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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全名为“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出土于西安马腾空村北唐代墓葬群。墓志志文虽局部漫漶不清，但经反复仔细识读，仍可辨析其所记载的墓主高瑗的官爵、世谱、葬址及生卒年因，另有关于墓主“父子同名”、功臣号“宝应功臣”以及墓主先祖高翰曾任并州刺史的记载，对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乃至填补史载之阙，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唐代;高瑗;墓志;“宝应功臣”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出土于西安马腾空村北唐代墓葬群M6墓室东南角。出土时志石与志盖相互叠压贴合，位置稍有偏移。志盖为盝顶式，四刹饰四神纹。盖上阴刻篆书“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9字。志石呈方形，侧饰生肖纹，长、宽皆45.3厘米，志石刻栏，志文楷书，连题计21行，共394字。墓志及拓片现收藏于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考古文物库房。
1 志文释录
该墓志志石磨损残蚀情况较为严重，局部区域字体剥泐，漫漶不清。经由笔者对照原件及拓片，结合前后句读逐字推析，释文如下：
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前明绖裴纶撰并书。府君讳瑗，渤海冀州人也。自真帝之后，齐景公之苗裔，德族昌茂，以被于唐。并州刺史翰，即君之九代祖也，经文蕴武，流芳不绝。曾祖希俊，试随太子通事舍人。祖秀，试太常协律郎。父瑗，孝友诚深，文武不堕，代增其德，传于令名，君即准中府君之嗣子也。中和聪敏，多识前古，蒸蒸不遗，辑于邦家，已竭忠诚。诏从侍卫，始彰勋业，盖为功臣，仁以秘身，?其丹阁，不幸遘疾。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十月廿日，终于雍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筮协从吉，己亥十一月廿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必诚必信，逮乎礼也。呜呼岁□衰□不至病奄，终长逝，何痛如之悲夫！君之妻张氏之女渊慎，厥德宜其族亲。有嗣子昇，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殿中监骑都尉。次子仲□，试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护军。一女等号天扣地，尽其孝思，益友既肩，令闻，必备以当斯历德无动焉。乃为铭曰：惟岳降灵，宁□令德，孝友自天，高明柔克。灵祥感应，利用观国，并立外府，三践中职。既茔终北，隧窆高阳，刊于贞石，地久天长。
府君名高瑗，渤海冀州（今河北衡水）人。出自真帝的子嗣，齐景公的后裔，家族贤德，昌盛繁茂，蒙受大唐的恩德。并州刺史高翰，是他的九代先祖，文武兼修，美名流传至今。曾祖父高希俊，任太子通事舍人。祖父高秀，任太常协律郎。父亲高瑗，孝順父母，友爱兄弟，文武才能不逊于前人，增长了这代人的贤德，美好的名声至今流传。高瑗是继承他功业的儿子，中正平和，聪明机敏，对前朝历代之事多有见识，对国家极尽忠诚，直至逝去方才停止。接受诏命跟从护卫，功业开始，成为功臣，并保持仁的品质。因意外患上了疾病，元和十三年戊戌年十月二十日，于雍都宅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占卜结果显示为吉，己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他诚实守信，直到逝去才停止。呜呼！染疾后每年逐渐衰弱，最后病终与世长辞，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痛的！他的妻子张渊慎，其美好的品德与她的族亲相媲美。儿子高昇，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兼任殿中监骑都尉。次子高仲□，任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上护军。他的子女大声呼天，以头撞地，孝心无法穷尽，前来吊唁的朋友络绎不绝，他这样的德行，听闻噩耗的朋友怎么会不前来呢？于是为他写下文字追思：惟岳降灵，宁□令德，孝友自天，高明柔克。灵祥感应，利用观国，并立外府，三践中职。既茔终北，隧窆高阳，刊于贞石，地久天长。
释录后统计全篇志文共存14处阙字或异、通体字、俗写字，其中8处可考，作表1。
2 志文考據
2.1 墓主名讳、生卒及其仕宦
