资格刑和罚金刑为主，另外，根据犯罪危害程度及悔罪情况等，适当配置自由刑。
一、增设资格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在我国，资格刑主要是指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會、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适用于重罪。对于贪污犯罪而言，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以外，没有规定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现实中，某些贪污犯罪分子被判刑后，特别是一些被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刑满或考验期满后，仍然可以担任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不合理的，减弱了刑法打击犯罪的效能。
贪污罪增设资格刑，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优点：首先，剥夺犯罪分子相关职务，可减少其再犯可能性，从而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其次，如果刑法明确规定犯贪污罪就将失去职权，就会下岗，则可以警戒潜在的犯罪分子，教育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以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中也有资格刑的规定。例如，新加坡《防止贪污法》规定，如贪污罪成立，对行为人应处以不超过10万元的罚金或不超过5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对有贪污受贿等行为的公务人员一律除名，永远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此外，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贪污犯罪也规定了剥夺公权等资格刑。我国台湾地区“贪污治罪条例”第16条规定，对犯贪污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宣告褫夺公权。所谓褫夺公权，包括褫夺“公务员资格”和“公职候选人之资格”等。台湾地区“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8条规定，曾服公务有贪污行为，经判刑确定者不得为公务员。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33条规定，任何犯有贿赂罪者在10年内丧失担任、获选或获委任为行政局、立法局或市政局议员，或任何其他公共机构成员之资格。法庭可命令禁止该人继续在某法人团体、公共机构或商号等担任职务或职业，禁止期以7年为限。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的立法技术将有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而该公约第30条中就规定应设置资格刑。因此，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应当取其精华，增设资格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对贪污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会产生更好地预防他们再犯的刑罚效果。当然，我国的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含了民主权利和任职权利。这些权利是可分的，而适用时却是一并剥夺，违背了刑罚配置的节俭性和针对性。贪污犯罪行为人是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剥夺其相关职务即可达到刑罚功能。因此，如何完善资格刑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探讨。
二、增设罚金刑
贪污罪虽然不再列入侵犯财产罪中，但就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目的来看就是贪财。对于贪利犯罪，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财产刑针对此类犯罪，效果会更好。但我国贪污罪的法定财产刑中只规定了没收财产，没有罚金刑的规定。
罚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笔者认为对贪污罪增设罚金刑有如下优点：（1）贪污罪是贪利型犯罪，设置罚金刑可以增加犯罪分子犯罪成本，使他们感到犯罪无利可图，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2）对于贪污数额较小、罪行较轻的案件，罚金刑比没收财产刑更具合理性。（3）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贪污犯罪分子常采取各种转移财产的方法以逃避经济上的制裁，而罚金刑的强制缴纳、永久追（下转第160页）（上接第90页）缴性可沉重打击贪污分子。（4）罚金刑简便，易操作。一般来说，犯罪分子贪污财产越多，所处罚金数量越高，这种对应关系会极大的抑制其再犯。
当前，罚金刑已经被世界各国各地区广泛适用于惩治职务性经济犯罪，我国应当予以借鉴。例如新加坡《防止贪污法》在对犯罪的处罚上, 将自由刑与经济制裁相结合, 即对贪污贿赂者除给予刑事处罚外, 还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经济制裁就包括判处罚金刑。此外，德国、法国、俄罗斯、泰国、韩国等国家也对贪污罪规定了罚金刑。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2条规定，对犯罪所得利益，法庭可以命令将其全部或指明的部分交付政府或公共机构。对不能解释之所得利益，法庭可以命令其交付一笔不超过该金钱资源或财产价值的款项。我国台湾地区“贪污治罪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即对贪污犯罪所得财物，“应予追缴，并依其情节分别没收或发还被害人”，无法追缴时，则应追征其价款，或以其财产抵偿之。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我国贪污罪的法定刑中增设罚金刑。
三、废除死刑
对贪污罪等职务性的经济犯罪是否应废除死刑，是我国刑法修改完善中的热点问题。有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对贪污罪最高刑规定为死刑，符合我国当前同这类犯罪斗争的实际情况。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尽快取消一切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尤其是那些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包括贪污罪）的死刑。
笔者认为对于贪污罪不应适用死刑，至少有以下理由：（1）贪污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最宝贵的。剥夺贪污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过于严厉。（2）死刑作为严酷的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我国明朝时曾对贪官施以酷刑，也没能遏止官吏的贪赃枉法。近些年来，对于贪污犯罪的打击力度很大，判处死刑的案件不少，但贪污犯罪仍然高发，而且数额越来越大。可见，死刑并没有起到立法者希望的效果。（3）在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贪污罪不适用死刑，并没有导致贪污犯罪的泛滥和失控，反而是反腐倡廉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4）近几年，大量贪官携巨款外逃。刑法中贪污罪死刑的规定可能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引渡，进而不利于追回赃款。（5）对死刑从限制到废除是国际社会的总趋势，我国政府已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死刑的限制乃至废除，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必然选择。据此，笔者建议，贪污罪的死刑应当废除。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