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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主报告，朱老师从2014年，不，应当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构架了。
2014年，我被借调教育部办公厅工作，过着朝七晚九的生活，工作负担重，工作压力大。朱老师在五月的一个周末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吃晚饭，说是要改善我的伙食。我放下手头的活，倒了两趟车，坐了20多站地铁，花了近一个小时赶到他家里。满以为朱老师家里一定有客人，我是去蹭饭的，哪料到并没有客人。不仅没有，而且师母也不在家。他给我开了门之后，迅速地跑到厨房里。那天有些闷热，屋子里没有开空调，厨房里热气腾腾。我走过去一看才发现，汗流满面的朱老师正在亲自做菜。
也就在那一天，我们谈到了新生命教育，谈到了2015年的主报告。
朱老师一直说，要把新教育实验做成“百年老店”，做到离开了“朱永新”，新教育实验依然存续，依旧运转。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觉得，重要的是要构建一套新教育自己的卓越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以生命课程为基础，以公民课程（善）、艺术课程（美）、智识课程（真）作为主干，并以特色课程作为必要补充。
我对朱老师的高瞻远瞩佩服至极。虽然近几年来，由于新教育研究专业团队的逐步形成，以及自己工作关系的不断变动，我从新教育实验课题核心组成员走向了边缘，但作为新教育实验发起阶段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一直自认为仍然是朱老师，是新教育“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一员。
这一次，我们边吃边聊，谈新教育实验，谈卓越课程，谈生命教育，十分深入。席间，朱老师不时给我斟酒、夹菜，并且时不时起身，去厨房热菜。吃完饭，他坚持亲自刷碗，不让我沾手。收拾完，我们又喝了一会儿茶，继续前面的话题。末了，他像往常一样坚持送我下楼，送出小区，看我坐上出租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我至今言犹在耳：人这一辈子，能认真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
朱老师和他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从2004年开始就关注并且倡导生命教育了。
2003年，我班上一名心理脆弱的学生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了遗书性质的文字，被其同学及时发现并报告。作为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我在课前30分钟决定临时取消《陈焕生上城》一文的授课，改上《善待生命》。这堂课，我用台湾一个罹患软组织恶性肿瘤，并被截去了一条腿的9岁孩童周大观的诗《我还有一只脚》贯穿课堂。课堂所呈现的生命的韧性和弹性、所探讨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成功地挽救这个学生的生命。课后我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媒体关于中小学生自杀或者杀人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触目惊心。这不，我也险些碰上一个！是什么原因让孩子放弃自己如花的生命或者剥夺他人本不应被剥夺的生命呢？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学生正越来越多地处在生命焦虑的状态，而我作为教师，原来一直都只是在“教书”，而并不是真正在“育人”！原来我一直只做了个“教学生语文的老师”，而不是“用语文来教学生”的老师！于是，我在语文教育教学的领域之外，开始“跳出学科看教育”，开始研究“生命教育”。
2004年，朱老师以“生命教育，让教育回家”为题为我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三本《生命课》作序。在序言中，他写道：“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有关生命的教育课，其目的是通过对中小学生进行生命的孕育、生命的发展等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对生命有一定的认识，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对社会及他人，尤其是对残疾人的爱心，在人格上获得全面发展。”“生命教育在国内开展刻不容缓：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命是道德的载体，没有生命，自然就无道德可言；从而也就可以说，不讲生命教育，道德教育自然也会落空，要改进道德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可见，教育的起点就是人，生命教育是教育的基点。”“这几年，我在全国各地倡导并推行新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人，为了一切人的发展。