“府君讳瑗，渤海冀州人也”高瑗非雍州生人，系在京兆为官，死后就近葬于京畿。“不幸遘疾。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十月廿日，终于雍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筮协从吉，己亥十一月廿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可知高瑗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享寿六十四岁，葬于元和十四年（819）。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有以虚岁计岁的传统，视初生为一岁，故墓主实际年龄应为六十三岁，出生年份应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与其所受“宝应功臣”时间有所冲突，对此后文作进一步详述。“呜呼岁□衰□不至病奄，终长逝，何痛如之悲夫！”由此可知，高瑗患疾而终，且病时较久。
高瑗，两唐书中未有记载，对其仕宦经历的考证需桎梏于志文。据“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可悉，高瑗是唐朝府兵十六卫之一的左金吾卫[2]。
高瑗之散官名则见“同正将”三字。“同正”乃指同正员，是唐代官员任命类别之一。唐朝任命的官员主要分为正员和员外两种：正员即是拥有正式编制、俸禄依规定数支给的官员;员外则指正员官以外的官员。“其始置于东晋南北朝，称员外郎，以别于郎中。唐中宗时始在正官之外置员外之官。《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神龙二年（706）’条记其时‘大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者又将千人’。《旧唐书·李峤传》亦记李峤‘为吏部时，志欲曲行私惠，奏置员外官数千人’。此类额外之官，大都依权纳贿所置，与正式的部曹官不同，其俸给为正员额数之半。同正官的待遇介于正员与员外之间。加‘同正员’者，唯不给职田，其禄俸赐予与正员同;单称员外者，则俸禄减正员之半。”[3]继“同正”后所述“将”，则是武官名，即“将军”的简称，唐代南衙十六卫及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北衙军均设将军，地位低于大将军。故高瑗“左金吾卫同正将”一衔应为唐府兵十六卫之左金吾卫将军，属从三品[4]。
高瑗曾受赐“宝应功臣”，该功臣号多为皇权危机、政治动荡时，皇帝赐予平乱有功之人的封号。“宝应功臣”是缘为唐宝应元年（762）李辅国等人平张皇后之乱、立代宗即位所授[5]。《旧唐书》卷十一《唐代宗本纪》记载：“宝应元年（762）五月，丁酉，御丹凤楼，大赦。子仪、光弼、李光进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并号‘宝应功臣’。”所谓“四月十七日立功人”，指代的便是记载中“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之事。但是按照志文所记而推得的高瑗出生年份，应为天宝十四年（755），也就是说，张皇后之乱时，志文主人高瑗只有七岁，又怎么可能“入禁清难”呢？因此，若志题记载无误，高瑗当真曾受此功臣号，或为由父荫袭，或为志文所载的年寿有误。唐代宗始封“宝应功臣”虽开后世赐“功臣号”之先河[6]，但即便在功臣爵位可以世袭的明清时期，也从未见将功臣号一同恩荫的例证。笔者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志文对高瑗的年寿记载出现了讹差这一说法。此后，在顺宗时又敕令：“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殁者与追赠。”[7]可见“将仕郎”之衔与顺宗此赐有关，原因有二：一是高瑗本是武将出身，而“将仕郎”是为文散官;二是“将仕郎”属文散官中最低品，与高瑗其余官职相比品级差距过于悬殊，故将此衔作为政治优礼略增其俸禄。 志题末“试恒王府友”为最后关于高瑗仕宦信息，“试”与前文所提的“同”一样，亦属官员任用类别之一，同属正式任命之外的一种任用。所谓“恒王府”之“恒王”，据李效杰考证，见于“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的有二：“分别是恒王李撝（成义）和恒王李瑱（潓）。‘恒王李撝即惠庄太子，于则天垂拱三年（687）封，后又改封为衡阳郡王、衡阳王、申王，卒于开元十二年（724）;恒王李瑱受封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卒于代宗时。’[8]从高瑗的活动年代分析，显然此‘恒王’指的是恒王李瑱。‘友’则指‘王友’，‘唐制王友从七品下，掌侍游处，规讽道义’”[9]。
总结高瑗的职宦，属于中唐时期的中上级武官阶层。其中“宝应功臣”的封号应当是他能够屡获晋升至从三品武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重视优抚维系政权有功的军士，对功臣号受封者连带其后嗣一同赐爵转勋，这也为后续分析高瑗子嗣的爵里提供了重要线索。
2.2 高氏世谱及其爵里
据志文“唐并州刺史翰，即君之九代祖也”，高瑗九代祖高翰曾任并州刺史。查阅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及《唐刺史考全编》均未载有其名。由于志文中也未记录高翰的具体生卒时间，按高瑗所处年代推断，其九代祖的活动时期应接近于初唐。此系为郁贤皓《唐刺史考》卷89“太原府（并州）”失记[10]。
