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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刊2013年第1期刊发了董登新教授《中国人口老年化养老保障问题研究》专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和关注。因此，本期又刊发了这篇专访。在这篇专访中，董新登教授就如何解决我国养老保障难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记者：董教授，我们又见面了。再次打扰您，还是就我国养老保障问题请教您。我国目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请您谈谈这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
董登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新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在基本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劳动贡献差别。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指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征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退休费用的制度。具体做法是，由社会保险机构或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计算基数与提取比例向企业和职工统一征收退休费用，形成由社会统一管理的退休基金，企业职工的退休费用由社会保险机构直接发放，或委托银行、邮局代发以及委托企业发放，以达到均衡和减轻企业的退休费用负担，为企业的平等竞争创造条件。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退休费用不仅在市、县范围内的企业之间进行调剂，而且在地区之间进行调剂，逐步由市、县统筹过渡到省级统筹。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8%。
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在城镇企业职工中强制执行，并在原则上覆盖具有城镇户口的灵活就业人员、自雇者及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
记者：现在社会上正在热议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把延长退休年龄作为解决养老保障难题的一个举措。可以说延长退休年龄，已成为敏感话题。据说，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有延长退休年龄的动议，请您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董登新：事实上，世界各国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各国民众均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各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却是高度统一，即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世界各国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做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弹性退休制度成为一种时尚。以美国为例，美国现行的“正常退休年龄”为66岁，也就是说，只要你年满66岁，而且终身缴费“积分”达到40分，你就能领取全额退休金。此外，为了惩罚提前退休，并奖励推迟退休，美国规定，提前退休最早不得早于62岁，而且领取养老金标准低于全额养老金，直至年满“正常退休年龄”。与此相反，美国鼓励推迟退休，即在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而不领取养老金，并继续缴费，这样可以追加缴费积分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累加至69周岁，推迟退休者在退休后可以领取高于“正常退休”养老金的支付标准。
过去，有些国家曾规定了强制性退休年龄，即到点必须退休，不能推迟退休，而现在这些国家大多已经取消了这类规定，只要你愿意，到了退休年龄你也可以不退休（不领取养老金），自主延长退休年龄。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允许提前退休后，边领取养老金边工作，但也有一些国家不允许这样做，假如你想提前退休后，边领取养老金边工作，那么，根据你退休后的工作收入，必须部分扣减你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不过，如果你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边领取养老金边工作，则不会扣减你的养老金发放标准。
2.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逐渐从“不统一”走向“完全一致”。因为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因此，女性退休年龄不必早于男性。
3.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大多都在65岁之上，而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大多已向60岁靠扰，两者差距不断缩小，不过，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正在赶超发达国家，如匈牙利、捷克、韩国等。
4.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工程，延长三、五岁，往往需要耗时数十年功夫来进行微调，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许多国家都设定了未来20年或50年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步骤与标准。
在国外，至少70%的民众都是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这是人性使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引发的争议，主要来自以下两类人群之间的观点分歧。一般地，处在高工资、高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健康的人，他们愿意推迟退休；而处在低工资、低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多病的人，则希望提前退休，越早越好。
记者：延长退休年龄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障难题呢，还是有其他理由呢？
董登新：延长退休年龄虽然有解决养老保障难题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客观上讲，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各国都拥有大体相当的理由，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不断地延长，人们要求工作的“不退休”年龄也会提高。比方，解放前，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改革开放前约为65岁；现在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3岁。目前，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更是超过78岁。
其二，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直接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在西欧许多国家，人口增长基本上保持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状态，在这些国家，劳动力不仅昂贵，而且短缺。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可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