我们主张以人的个体生命为本位，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的目标并实施教育。我们希望从知识的人本化和学习的人本化出发，引导教育圈中每一个人发展个性，舒展自我，在教育中将人提高到人的高度，最终把人还原为人，达到人的自我实现。生命教育，切合了新教育实验‘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等重要理念。”“我高兴地看到的是，卫星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步在国内基础教育界是比较早的。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我们新教育实验的部分学校开辟了生命教育陈列室，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开通了24小时生命求助热线，组建了生命教育领导小组，确定了各个层面生命教育的实施要点，正在逐步形成生命教育资源库；在他的努力推动下，这些学校的广大教师通过学科渗透、主题教学、综合实践等多种形式，促进学生保持身心健康，协助学生设计职业生涯，引导学生追求自我实现，用生命温暖着生命，用生命激活了生命，用生命滋润着生命。”
我想，上述文字，应当算是2015年度新教育年度主报告的思想雏形。
随后，在朱老师的力促下，2006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新教育实验共同在苏州举办了首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教师高级研修班；2009年，冯建军教授、许新海博士、王海燕博士以及本人等，在鲁洁教授、成尚荣先生等指导下，一起完成了全国首个《生命教育课程标准》初稿；2011年，美国，也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生命教育教材交由新教育团队试译成书；2014年，朱老师受香港教育学院何荣汉博士之邀，完成《新生命教育论纲》，编入两岸四地生命教育研究专辑在台湾地区出版。
也就是在这篇《新生命教育论纲》中，朱老师较为完整地建构了新生命教育的理论框架。它从现实思考和历史考察两个方面来指出了新生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哲学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心理学基础）、敬畏生命和幸福伦理学（伦理学基础）三个方面作为新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并且从一条主线（人的生命）、两大特点（综合性，实践性）、三级目标（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发展生命）、四项原则（认知、体验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发展、预防与干预相结合原则，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原则，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相一致的原则）、五个维度（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健康、生命与伦理、生命与职业、生命与价值）对新生命教育进行了体系构建。 2014年6月28日，朱老师再次在苏州召开生命教育教材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苏州市中小学校生命教育指导中心，研究讨论了《新生命教育论纲》《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标准》，研究确定了《新生命教育》教材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方案……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朱老师正式把2015年新教育年度主报告提上议事日程。其时，新教育实验2014年年会尚未召开。
2014年暑期，我和卢锋博士分头在朱老师洋洋万言的《新生命教育论纲》基础上，协助朱老师撰写主报告初稿。期间，朱老师不时有邮件发来，有时候是提醒：“生命教育的研究，的确问题很多。理论与实践都需要突破。我的意思，一定要稳步推进，不能够急躁，不能够被人笑话。”有时候是交流：“最近读扈中平的《人学教育学》，其中谈到身体教育的部分，我们的新生命教育很值得参考。”“最近在看《体育基础：教学、锻炼和竞技》一书，觉得对于写主报告可能有帮助。请关注一下。”
在他软鞭子的不断鞭策下，我和卢博士于2014年阳历年底协助朱老师正式合成了主报告初稿。这个初稿，很快于2015年元旦在江苏苏州接受了朱老师邀集的新教育理事会、研究院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初审。
初审会上，身为博士生导师、教授的朱老师倒像一个接受答辩的学生，受到各路专家的激烈追问。我记得讨论最热烈的一点是：新生命教育“新”在哪里？说实话，作为报告起草参与人，我个人到现在还是很排斥用“新生命教育”这样的说法，因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歧义，还不如直接用“生命教育”来得好。但现场，唇枪舌战，“新生命教育”派占了上风，其中我所敬佩的成尚荣先生侃侃而谈：