高瑗曾祖高希俊，按志文“试随太子通事舍人”，是置于太子右春坊的官员，掌宣传令书、内外启奏之事，属正五品。祖父高秀“试太常协律郎”，太常协律郎是唐九寺之一太常寺的官员，“掌监调律吕音乐”[11]，属正四品。
志文关于高瑗父所载信息特殊，“父瑗，孝友诚深，文武不堕，代增其德，传于令名”，其父的名讳同为瑗，与墓主之名同音同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至从夏商开始已有取名避讳之风，《公羊传·闵公元年》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避讳之风循之于唐宋，在理学盛行的明清两代更是极为盛行。据《唐代祖孙父子同名考》，唐代墓志常出现父子不避名嫌的情况，而唐代父子同名现象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宗教信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盛行以不避名讳来自诩高尚之风，时有许多世家大族甚至帝王都不忌名嫌，譬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三代不避“之”讳就是典型一例。由“从后代墓志来看，这种风俗习惯和名讳观念并未消失，只是后来这样做的人大多是低级官吏和平民百姓，不引人注目，因此长期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12]，可见唐代父子同名的现象是个人名讳观念、儒学低迷、少数民族遗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故高瑗父子同名的现象并非个例，而且可能与其武将背景的出身存在关联。
志文对高瑗妻女仅载：“君之妻张氏之女渊慎，厥德宜其族亲。”而对其两子的仕宦官衔则加以详述，“有嗣子昇，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殿中监骑都尉”“次子仲□，试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护军”。唐代官员在被初次任命时往往先命其试署为守，以所任职事官高于本品者为守，其后便演变为兼守参错，或兼或守，在高昇和高仲□的职衔上也同样可见此状。高昇所兼“殿中监骑都尉”属殿中省，掌乘舆服制，从三品。由此可见，高昇是从“殿中监骑都尉”的从三品官获守了“左金吾卫大將军”的正三品职事。次子高仲□所任“左果毅都尉”一职，隶属折冲府，是为折冲府的副长官，“上护军”则为勋官名号。唐代有制，立军功者均授勋官，最高十二转，“上护军”秩十转，仅次于上柱国和柱国[13]。
除此之外，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己丑朝廷大赦，“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赐爵一级，余加阶、勋两转，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两转”[14]。据墓主高瑗的品秩分析，代宗在广德二年（764）针对“宝应功臣”施赐这次政治优抚时，高瑗有很可能属于赏赐中所言的“五品以上”范畴，为次子达到“上护军”这样勋官十转之较高品秩提供一定的升迁依据。
2.3 葬址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墓葬隶属今西安市雁塔区马腾空村北唐代墓群，按志文所记，其时称此地为“万年县龙首乡”。唐设京兆府总治国都长安附近二十多县，又据《旧唐书》“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的记载，万年县为长安附郭县之一。因此，龙首乡在唐代为万年县所管辖范围之内，是今马腾空村这一区域的地理名称。
3 结语
由志文可见高瑗家族较为显赫的仕宦背景（表2），族中品秩最低为正五品，唐安史之乱后，盛行宦官监军制度。诸如高瑗所任的“左金吾卫同正将”一类的武官职事，被宦官集团所设立于左右神策军的“中尉”等职务架空权力，取代成为军队的实际控制者。因而此类职衔反成了虚设，故而研究此墓志的最大价值，便在于藉此了解“安史之乱”后，唐代宦官监军制度盛行下原武官职事的权力现状以及唐王朝对“宝应功臣”号封赐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为史书中关于“宝应功臣”记载之事，提供了重要例证，以补史载不足。此外，志文中出现的“父子同名”情况，也能作为唐人避讳观念研究的重要参考。志文中有关高瑗九代祖高翰曾任并州刺史之载，亦有助于后续研究学者填补《唐刺史考》所记之阙。
参考文献
[1]（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康熙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3][4][9][11][13]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5]黄楼.唐德宗“奉天定难功臣”、“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杂考[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8（00）.
