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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陈来老师：“孟子虽然讲了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但是他没有排除在我们人生、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是有二者可以得兼的，可以共赢的情形，应该努力开创，争取这种共赢得兼的局面。”这种局面，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呢？
陈来老师回答：“在一定的定义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可以作为义利双行关系的一种。但就概念来讲，我们所说的，是义利的共赢，不是人我的共赢，意义更为普遍，故还应该有所不同。”
是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乃义利双行关系的一种，老师讲的是“人生、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的更普遍的义利共赢，既是以国内不同群体，也可以推广至国与国间的义利共赢。
但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共赢常常也是应然而非实然的状态。如何实现共赢？很多大思想家都曾为此苦苦探索。
例如，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探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基础，那么《道德情操论》就在探索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说：
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
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人的经济理性与伦理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即所谓“斯密悖论”。
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哈佛大学百名教授奉为经典。尽管我们认为，“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韦伯却赞美“资本”，主张通过资本运作使钱生钱，赚钱光荣。但赚钱是讲伦理、有美德的：一要勤勉劳动，二要依诚信赢得信任、以合法方式赚钱，三要节俭以积累资本并进一步以钱生钱，这就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其基本内容包括：人人应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
问题是“人的天性”，总是趋向于既要“富起来”，又要少干活；满足“人的欲望”，是有钱就要花，有水要快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恰是因为这种“人的天性和欲望”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缺失。但他惊喜地发现，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各教派，却“伴随”有這种“资本主义精神”。马丁·路德提出了“劳动是唯一取悦上帝的方式”。加尔文的“预定论”则进一步说明，辛勤劳动取得工作成就是被证明是得到上帝恩宠、列为上帝选民的唯一手段。而财富全是上帝的，人只是代上帝管理和使用财富，因此“富起来”之后只有节制消费和热心公益，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睐。韦伯说，“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地勤劳致富，那么就要把现世的生活彻底理性化，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支配，他的一切言行都为着上帝的荣耀”。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发展聚集区便高度重合，两者“伴随”发展。这里，他用了“伴随”一词，有意回避了“因果关系”的提法，但又忍不住说，“新教伦理不但赋予经济活动以伦理的意义，而且恰恰是由于把经济活动伦理化，而使经济活动理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断言，“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
我们当然不会去照搬什么“新教伦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关注韦伯的这些说法，乃因为他提出了涉及“义利共赢”的“终极问题”：为什么富起来，靠什么富起来，怎么富起来，富起来怎么办？他其实也回答不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只能以“新教伦理”来回答，靠“上帝”的威严来解决。
我们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共赢”观中，引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孟子的学说，对解决这个问题能提供启示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陈来老师回答：“在一定的定义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可以作为义利双行关系的一种。但就概念来讲，我们所说的，是义利的共赢，不是人我的共赢，意义更为普遍，故还应该有所不同。”
是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乃义利双行关系的一种，老师讲的是“人生、社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领域”的更普遍的义利共赢，既是以国内不同群体，也可以推广至国与国间的义利共赢。
但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共赢常常也是应然而非实然的状态。如何实现共赢？很多大思想家都曾为此苦苦探索。
例如，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探讨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基础，那么《道德情操论》就在探索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在《国富论》中，斯密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说：
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又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
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人的经济理性与伦理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即所谓“斯密悖论”。
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哈佛大学百名教授奉为经典。尽管我们认为，“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韦伯却赞美“资本”，主张通过资本运作使钱生钱，赚钱光荣。但赚钱是讲伦理、有美德的：一要勤勉劳动，二要依诚信赢得信任、以合法方式赚钱，三要节俭以积累资本并进一步以钱生钱，这就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其基本内容包括：人人应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
问题是“人的天性”，总是趋向于既要“富起来”，又要少干活；满足“人的欲望”，是有钱就要花，有水要快流。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恰是因为这种“人的天性和欲望”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缺失。但他惊喜地发现，16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新教各教派，却“伴随”有這种“资本主义精神”。马丁·路德提出了“劳动是唯一取悦上帝的方式”。加尔文的“预定论”则进一步说明，辛勤劳动取得工作成就是被证明是得到上帝恩宠、列为上帝选民的唯一手段。而财富全是上帝的，人只是代上帝管理和使用财富，因此“富起来”之后只有节制消费和热心公益，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睐。韦伯说，“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地勤劳致富，那么就要把现世的生活彻底理性化，完全受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个目的支配，他的一切言行都为着上帝的荣耀”。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发展聚集区便高度重合，两者“伴随”发展。这里，他用了“伴随”一词，有意回避了“因果关系”的提法，但又忍不住说，“新教伦理不但赋予经济活动以伦理的意义，而且恰恰是由于把经济活动伦理化，而使经济活动理性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断言，“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
我们当然不会去照搬什么“新教伦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关注韦伯的这些说法，乃因为他提出了涉及“义利共赢”的“终极问题”：为什么富起来，靠什么富起来，怎么富起来，富起来怎么办？他其实也回答不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只能以“新教伦理”来回答，靠“上帝”的威严来解决。
我们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共赢”观中，引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孟子的学说，对解决这个问题能提供启示吗？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