新生命教育新在哪里？
1.儿童是生命教育的主体。新生命核心理念有一条非常重要：生命教育不是我们外加给学生的，我们是教学生，培养学生，真正的生命教育是激发学生生命的能量，每个人都有自己深度的自然，都有对生命成长的渴望。我们的生命教育是让儿童能够自己认识到生命的重要，能够开发自己的生命能量，能够更健康地成长。因此，生命教育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自主的，是非常强调主体的。让儿童成为生命教育的主体，让他们自己学会教育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我觉得这一条是不是可以作为新生命教育很重要的特征之一。“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儿童成为生命教育的主体，又是以儿童的生活内容为基础的，以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等等。
2.新生命教育有不同的学科
视野，理论视角是多样的。新生命的第二条特征是什么？把前面的理论基础改掉，我们不必谈理论基础。给我的启发是：我们新生命教育有不同的学科视野。我们不是停留在一般经验的判断上，不是停留在事实的判断上，我们是从学理上来分析，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教育。因此，我们在学理上分析有不同的学科视野。新教育也好，新生命教育也好，也是在这样做。第一条，哲学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第二条，心理学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第三条，教育学的角度。第四条，伦理学的角度。因此，新生命教育的理论视角是多样的，是开阔的。于是，让我们感觉到新生命教育有一种大视野、大格局。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生命教育的理解，也超越了一般的经验的判断。这种大视野让我们对生命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当然，能不能把李庆明先生关于身体的那个，在哲学部分把身体哲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3.新生命教育课程化。这与其他生命教育是不同的。已经形成了新生命教育的课程指导纲要。课程化，结构化，它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而这种课程往往是老师和学校根据课程指导纲要在校园里，在课堂里，在儿童生活中不断生成的课程。
4.新生命教育非常注重践行。
注重行动，注重老师们和儿童们成为生命课程的创造者，等等。
虽说侃侃而谈，但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说服我。倒是朱老师一锤定音：“新生命教育”这个“新”，就是“新教育”的意思；“新生命教育”，我们可以表述为“新教育视域下的生命教育”。
接下来，便是长达3个月的修改。2015年4月18日，朱老师借新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之机，在江苏海门再次组织了主报告讨论会。会上，一批新晋学术委员又对报告二稿进行了审阅。来自美国的严文藩教授，以及许庆豫、张荣伟、许新海等，在会后还用书面的形式，对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朱老师的博士余国志代表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请缨另写一稿。
期间，朱老师不断发来邮件，和我们沟通他对主报告的思考。比如，有一次他发来邮件说：“关于新体育，我有这样几个想法：1.必须保证每天运动一小时；2.倡导健身而非竞技；3.倡导尊重个性、
多样化，而非统一、限制（海门东洲小学的运动会就是人人都要参与，各个都是冠军）；4.重视基本素质与体能训练（力量、速度、韧性等，这些不仅仅是身体发展需要，而且在安全、逃生、急救等也非常重要）；5.快乐，与音乐、舞蹈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我改出一稿以后继续交大家修订。”又有一次，貌似主报告的题目让他煞费脑筋，他说：“各位，最近一直在思考新生命教育的问题。拟了一些主报告的题目，请大家看看，集思广益：为生命奠基；教育润泽生命；让每个生命成为自己；生命是教育的起点；教育从生命开始；教育在生命的原点上；教育，从生命的原点上再出发；教育，回到生命原点；教育，让人成为人；教育，让生命诗意栖居；教育让生命更美好；教育让生命更美丽；教育，让生命幸福完整；为了生命的教育；教育是生命的事情……1.你最喜欢哪
个？2.有没有更好的题目建议？
谢谢。”
2015年6月中旬，出差在外的朱老师给我发来邮件：“初步定明天晚上7点在我家讨论主报告。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可以考虑“拓展生命的长宽高”。就到我家简餐吧。但愿我飞机准时。”