[6][14]陈晓伟.辽代功臣制度初探[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7]（清）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李效杰.《唐刘献墓志铭》初释[J].文物春秋，2002（4）.
[10]郁贤浩.唐刺史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2]王飞娜.唐代祖孙父子同名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关键词：唐代;高瑗;墓志;“宝应功臣”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出土于西安马腾空村北唐代墓葬群M6墓室东南角。出土时志石与志盖相互叠压贴合，位置稍有偏移。志盖为盝顶式，四刹饰四神纹。盖上阴刻篆书“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9字。志石呈方形，侧饰生肖纹，长、宽皆45.3厘米，志石刻栏，志文楷书，连题计21行，共394字。墓志及拓片现收藏于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考古文物库房。
1 志文释录
该墓志志石磨损残蚀情况较为严重，局部区域字体剥泐，漫漶不清。经由笔者对照原件及拓片，结合前后句读逐字推析，释文如下：
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前明绖裴纶撰并书。府君讳瑗，渤海冀州人也。自真帝之后，齐景公之苗裔，德族昌茂，以被于唐。并州刺史翰，即君之九代祖也，经文蕴武，流芳不绝。曾祖希俊，试随太子通事舍人。祖秀，试太常协律郎。父瑗，孝友诚深，文武不堕，代增其德，传于令名，君即准中府君之嗣子也。中和聪敏，多识前古，蒸蒸不遗，辑于邦家，已竭忠诚。诏从侍卫，始彰勋业，盖为功臣，仁以秘身，?其丹阁，不幸遘疾。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十月廿日，终于雍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筮协从吉，己亥十一月廿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必诚必信，逮乎礼也。呜呼岁□衰□不至病奄，终长逝，何痛如之悲夫！君之妻张氏之女渊慎，厥德宜其族亲。有嗣子昇，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殿中监骑都尉。次子仲□，试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护军。一女等号天扣地，尽其孝思，益友既肩，令闻，必备以当斯历德无动焉。乃为铭曰：惟岳降灵，宁□令德，孝友自天，高明柔克。灵祥感应，利用观国，并立外府，三践中职。既茔终北，隧窆高阳，刊于贞石，地久天长。
府君名高瑗，渤海冀州（今河北衡水）人。出自真帝的子嗣，齐景公的后裔，家族贤德，昌盛繁茂，蒙受大唐的恩德。并州刺史高翰，是他的九代先祖，文武兼修，美名流传至今。曾祖父高希俊，任太子通事舍人。祖父高秀，任太常协律郎。父亲高瑗，孝順父母，友爱兄弟，文武才能不逊于前人，增长了这代人的贤德，美好的名声至今流传。高瑗是继承他功业的儿子，中正平和，聪明机敏，对前朝历代之事多有见识，对国家极尽忠诚，直至逝去方才停止。接受诏命跟从护卫，功业开始，成为功臣，并保持仁的品质。因意外患上了疾病，元和十三年戊戌年十月二十日，于雍都宅中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占卜结果显示为吉，己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他诚实守信，直到逝去才停止。呜呼！染疾后每年逐渐衰弱，最后病终与世长辞，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痛的！他的妻子张渊慎，其美好的品德与她的族亲相媲美。儿子高昇，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兼任殿中监骑都尉。次子高仲□，任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上护军。他的子女大声呼天，以头撞地，孝心无法穷尽，前来吊唁的朋友络绎不绝，他这样的德行，听闻噩耗的朋友怎么会不前来呢？于是为他写下文字追思：惟岳降灵，宁□令德，孝友自天，高明柔克。灵祥感应，利用观国，并立外府，三践中职。既茔终北，隧窆高阳，刊于贞石，地久天长。
释录后统计全篇志文共存14处阙字或异、通体字、俗写字，其中8处可考，作表1。
2 志文考據
2.1 墓主名讳、生卒及其仕宦
