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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民性改造问题已成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重要课题，它不仅涉及人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教育与国民性的问题也早已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论辩焦点，其意义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不言自明。
一、国民性的基本概念
国民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大体从4个角度进行概括。
（1）从民族学的角度：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1]
（2）从心理学的角度定义：沙莲香等学者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是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和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的形态”。[2]
（3）从文化学的角度定义：国民性是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
（4）从国民劣根性角度定义：张岱年、程宜山等人认为，国民性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或“根性”，而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应叫“国民积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反对国民性的提法，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民族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
不难看出，以往对国民性概念的研究主要是从民族学、心理学等传统视角出发，而在本次年会上就有专家从生态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进行阐释，郭辉认为在生态学的视野下阐述国民性就应以生态系统为基础，而生态系统主要是指“在一定地域或空间内生存的所有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代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体”。在生态学视野中，国家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其生态主体是国民，生态环境主要指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组成的复合生态环境。因此，国家生态系统就是以国土为地域和空间的国家主体（国民）与复合生态环境的复合体。而国民性就是“国家生态系统中生态主体（国民）的特质和属性，它既反映了生态主体所处的复合生态环境的状况，也折射出作为生态主体（国民）对复合生态环境的适应情况，并在更深层次上反映整个国家生态系统的运转状况和可能的演化方向”。它的演变受复合生态环境的制约，同时在国民性影响下的国民主体（国民）也能动地反作用于复合生态环境，生态主体与复合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国民性与人性、民族性的辨析
国民性与人性之间是相互交叉的，在内涵上国民性概念包括人性，而人性观的变迁是国民性改造的首要内容。所谓人性“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本性的一种认识，反映出人对自身的觉悟，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人的具体心理和行为方式不作为其认识的对象”[3]，而国民性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受不同人性观所支配的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此外，相关学者认为，国民性的培养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更趋向于培养人性，通过培养国民性来培养人性是有可能的。
会议期间，有专家明确提出国民性不等于民族性，不能将二者混淆，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拥有多民族的国家，否则会忽视政治因素在主体层次划分上的地位和意义。袁洪亮认为“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制于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民族的、独特的价值道德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其他民族的标志”。[4] 相较而言，国民性更偏向于民族心理方面，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一个国民基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家内部结构，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并体现于每个国民个体的主要心理特征；是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政治、经济等人为因素。例如，一个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仍保有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此时，与其说他体现的是国民性，倒不如说是民族性来得恰当。可见，民族性是国民性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特征；而国民性则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民族性是国民性改造的基础，时代性是国民性改造的方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教育在国民性形成中的作用
国民性是历史发展的积淀，虽然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但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国民性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次年会从以下5个方面重新阐释了教育在国民性形成中的作用。
（1）文化是影响国民性形成和改造的重要因素。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因此，教育对国民性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国民性的培养不是仅靠教育就能解决的，而应将研究视角逐渐向社会、人文等领域扩展，不仅要注意国民性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还要看到时代赋予国民性的全新意义和现实要求。
（2）国民性的改造需要人的内心向世界敞开。这就要求在充分考虑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既不能固守自己的标准而盲目排外，也不能全盘否定自己而导致自卑自叹、妄自菲薄；既不能过分骄傲，也不能极度悲观，否则将对国民性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3）国民性的培养需要反思、慎独，更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来推动国民性的形成。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功能，其途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教育为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并积极促进社会民主化；另一方面，教育通过思想传播，制造舆论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正如张宏杰在《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一书中所说，只有让制度先行，推动制度的革新和完善，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国民素质，而非先培养素质，待合格后再推行各项制度。
（4）反思教育方针和课程内容对国民性的影响。教育方针是对一定阶段的教育工作提出总的方向和指导方针，是确定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是指导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原则和行动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了中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很好地体现了民族性和国民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教育方针已从最初的强调民族性、国民性向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转化，教育方针中关于国民性和民族性的概念被逐渐淡化。然而，在这个多元文化交叉的时代，保持本民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不会成为过时的话题。我们的教育方针应根据时代的要求，适时做出调整，要积极强调国民性的培养。同时，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看到各学科相融合的重要性，尤其对于21世纪国民性的培养更应注意与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融合，使国民性教育建立在更为广阔的理论基础之上。
（5）从个体角度和公共角度讨论教育在国民性形成中的作用。就个体角度而言是要每个社会成员能独善其身，而公共角度则要求共创美好和谐的社会。个体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逐渐形成其国民性，并通过个人的发展影响社会的发展，而健全和谐的社会也为个人的学习和国民性的养成创造良好的氛围，这两个维度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116000）
参考文献：
[1]袁洪亮.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00（6）.