于是，已回苏州工作的我和卢博士坐上高铁前往北京，在6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和余博士，还有喜喜，在朱老师家有了一次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讨论。在这次修改讨论会上，三个版本洋洋万言的主报告最终被选定一个作初稿，然后是逐字逐句的推敲。五张嘴并不服众，很多地方，唇枪一番，舌战一番，硝烟散去，方能定夺。甚至有时候争执不下，有一点脸红脖子粗的感觉。在这次讨论会上，我开始熟悉两位博士的风格，也开始熟悉作家喜喜的性格。 接下去，便是倒计时式的修改。各司其职，但又彼此照应。我查了一下工作邮件，单7月3日到9日一周间，我和朱老师的邮件往来就达到了72封。而邮件标注的时间，很多是在深夜，甚至
凌晨。
最后一次，他们几人又被朱老师召去他家秉烛讨论。因为学校工作的原因，我没能去北京，但卢博士用网络会议的形式，让我实时参与。听到网络那端卢博士一字一句念着稿子的声音，以及边上朱老师时不时问：“卫星，听得见吗？”“这样改行不行？”我觉得，新教育是那么小，小到俨然一个家。
在前期的报告起草中，卢锋博士协助朱老师做的工作相对要多一点。他广览国内外生命教育众多研究成果，到各地去参加生命教育研讨活动，甚至和港台专家交上了朋友。但在后期的修改润饰中，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童喜喜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讨论的初期，她先是像个专门挑刺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专挑报告中的毛病来说。你还别说，说的大多在理。到了后期，她挑得多了，我们就使出“撒手锏”——要不你改试试？她倒也不推辞，麻利利地干起来。听卢博士说，最后朱老师的演讲文稿，也是她修定的，包括《金堂宣言》。她有句“名言”：会议不开，修改不止。的确是这样，朱老师到了新教育年会金堂现场，晚上还在宾馆房间召集他们作最后的完善。
2015年7月11至13日，新教育年会在成都金堂召开。我因为教育局通知答辩，打算迟一天报到。没想到答辩结束，超强台风“灿鸿”登陆浙江，影响江浙沪一带，航班取消。我没能去成四川。
朱老师在年会后不久发来邮件：“卫星、喜喜、卢锋、国志：这次新教育年度主报告比较成功，非常感谢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遗憾的是卫星没有亲眼看到主报告的场面。”
我长舒一口气，在电脑屏幕前伸了个懒腰，耳畔却突然响起朱老师的那句话：“人这一辈子，能认真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
朱老师在主报告中指出，“开设专设课程，以使学生在专人指导下，从个人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生命问题进行较全面的了解，更好地理解生命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可以采取的对策，是开展新生命教育最有效的途径。”
我知道，对于新生命教育来说，主报告只是发了一声号角。在新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以读本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为核心的新生命教育课程化建设道路上，我和我的伙伴们，新教育实验的同仁们，一刻也不能
懈怠。
年会后，在朱老师的积极推动下，我们开始筹建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聘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建军教授担任所长。研究所申报立项了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启动了一套24本涵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学段的《新生命教育》的编写。在编写的同时，我们筹划把新生命教育的有关内容纳入教师通识培训，提高各学科教师开展新生命教育的意识和能力，重点提高班主任的新生命教育指导能力；思考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在中小学校、校外教育场所（少年宫、活动中心、实践学校等）建立公益性新生命教育专题活动馆（室），指导中小学校充分利用各类场馆资源开展新生命教育；并且开始征集一批新生命教育实验学校，以读本试用、实验研究的方式引领新生命教育的实施工作，有效推进新生命教育。
2016年，朱老师又开始忙他新一年度的主报告去了。这意味着，
又一轮“折磨”正在进行中。忙碌的间隙，他时不时递过话来：“《新生命教育》好好做，要做NO.1！”在我看来，这既是鞭策，更是重托。
在我提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教育》小学一年级、四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共四个单册排版完成，即将付印。小学低年级，采用以绘本故事为主的形式；小学高年级以上，采用以活动体验为主的形式。内容上，打破传统教育中的重知识轻技能、重记忆轻意识的倾向，将感悟与意识放在第一，技能与方法放在第二，知识与要点放在第三。内容设计以调查测评、互动分享、角色扮演、游戏体验、成长记录等为主线，以技能和知识为补充和支撑，让师生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悟中学、在分享中学，甚而在“小手牵大手”的环节中实现在教中学。我们的读本内容和样式受到了两岸四地生命教育专家以及诸多一线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