“府君讳瑗，渤海冀州人也”高瑗非雍州生人，系在京兆为官，死后就近葬于京畿。“不幸遘疾。元和十三年戊戌岁十月廿日，终于雍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筮协从吉，己亥十一月廿二日葬于万年县龙首乡界”。可知高瑗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享寿六十四岁，葬于元和十四年（819）。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有以虚岁计岁的传统，视初生为一岁，故墓主实际年龄应为六十三岁，出生年份应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与其所受“宝应功臣”时间有所冲突，对此后文作进一步详述。“呜呼岁□衰□不至病奄，终长逝，何痛如之悲夫！”由此可知，高瑗患疾而终，且病时较久。
高瑗，两唐书中未有记载，对其仕宦经历的考证需桎梏于志文。据“唐故左金吾卫同正将宝应功臣将仕郎试恒王府友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可悉，高瑗是唐朝府兵十六卫之一的左金吾卫[2]。
高瑗之散官名则见“同正将”三字。“同正”乃指同正员，是唐代官员任命类别之一。唐朝任命的官员主要分为正员和员外两种：正员即是拥有正式编制、俸禄依规定数支给的官员;员外则指正员官以外的官员。“其始置于东晋南北朝，称员外郎，以别于郎中。唐中宗时始在正官之外置员外之官。《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神龙二年（706）’条记其时‘大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者又将千人’。《旧唐书·李峤传》亦记李峤‘为吏部时，志欲曲行私惠，奏置员外官数千人’。此类额外之官，大都依权纳贿所置，与正式的部曹官不同，其俸给为正员额数之半。同正官的待遇介于正员与员外之间。加‘同正员’者，唯不给职田，其禄俸赐予与正员同;单称员外者，则俸禄减正员之半。”[3]继“同正”后所述“将”，则是武官名，即“将军”的简称，唐代南衙十六卫及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等北衙军均设将军，地位低于大将军。故高瑗“左金吾卫同正将”一衔应为唐府兵十六卫之左金吾卫将军，属从三品[4]。
高瑗曾受赐“宝应功臣”，该功臣号多为皇权危机、政治动荡时，皇帝赐予平乱有功之人的封号。“宝应功臣”是缘为唐宝应元年（762）李辅国等人平张皇后之乱、立代宗即位所授[5]。《旧唐书》卷十一《唐代宗本纪》记载：“宝应元年（762）五月，丁酉，御丹凤楼，大赦。子仪、光弼、李光进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并号‘宝应功臣’。”所谓“四月十七日立功人”，指代的便是记载中“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之事。但是按照志文所记而推得的高瑗出生年份，应为天宝十四年（755），也就是说，张皇后之乱时，志文主人高瑗只有七岁，又怎么可能“入禁清难”呢？因此，若志题记载无误，高瑗当真曾受此功臣号，或为由父荫袭，或为志文所载的年寿有误。唐代宗始封“宝应功臣”虽开后世赐“功臣号”之先河[6]，但即便在功臣爵位可以世袭的明清时期，也从未见将功臣号一同恩荫的例证。笔者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志文对高瑗的年寿记载出现了讹差这一说法。此后，在顺宗时又敕令：“陕州元从、宝应功臣、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赐爵勋有差，亡殁者与追赠。”[7]可见“将仕郎”之衔与顺宗此赐有关，原因有二：一是高瑗本是武将出身，而“将仕郎”是为文散官;二是“将仕郎”属文散官中最低品，与高瑗其余官职相比品级差距过于悬殊，故将此衔作为政治优礼略增其俸禄。 志题末“试恒王府友”为最后关于高瑗仕宦信息，“试”与前文所提的“同”一样，亦属官员任用类别之一，同属正式任命之外的一种任用。所谓“恒王府”之“恒王”，据李效杰考证，见于“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的有二：“分别是恒王李撝（成义）和恒王李瑱（潓）。‘恒王李撝即惠庄太子，于则天垂拱三年（687）封，后又改封为衡阳郡王、衡阳王、申王，卒于开元十二年（724）;恒王李瑱受封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卒于代宗时。’[8]从高瑗的活动年代分析，显然此‘恒王’指的是恒王李瑱。‘友’则指‘王友’，‘唐制王友从七品下，掌侍游处，规讽道义’”[9]。
总结高瑗的职宦，属于中唐时期的中上级武官阶层。其中“宝应功臣”的封号应当是他能够屡获晋升至从三品武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重视优抚维系政权有功的军士，对功臣号受封者连带其后嗣一同赐爵转勋，这也为后续分析高瑗子嗣的爵里提供了重要线索。
2.2 高氏世谱及其爵里
