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立了一个考虑税收腐败和公共支出腐败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探讨财政腐败行为及其影响.主要结论归纳：第一, 财政腐败降低私人资本的回报率，使厂商的生产力下降，就整体而言阻碍了经济增长.第二，最优税率可能大于或小于Barro的最优税率，取决于征税效率和寻租引发的行政成本.第三，两种类型的公共支出隐含着不同程度的腐败机会，以及对官员行为产生的不同“激励”作用，从而扭曲公共支出结构效率.第四，增强制度约束力对遏制财政腐败至关重要. 全文查看链接 　　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对财政腐败形成机制给予规范性分析.虽然Barreto（2000）把腐败的路径进行内生化处理，但是在分析收入分配机制时没有考虑逃税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对公共部门无效率的研究却未考虑腐败官员对公共资金的滥用［2］.为简单起见，笔者认为财政腐败的形成机制可以简要描述为腐败官员可能利用垄断职权在两项政府行为（征税和提供公共产品）中寻租，即腐败征税官员收取逃税者的贿赂以帮助纳税者逃税，这将减少政府收入，限制公共产品的规模，却为逃税者减轻税收负担；腐败官员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滥用职权故意设置繁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厂商为获取必要生产性公共产品，必须把一部分利润作为租金贿赂给腐败官员，由此产生额外负担.基于这一假定，本文将立足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从公共收支两方面模型化财政腐败行为，从而提供一个财政腐败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为分析财政腐败的影响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 全文查看链接 　　=λ［1－(1 )(1－e(1－P1))τ］yk－ρ. (12) 全文查看链接 　　［2］ Raul A BARRETO. Endogenous Corruption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1): 35-60. 全文查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