其三，老年人标准发生变化。法定退休年龄是界定“老年人”的重要标志。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概念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医学科学证明：“未老先闲”会加速人体衰老与退化，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据科学预测，人类无疾而终的健康寿命应该是120岁。事实上，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平均寿命正在逼近90岁。也就是说，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具有旺盛的工作精力，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仍很年轻，比方中央领导人，以及巴菲特之类的企业家。 其四，人口老年化日益加重年轻人负担和财政压力。无论是现收现付制，抑或是完全积累制，在职人口都是社会养老的直接“缴费者”，而财政则更是国民“养老保底”的最后支付者。随着“不工作”人口的老年化比重不断提高，年轻人缴费负担和财政压力会越来越重，延长退休年龄成为减轻在职人口缴费负担和财政支付压力的最有效手段。
记者：目前，我国对退休年龄是如何规定的，您对延长退休年龄有什么建议呢？
董登新：在我国，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大体区分为三大类不同人群，并各有各自不同的标准：
第一类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
第二类是企业，企业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是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此外，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为男55周岁，女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50周岁，女45周岁。
第三类是自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农保，它规定的农民法定退休年龄为：男女统一为60岁。过去，在我国，农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和年龄标准。
在这三类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中，前两类我们从建国使用到今天，60多年一直固定不变，很显然，这已不合时宜。延长退休年龄必须提前部署，不能搞突然袭击。法定退休年龄，的确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变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国民高度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定退休年龄，更是一个万分理性的经济变量，它需要科学精算，超前谋划，果断决策，长远安排，它不以个人意志和民众偏好为转移。
在国外，延长退休年龄两至五岁，一般至少要提前10年至20年开始安排、布局，而且延长退休年龄必须是小步、渐进的，不能一步到位。比方，每年将退休年龄延长一个月。
我的建议是，我国弹性退休制度可分三步走。第一步，2018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58岁；第二步，2030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提高至62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0岁；第三步，2050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2岁。
记者：延长退休年龄除了可以起到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作用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董登新：我认为延长退休年龄还可起到消除就业年龄歧视，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本价值的作用。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老年化社会，人力资本将变得越来越珍贵。老年人再就业，既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后个人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充分挖掘老年劳动者人力资源的需要，此外，还可以增加个人或家庭收入，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收入保障。
事实上，美国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颁布，其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就统一规定为65岁。2009年美国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2027年将进一步提高至67岁。据统计，早在1996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收入来源就来自四个方面（俗称“四条腿”）：一是来自社保养老给付约占40.3%；二是来自雇主提供的补充养老（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给付占18.5%；三是来自退休后继续工作所获收入占20%；四是来自家庭资产收入及其他补充收入（如商业保险给付）占21.1%。
近二十年来，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有的是全日制固定工，有的是兼职临时工。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基本消除了就业年龄的歧视，人人都能享有平等就业机会。在国外街头或公园，我们经常能看到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的身影。这是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造福于社会的最简单见证。
正是由于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严重偏低（比方，工人最早可以45岁退休），致使社会用工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潜规则：即45岁以下、身体健康。否则，求职免谈。既然45岁已是国家允许的退休年龄，而法定退休年龄又是人们认定“老年人”的标志。因此，用人单位拒绝雇用退休人员或老年人，这并不违背劳动法。
要想消除“45岁以下”的社会歧视性用人机制，则必须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改变“老年人”在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和标准。从消极、悲观视角看，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表面上会发生老年人抢年轻人工作的现象，实际上，从积极、乐观意义上看，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直接竞争关系，不仅如此，有些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根本无法替代，而且还能挖掘老年人的劳动价值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和就业机会。
记者：个人创业，为养老积累财富，是否也是解决养老保障的一条路径呢？
董登新：是的。个人创业，积累财富，就为个人养老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应大力鼓励个人创业，以创业拉动就业，创造就业机会。
就业岗位并非固定的，它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不是靠别人施舍的，就业机会除了他人提供，还可以自我创造。一方面，可以是同龄人之间的竞争就业，当然，也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平等竞争就业；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自己创业，以创业拉动社会就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扩大社会就业面。这是造福全社会的自我创业就业机制，值得大力提倡和鼓励。