据志文“唐并州刺史翰，即君之九代祖也”，高瑗九代祖高翰曾任并州刺史。查阅郁贤皓先生的《唐刺史考》及《唐刺史考全编》均未载有其名。由于志文中也未记录高翰的具体生卒时间，按高瑗所处年代推断，其九代祖的活动时期应接近于初唐。此系为郁贤皓《唐刺史考》卷89“太原府（并州）”失记[10]。
高瑗曾祖高希俊，按志文“试随太子通事舍人”，是置于太子右春坊的官员，掌宣传令书、内外启奏之事，属正五品。祖父高秀“试太常协律郎”，太常协律郎是唐九寺之一太常寺的官员，“掌监调律吕音乐”[11]，属正四品。
志文关于高瑗父所载信息特殊，“父瑗，孝友诚深，文武不堕，代增其德，传于令名”，其父的名讳同为瑗，与墓主之名同音同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至从夏商开始已有取名避讳之风，《公羊传·闵公元年》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避讳之风循之于唐宋，在理学盛行的明清两代更是极为盛行。据《唐代祖孙父子同名考》，唐代墓志常出现父子不避名嫌的情况，而唐代父子同名现象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宗教信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盛行以不避名讳来自诩高尚之风，时有许多世家大族甚至帝王都不忌名嫌，譬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三代不避“之”讳就是典型一例。由“从后代墓志来看，这种风俗习惯和名讳观念并未消失，只是后来这样做的人大多是低级官吏和平民百姓，不引人注目，因此长期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12]，可见唐代父子同名的现象是个人名讳观念、儒学低迷、少数民族遗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故高瑗父子同名的现象并非个例，而且可能与其武将背景的出身存在关联。
志文对高瑗妻女仅载：“君之妻张氏之女渊慎，厥德宜其族亲。”而对其两子的仕宦官衔则加以详述，“有嗣子昇，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试殿中监骑都尉”“次子仲□，试左卫朔尚德府左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上护军”。唐代官员在被初次任命时往往先命其试署为守，以所任职事官高于本品者为守，其后便演变为兼守参错，或兼或守，在高昇和高仲□的职衔上也同样可见此状。高昇所兼“殿中监骑都尉”属殿中省，掌乘舆服制，从三品。由此可见，高昇是从“殿中监骑都尉”的从三品官获守了“左金吾卫大將军”的正三品职事。次子高仲□所任“左果毅都尉”一职，隶属折冲府，是为折冲府的副长官，“上护军”则为勋官名号。唐代有制，立军功者均授勋官，最高十二转，“上护军”秩十转，仅次于上柱国和柱国[13]。
除此之外，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己丑朝廷大赦，“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赐爵一级，余加阶、勋两转，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两转”[14]。据墓主高瑗的品秩分析，代宗在广德二年（764）针对“宝应功臣”施赐这次政治优抚时，高瑗有很可能属于赏赐中所言的“五品以上”范畴，为次子达到“上护军”这样勋官十转之较高品秩提供一定的升迁依据。
2.3 葬址
大唐故高府君墓志铭墓葬隶属今西安市雁塔区马腾空村北唐代墓群，按志文所记，其时称此地为“万年县龙首乡”。唐设京兆府总治国都长安附近二十多县，又据《旧唐书》“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的记载，万年县为长安附郭县之一。因此，龙首乡在唐代为万年县所管辖范围之内，是今马腾空村这一区域的地理名称。
3 结语
由志文可见高瑗家族较为显赫的仕宦背景（表2），族中品秩最低为正五品，唐安史之乱后，盛行宦官监军制度。诸如高瑗所任的“左金吾卫同正将”一类的武官职事，被宦官集团所设立于左右神策军的“中尉”等职务架空权力，取代成为军队的实际控制者。因而此类职衔反成了虚设，故而研究此墓志的最大价值，便在于藉此了解“安史之乱”后，唐代宦官监军制度盛行下原武官职事的权力现状以及唐王朝对“宝应功臣”号封赐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为史书中关于“宝应功臣”记载之事，提供了重要例证，以补史载不足。此外，志文中出现的“父子同名”情况，也能作为唐人避讳观念研究的重要参考。志文中有关高瑗九代祖高翰曾任并州刺史之载，亦有助于后续研究学者填补《唐刺史考》所记之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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