但我们仍然忐忑。在新教育实验卓越课程的大家庭里，它会被大家接受吗？它将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这正是：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2014年，我被借调教育部办公厅工作，过着朝七晚九的生活，工作负担重，工作压力大。朱老师在五月的一个周末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吃晚饭，说是要改善我的伙食。我放下手头的活，倒了两趟车，坐了20多站地铁，花了近一个小时赶到他家里。满以为朱老师家里一定有客人，我是去蹭饭的，哪料到并没有客人。不仅没有，而且师母也不在家。他给我开了门之后，迅速地跑到厨房里。那天有些闷热，屋子里没有开空调，厨房里热气腾腾。我走过去一看才发现，汗流满面的朱老师正在亲自做菜。
也就在那一天，我们谈到了新生命教育，谈到了2015年的主报告。
朱老师一直说，要把新教育实验做成“百年老店”，做到离开了“朱永新”，新教育实验依然存续，依旧运转。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觉得，重要的是要构建一套新教育自己的卓越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以生命课程为基础，以公民课程（善）、艺术课程（美）、智识课程（真）作为主干，并以特色课程作为必要补充。
我对朱老师的高瞻远瞩佩服至极。虽然近几年来，由于新教育研究专业团队的逐步形成，以及自己工作关系的不断变动，我从新教育实验课题核心组成员走向了边缘，但作为新教育实验发起阶段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一直自认为仍然是朱老师，是新教育“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一员。
这一次，我们边吃边聊，谈新教育实验，谈卓越课程，谈生命教育，十分深入。席间，朱老师不时给我斟酒、夹菜，并且时不时起身，去厨房热菜。吃完饭，他坚持亲自刷碗，不让我沾手。收拾完，我们又喝了一会儿茶，继续前面的话题。末了，他像往常一样坚持送我下楼，送出小区，看我坐上出租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我至今言犹在耳：人这一辈子，能认真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
朱老师和他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从2004年开始就关注并且倡导生命教育了。
2003年，我班上一名心理脆弱的学生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了遗书性质的文字，被其同学及时发现并报告。作为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的我在课前30分钟决定临时取消《陈焕生上城》一文的授课，改上《善待生命》。这堂课，我用台湾一个罹患软组织恶性肿瘤，并被截去了一条腿的9岁孩童周大观的诗《我还有一只脚》贯穿课堂。课堂所呈现的生命的韧性和弹性、所探讨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成功地挽救这个学生的生命。课后我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媒体关于中小学生自杀或者杀人的报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触目惊心。这不，我也险些碰上一个！是什么原因让孩子放弃自己如花的生命或者剥夺他人本不应被剥夺的生命呢？我的结论是：我们的学生正越来越多地处在生命焦虑的状态，而我作为教师，原来一直都只是在“教书”，而并不是真正在“育人”！原来我一直只做了个“教学生语文的老师”，而不是“用语文来教学生”的老师！于是，我在语文教育教学的领域之外，开始“跳出学科看教育”，开始研究“生命教育”。
2004年，朱老师以“生命教育，让教育回家”为题为我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三本《生命课》作序。在序言中，他写道：“生命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有关生命的教育课，其目的是通过对中小学生进行生命的孕育、生命的发展等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对生命有一定的认识，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对社会及他人，尤其是对残疾人的爱心，在人格上获得全面发展。”“生命教育在国内开展刻不容缓：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命是道德的载体，没有生命，自然就无道德可言；从而也就可以说，不讲生命教育，道德教育自然也会落空，要改进道德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可见，教育的起点就是人，生命教育是教育的基点。”“这几年，我在全国各地倡导并推行新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人，为了一切人的发展。