创业是劳动者通过自主创办生产服务项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市场就业的重要形式。劳动者通过创业，在实现自身就业的同时，吸纳带动更多劳动者就业，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增加。
坚持政府促进、社会支持、市场导向、自主创业的基本原则，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改善创业环境，加快形成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不断激发劳动者的创业激情，增强创业意识，鼓励更多的城乡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实现就业。
重点指导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创业。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军队复员转业人员、留学回国人员等创业。实现劳动者创业人数和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基本形成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体系，使更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劳动者成功创业。 1978年我国仅有个体工商户10万户。截至2010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达3452.89万户，登记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此外，我们还有200多万家小型企业，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记者：为了保证养老金能够持续地及时足额发放，并不断提高养老金水平，养老金就需要保值增值。您认为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途径是什么呢？
董登新：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对养老金的侵蚀，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养老金投资管理与保值增值的问题。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养老金“入市”（投资各类上市证券），既有利于养老金保值增值，也能助推资本市场的做大做强，但保值增值与风险防范是一柄双刃剑。
在养老金储备中，我们一般将它们区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养老金：一是公共养老金，即由政府举办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基金；二是私人养老金，即由雇主举办的、自愿性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在国外，养老金市场的精神支柱是公共养老制度，而载重主体则是私人养老金计划。以美国为例，在全美养老金总储备中，公共养老金储备仅占10%，而私人养老金储备则占据近90%的比例。因此，在国外资本市场上贡献最大的是私人养老金，也称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而不是公共养老金。
仍以美国为例，全美养老金总储备约为20多万亿美元。其中，社保基金积累仅有2万多亿美元，而私人养老金储备则达18万亿美元之多，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同时也超过了美国GDP总规模。正是美国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养老金市场，才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基金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很显然，这是美国养老金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积累、共同促进、良性发展的见证。
相反，我国目前建立的养老金制度，只有短短的10多年的历史，但养老金总储备已达2.5万亿元人民币，企业年金仅有3000亿元人民币，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从长远来看，我国养老金市场的发展空间不可限量。我国养老金储备大到足以与国内股票总市值及GDP规模相抗衡时，我国资本市场将有望得以长远发展，但这仍有待于国内私人养老金的发展。从长远看，企业年金应是养老金入市的主力军。
记者：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老年工作，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老年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高质量晚年生活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
记者：董教授，我们又见面了。再次打扰您，还是就我国养老保障问题请教您。我国目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请您谈谈这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
董登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新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在基本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劳动贡献差别。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指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征集、统一管理、统一调剂退休费用的制度。具体做法是，由社会保险机构或税务机关按照一定的计算基数与提取比例向企业和职工统一征收退休费用，形成由社会统一管理的退休基金，企业职工的退休费用由社会保险机构直接发放，或委托银行、邮局代发以及委托企业发放，以达到均衡和减轻企业的退休费用负担，为企业的平等竞争创造条件。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退休费用不仅在市、县范围内的企业之间进行调剂，而且在地区之间进行调剂，逐步由市、县统筹过渡到省级统筹。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8%。
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在城镇企业职工中强制执行，并在原则上覆盖具有城镇户口的灵活就业人员、自雇者及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
记者：现在社会上正在热议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把延长退休年龄作为解决养老保障难题的一个举措。可以说延长退休年龄，已成为敏感话题。据说，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有延长退休年龄的动议，请您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董登新：事实上，世界各国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已是大势所趋。尽管对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各国民众均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各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却是高度统一，即不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世界各国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做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1.弹性退休制度成为一种时尚。以美国为例，美国现行的“正常退休年龄”为66岁，也就是说，只要你年满66岁，而且终身缴费“积分”达到40分，你就能领取全额退休金。此外，为了惩罚提前退休，并奖励推迟退休，美国规定，提前退休最早不得早于62岁，而且领取养老金标准低于全额养老金，直至年满“正常退休年龄”。与此相反，美国鼓励推迟退休，即在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而不领取养老金，并继续缴费，这样可以追加缴费积分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累加至69周岁，推迟退休者在退休后可以领取高于“正常退休”养老金的支付标准。
