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产生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环境主义、生态保育、生物物种保存以及动物权受到重视，这都是生物圈内的大事。
　　从地球史的角度来看，生物圈的均衡当然是极为重要的，生物专家认为，大约在两亿五千年前，地球经历过最大的物种大灭绝，9/10的海洋物种都告消失。最近一次物种大灭绝是在六千五百年前，恐龙等物种全部消失，残存的哺乳动物才有了生存发展的机会。而到了今天，乃是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时代，每200年来，会平均有一种哺乳动物被灭绝。从1600年迄今，至少已有484种动物和254种植物被灭绝。有鉴于物种灭绝的加速，保存物种、设置特定的保护区，或规定各种稀有物种应予以保护，遂成了近代世界的新标准。
　　规定某些动植物物种应该保护，基于物种多样性的标准，人们很难反对。但这却很容易出现一种两难的困境。在此有两个例证。
　　第一个例证是第11期《南风窗》所报道的，1990年中国云南昭通市大山包乡为了设置黑颈鹤自然保护区，特让千名村民迁徙到云南省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但村民到了新地方后，2011年亚洲野象却开始侵入，野象群不仅毁坏了庄稼，甚至夺走了人命。而亚洲野象又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国家应保护稀有鸟类和兽类，但国家对可能更应该保护的人民，为何却保护得不周呢？人与动物孰轻孰重？有没有万全之策？
　　云南发生保护鸟类而让人搬走，而野象又来赶走人的不幸局面，我就想到最近发生在台湾的猕猴事件。台湾猕猴乃是3级保护动物，不准杀也不准打，已使得台湾许多临近丘陵地带的乡村猴满为患。猕猴是灵巧的动物，它们会成群啸聚，会破坏果园和菜园，有时候还会攻击儿童、路人，台湾的农委会为此头痛不已。考虑要把野猴抓来结扎，要鼓励农民养狗赶猴。但农民都说，这个方法收效极小，野猴不容易抓，用狗赶猴，说不定还会狗被猴欺，甚至惹恼了野猴，去进行更大的破坏。台湾的保护野生动物在猕猴上遇到了“大铁板”。

　　近代环境主义的观念兴起，保护动植物物种也成为一种流行，尤其是1975年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倡导“动物权”后，更对保护野生动物和饲养野生动物提出了重要的保护理论。人类以前对野生动物和饲养的动物都太野蛮，的确需要改善。问题是，在讨论到动物权，尤其是野生动物的动物权时，却也出现了许多争议。例如：
　　现在有许多野生动物，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的确遭到了破坏，必须加以维护，但这也表示，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条件，就必须减少人类的活动，那么野生动物的生存重要还是人类的生存重要？对于凶猛的野生动物如狮虎象豹，可能必须与人严格分离开来，不容活动空间相混，但对于没有攻击性的鸟类或兽类，是否可以设定出人兽或人鸟共存的保护模式？在我的概念里，云南昭通市大山包乡设立黑颈鹤保护区，当初设立时，似乎就没有必要将村民全部搬走，如果设立极低容度的人鸟共存模式，应当即可达到保护之目标。保护野生动物，不能无限上纲成绝对的基本教义，为了黑颈鹤将人赶走，可能手段太过激进了。至于猛兽类如野象的入侵，因为是猛兽，反倒应该有野象保护区，不容人象杂处。
　　保护野生动物是个理论，在理论层次，它几乎已不可能挑战，但理论归理论，这种问题到最后还是要还原到实践上。在实践上，它是个野生动物和人谁更重要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折中出一种既保护了野生动物，也保护了人的方法？少谈理论，多谈实践可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