我们主张以人的个体生命为本位，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确定教育的目标并实施教育。我们希望从知识的人本化和学习的人本化出发，引导教育圈中每一个人发展个性，舒展自我，在教育中将人提高到人的高度，最终把人还原为人，达到人的自我实现。生命教育，切合了新教育实验‘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等重要理念。”“我高兴地看到的是，卫星对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起步在国内基础教育界是比较早的。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我们新教育实验的部分学校开辟了生命教育陈列室，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开通了24小时生命求助热线，组建了生命教育领导小组，确定了各个层面生命教育的实施要点，正在逐步形成生命教育资源库；在他的努力推动下，这些学校的广大教师通过学科渗透、主题教学、综合实践等多种形式，促进学生保持身心健康，协助学生设计职业生涯，引导学生追求自我实现，用生命温暖着生命，用生命激活了生命，用生命滋润着生命。”
我想，上述文字，应当算是2015年度新教育年度主报告的思想雏形。
随后，在朱老师的力促下，2006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新教育实验共同在苏州举办了首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教师高级研修班；2009年，冯建军教授、许新海博士、王海燕博士以及本人等，在鲁洁教授、成尚荣先生等指导下，一起完成了全国首个《生命教育课程标准》初稿；2011年，美国，也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生命教育教材交由新教育团队试译成书；2014年，朱老师受香港教育学院何荣汉博士之邀，完成《新生命教育论纲》，编入两岸四地生命教育研究专辑在台湾地区出版。
也就是在这篇《新生命教育论纲》中，朱老师较为完整地建构了新生命教育的理论框架。它从现实思考和历史考察两个方面来指出了新生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哲学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心理学基础）、敬畏生命和幸福伦理学（伦理学基础）三个方面作为新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并且从一条主线（人的生命）、两大特点（综合性，实践性）、三级目标（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发展生命）、四项原则（认知、体验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发展、预防与干预相结合原则，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原则，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相一致的原则）、五个维度（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健康、生命与伦理、生命与职业、生命与价值）对新生命教育进行了体系构建。 2014年6月28日，朱老师再次在苏州召开生命教育教材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苏州市中小学校生命教育指导中心，研究讨论了《新生命教育论纲》《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标准》，研究确定了《新生命教育》教材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方案……也就是在这个会上，朱老师正式把2015年新教育年度主报告提上议事日程。其时，新教育实验2014年年会尚未召开。
2014年暑期，我和卢锋博士分头在朱老师洋洋万言的《新生命教育论纲》基础上，协助朱老师撰写主报告初稿。期间，朱老师不时有邮件发来，有时候是提醒：“生命教育的研究，的确问题很多。理论与实践都需要突破。我的意思，一定要稳步推进，不能够急躁，不能够被人笑话。”有时候是交流：“最近读扈中平的《人学教育学》，其中谈到身体教育的部分，我们的新生命教育很值得参考。”“最近在看《体育基础：教学、锻炼和竞技》一书，觉得对于写主报告可能有帮助。请关注一下。”
在他软鞭子的不断鞭策下，我和卢博士于2014年阳历年底协助朱老师正式合成了主报告初稿。这个初稿，很快于2015年元旦在江苏苏州接受了朱老师邀集的新教育理事会、研究院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初审。
初审会上，身为博士生导师、教授的朱老师倒像一个接受答辩的学生，受到各路专家的激烈追问。我记得讨论最热烈的一点是：新生命教育“新”在哪里？说实话，作为报告起草参与人，我个人到现在还是很排斥用“新生命教育”这样的说法，因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歧义，还不如直接用“生命教育”来得好。但现场，唇枪舌战，“新生命教育”派占了上风，其中我所敬佩的成尚荣先生侃侃而谈：