过去，有些国家曾规定了强制性退休年龄，即到点必须退休，不能推迟退休，而现在这些国家大多已经取消了这类规定，只要你愿意，到了退休年龄你也可以不退休（不领取养老金），自主延长退休年龄。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允许提前退休后，边领取养老金边工作，但也有一些国家不允许这样做，假如你想提前退休后，边领取养老金边工作，那么，根据你退休后的工作收入，必须部分扣减你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不过，如果你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后，边领取养老金边工作，则不会扣减你的养老金发放标准。
2.男、女法定退休年龄逐渐从“不统一”走向“完全一致”。因为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因此，女性退休年龄不必早于男性。
3.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大多都在65岁之上，而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大多已向60岁靠扰，两者差距不断缩小，不过，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正在赶超发达国家，如匈牙利、捷克、韩国等。
4.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工程，延长三、五岁，往往需要耗时数十年功夫来进行微调，它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许多国家都设定了未来20年或50年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步骤与标准。
在国外，至少70%的民众都是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这是人性使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引发的争议，主要来自以下两类人群之间的观点分歧。一般地，处在高工资、高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健康的人，他们愿意推迟退休；而处在低工资、低福利职位，而且身体多病的人，则希望提前退休，越早越好。
记者：延长退休年龄仅仅是为了解决养老保障难题呢，还是有其他理由呢？
董登新：延长退休年龄虽然有解决养老保障难题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客观上讲，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各国都拥有大体相当的理由，归纳起来，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正在不断地延长，人们要求工作的“不退休”年龄也会提高。比方，解放前，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改革开放前约为65岁；现在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3岁。目前，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更是超过78岁。
其二，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直接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在西欧许多国家，人口增长基本上保持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状态，在这些国家，劳动力不仅昂贵，而且短缺。因此，延长退休年龄可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
其三，老年人标准发生变化。法定退休年龄是界定“老年人”的重要标志。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概念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医学科学证明：“未老先闲”会加速人体衰老与退化，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据科学预测，人类无疾而终的健康寿命应该是120岁。事实上，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平均寿命正在逼近90岁。也就是说，许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具有旺盛的工作精力，并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仍很年轻，比方中央领导人，以及巴菲特之类的企业家。 其四，人口老年化日益加重年轻人负担和财政压力。无论是现收现付制，抑或是完全积累制，在职人口都是社会养老的直接“缴费者”，而财政则更是国民“养老保底”的最后支付者。随着“不工作”人口的老年化比重不断提高，年轻人缴费负担和财政压力会越来越重，延长退休年龄成为减轻在职人口缴费负担和财政支付压力的最有效手段。
记者：目前，我国对退休年龄是如何规定的，您对延长退休年龄有什么建议呢？
董登新：在我国，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大体区分为三大类不同人群，并各有各自不同的标准：
第一类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
第二类是企业，企业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是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此外，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为男55周岁，女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50周岁，女45周岁。
第三类是自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农保，它规定的农民法定退休年龄为：男女统一为60岁。过去，在我国，农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和年龄标准。
在这三类法定退休年龄标准中，前两类我们从建国使用到今天，60多年一直固定不变，很显然，这已不合时宜。延长退休年龄必须提前部署，不能搞突然袭击。法定退休年龄，的确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变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国民高度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法定退休年龄，更是一个万分理性的经济变量，它需要科学精算，超前谋划，果断决策，长远安排，它不以个人意志和民众偏好为转移。
在国外，延长退休年龄两至五岁，一般至少要提前10年至20年开始安排、布局，而且延长退休年龄必须是小步、渐进的，不能一步到位。比方，每年将退休年龄延长一个月。
我的建议是，我国弹性退休制度可分三步走。第一步，2018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统一为60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58岁；第二步，2030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提高至62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0岁；第三步，2050年男女正常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2岁。
记者：延长退休年龄除了可以起到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作用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董登新：我认为延长退休年龄还可起到消除就业年龄歧视，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本价值的作用。
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老年化社会，人力资本将变得越来越珍贵。老年人再就业，既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后个人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充分挖掘老年劳动者人力资源的需要，此外，还可以增加个人或家庭收入，提高老年人的养老收入保障。