[2]沙莲香.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4]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一、国民性的基本概念
国民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国民性概念的界定大体从4个角度进行概括。
（1）从民族学的角度：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1]
（2）从心理学的角度定义：沙莲香等学者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是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和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的形态”。[2]
（3）从文化学的角度定义：国民性是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心理。
（4）从国民劣根性角度定义：张岱年、程宜山等人认为，国民性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或“根性”，而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应叫“国民积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反对国民性的提法，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民族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
不难看出，以往对国民性概念的研究主要是从民族学、心理学等传统视角出发，而在本次年会上就有专家从生态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进行阐释，郭辉认为在生态学的视野下阐述国民性就应以生态系统为基础，而生态系统主要是指“在一定地域或空间内生存的所有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代谢和信息传递功能的统一体”。在生态学视野中，国家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其生态主体是国民，生态环境主要指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组成的复合生态环境。因此，国家生态系统就是以国土为地域和空间的国家主体（国民）与复合生态环境的复合体。而国民性就是“国家生态系统中生态主体（国民）的特质和属性，它既反映了生态主体所处的复合生态环境的状况，也折射出作为生态主体（国民）对复合生态环境的适应情况，并在更深层次上反映整个国家生态系统的运转状况和可能的演化方向”。它的演变受复合生态环境的制约，同时在国民性影响下的国民主体（国民）也能动地反作用于复合生态环境，生态主体与复合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国民性与人性、民族性的辨析
国民性与人性之间是相互交叉的，在内涵上国民性概念包括人性，而人性观的变迁是国民性改造的首要内容。所谓人性“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本性的一种认识，反映出人对自身的觉悟，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人的具体心理和行为方式不作为其认识的对象”[3]，而国民性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受不同人性观所支配的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此外，相关学者认为，国民性的培养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更趋向于培养人性，通过培养国民性来培养人性是有可能的。
会议期间，有专家明确提出国民性不等于民族性，不能将二者混淆，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拥有多民族的国家，否则会忽视政治因素在主体层次划分上的地位和意义。袁洪亮认为“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制于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民族的、独特的价值道德观念、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民族区分于其他民族的标志”。[4] 相较而言，国民性更偏向于民族心理方面，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一个国民基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国家内部结构，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并体现于每个国民个体的主要心理特征；是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加上一些政治、经济等人为因素。例如，一个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仍保有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此时，与其说他体现的是国民性，倒不如说是民族性来得恰当。可见，民族性是国民性的基础，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特征；而国民性则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民族性是国民性改造的基础，时代性是国民性改造的方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教育在国民性形成中的作用
国民性是历史发展的积淀，虽然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但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国民性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次年会从以下5个方面重新阐释了教育在国民性形成中的作用。
（1）文化是影响国民性形成和改造的重要因素。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创造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因此，教育对国民性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国民性的培养不是仅靠教育就能解决的，而应将研究视角逐渐向社会、人文等领域扩展，不仅要注意国民性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还要看到时代赋予国民性的全新意义和现实要求。
（2）国民性的改造需要人的内心向世界敞开。这就要求在充分考虑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既不能固守自己的标准而盲目排外，也不能全盘否定自己而导致自卑自叹、妄自菲薄；既不能过分骄傲，也不能极度悲观，否则将对国民性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
（3）国民性的培养需要反思、慎独，更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来推动国民性的形成。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功能，其途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教育为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并积极促进社会民主化；另一方面，教育通过思想传播，制造舆论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正如张宏杰在《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一书中所说，只有让制度先行，推动制度的革新和完善，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国民素质，而非先培养素质，待合格后再推行各项制度。
（4）反思教育方针和课程内容对国民性的影响。教育方针是对一定阶段的教育工作提出总的方向和指导方针，是确定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是指导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原则和行动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了中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很好地体现了民族性和国民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教育方针已从最初的强调民族性、国民性向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转化，教育方针中关于国民性和民族性的概念被逐渐淡化。然而，在这个多元文化交叉的时代，保持本民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不会成为过时的话题。我们的教育方针应根据时代的要求，适时做出调整，要积极强调国民性的培养。同时，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应看到各学科相融合的重要性，尤其对于21世纪国民性的培养更应注意与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融合，使国民性教育建立在更为广阔的理论基础之上。
（5）从个体角度和公共角度讨论教育在国民性形成中的作用。就个体角度而言是要每个社会成员能独善其身，而公共角度则要求共创美好和谐的社会。个体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逐渐形成其国民性，并通过个人的发展影响社会的发展，而健全和谐的社会也为个人的学习和国民性的养成创造良好的氛围，这两个维度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116000）
参考文献：
[1]袁洪亮.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00（6）.
[2]沙莲香.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4]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