事实上，美国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颁布，其男女法定退休年龄就统一规定为65岁。2009年美国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6岁，2027年将进一步提高至67岁。据统计，早在1996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收入来源就来自四个方面（俗称“四条腿”）：一是来自社保养老给付约占40.3%；二是来自雇主提供的补充养老（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给付占18.5%；三是来自退休后继续工作所获收入占20%；四是来自家庭资产收入及其他补充收入（如商业保险给付）占21.1%。
近二十年来，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选择继续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有的是全日制固定工，有的是兼职临时工。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基本消除了就业年龄的歧视，人人都能享有平等就业机会。在国外街头或公园，我们经常能看到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的身影。这是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造福于社会的最简单见证。
正是由于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严重偏低（比方，工人最早可以45岁退休），致使社会用工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潜规则：即45岁以下、身体健康。否则，求职免谈。既然45岁已是国家允许的退休年龄，而法定退休年龄又是人们认定“老年人”的标志。因此，用人单位拒绝雇用退休人员或老年人，这并不违背劳动法。
要想消除“45岁以下”的社会歧视性用人机制，则必须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改变“老年人”在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和标准。从消极、悲观视角看，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表面上会发生老年人抢年轻人工作的现象，实际上，从积极、乐观意义上看，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直接竞争关系，不仅如此，有些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根本无法替代，而且还能挖掘老年人的劳动价值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和就业机会。
记者：个人创业，为养老积累财富，是否也是解决养老保障的一条路径呢？
董登新：是的。个人创业，积累财富，就为个人养老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应大力鼓励个人创业，以创业拉动就业，创造就业机会。
就业岗位并非固定的，它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不是靠别人施舍的，就业机会除了他人提供，还可以自我创造。一方面，可以是同龄人之间的竞争就业，当然，也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平等竞争就业；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自己创业，以创业拉动社会就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扩大社会就业面。这是造福全社会的自我创业就业机制，值得大力提倡和鼓励。
创业是劳动者通过自主创办生产服务项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市场就业的重要形式。劳动者通过创业，在实现自身就业的同时，吸纳带动更多劳动者就业，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增加。
坚持政府促进、社会支持、市场导向、自主创业的基本原则，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改善创业环境，加快形成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不断激发劳动者的创业激情，增强创业意识，鼓励更多的城乡劳动者通过自主创业实现就业。
重点指导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和返乡农民工创业。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军队复员转业人员、留学回国人员等创业。实现劳动者创业人数和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基本形成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体系，使更多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劳动者成功创业。 1978年我国仅有个体工商户10万户。截至2010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户数达3452.89万户，登记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此外，我们还有200多万家小型企业，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记者：为了保证养老金能够持续地及时足额发放，并不断提高养老金水平，养老金就需要保值增值。您认为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途径是什么呢？
董登新：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对养老金的侵蚀，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养老金投资管理与保值增值的问题。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养老金“入市”（投资各类上市证券），既有利于养老金保值增值，也能助推资本市场的做大做强，但保值增值与风险防范是一柄双刃剑。
在养老金储备中，我们一般将它们区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养老金：一是公共养老金，即由政府举办的、强制性社会保险基金；二是私人养老金，即由雇主举办的、自愿性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在国外，养老金市场的精神支柱是公共养老制度，而载重主体则是私人养老金计划。以美国为例，在全美养老金总储备中，公共养老金储备仅占10%，而私人养老金储备则占据近90%的比例。因此，在国外资本市场上贡献最大的是私人养老金，也称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而不是公共养老金。
仍以美国为例，全美养老金总储备约为20多万亿美元。其中，社保基金积累仅有2万多亿美元，而私人养老金储备则达18万亿美元之多，超过了美国国内股票总市值，同时也超过了美国GDP总规模。正是美国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养老金市场，才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基金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很显然，这是美国养老金市场与资本市场长期积累、共同促进、良性发展的见证。
相反，我国目前建立的养老金制度，只有短短的10多年的历史，但养老金总储备已达2.5万亿元人民币，企业年金仅有3000亿元人民币，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从长远来看，我国养老金市场的发展空间不可限量。我国养老金储备大到足以与国内股票总市值及GDP规模相抗衡时，我国资本市场将有望得以长远发展，但这仍有待于国内私人养老金的发展。从长远看，企业年金应是养老金入市的主力军。
记者：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老年工作，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老年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高质量晚年生活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