新生命教育新在哪里？
1.儿童是生命教育的主体。新生命核心理念有一条非常重要：生命教育不是我们外加给学生的，我们是教学生，培养学生，真正的生命教育是激发学生生命的能量，每个人都有自己深度的自然，都有对生命成长的渴望。我们的生命教育是让儿童能够自己认识到生命的重要，能够开发自己的生命能量，能够更健康地成长。因此，生命教育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自主的，是非常强调主体的。让儿童成为生命教育的主体，让他们自己学会教育自己、发展自己、成就自己。我觉得这一条是不是可以作为新生命教育很重要的特征之一。“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儿童成为生命教育的主体，又是以儿童的生活内容为基础的，以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等等。
2.新生命教育有不同的学科
视野，理论视角是多样的。新生命的第二条特征是什么？把前面的理论基础改掉，我们不必谈理论基础。给我的启发是：我们新生命教育有不同的学科视野。我们不是停留在一般经验的判断上，不是停留在事实的判断上，我们是从学理上来分析，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教育。因此，我们在学理上分析有不同的学科视野。新教育也好，新生命教育也好，也是在这样做。第一条，哲学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第二条，心理学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第三条，教育学的角度。第四条，伦理学的角度。因此，新生命教育的理论视角是多样的，是开阔的。于是，让我们感觉到新生命教育有一种大视野、大格局。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生命教育的理解，也超越了一般的经验的判断。这种大视野让我们对生命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当然，能不能把李庆明先生关于身体的那个，在哲学部分把身体哲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
3.新生命教育课程化。这与其他生命教育是不同的。已经形成了新生命教育的课程指导纲要。课程化，结构化，它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而这种课程往往是老师和学校根据课程指导纲要在校园里，在课堂里，在儿童生活中不断生成的课程。
4.新生命教育非常注重践行。
注重行动，注重老师们和儿童们成为生命课程的创造者，等等。
虽说侃侃而谈，但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说服我。倒是朱老师一锤定音：“新生命教育”这个“新”，就是“新教育”的意思；“新生命教育”，我们可以表述为“新教育视域下的生命教育”。
接下来，便是长达3个月的修改。2015年4月18日，朱老师借新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之机，在江苏海门再次组织了主报告讨论会。会上，一批新晋学术委员又对报告二稿进行了审阅。来自美国的严文藩教授，以及许庆豫、张荣伟、许新海等，在会后还用书面的形式，对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朱老师的博士余国志代表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请缨另写一稿。
期间，朱老师不断发来邮件，和我们沟通他对主报告的思考。比如，有一次他发来邮件说：“关于新体育，我有这样几个想法：1.必须保证每天运动一小时；2.倡导健身而非竞技；3.倡导尊重个性、
多样化，而非统一、限制（海门东洲小学的运动会就是人人都要参与，各个都是冠军）；4.重视基本素质与体能训练（力量、速度、韧性等，这些不仅仅是身体发展需要，而且在安全、逃生、急救等也非常重要）；5.快乐，与音乐、舞蹈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我改出一稿以后继续交大家修订。”又有一次，貌似主报告的题目让他煞费脑筋，他说：“各位，最近一直在思考新生命教育的问题。拟了一些主报告的题目，请大家看看，集思广益：为生命奠基；教育润泽生命；让每个生命成为自己；生命是教育的起点；教育从生命开始；教育在生命的原点上；教育，从生命的原点上再出发；教育，回到生命原点；教育，让人成为人；教育，让生命诗意栖居；教育让生命更美好；教育让生命更美丽；教育，让生命幸福完整；为了生命的教育；教育是生命的事情……1.你最喜欢哪
个？2.有没有更好的题目建议？
谢谢。”
2015年6月中旬，出差在外的朱老师给我发来邮件：“初步定明天晚上7点在我家讨论主报告。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可以考虑“拓展生命的长宽高”。就到我家简餐吧。但愿我飞机准时。”
于是，已回苏州工作的我和卢博士坐上高铁前往北京，在6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和余博士，还有喜喜，在朱老师家有了一次特殊得不能再特殊的讨论。在这次修改讨论会上，三个版本洋洋万言的主报告最终被选定一个作初稿，然后是逐字逐句的推敲。五张嘴并不服众，很多地方，唇枪一番，舌战一番，硝烟散去，方能定夺。甚至有时候争执不下，有一点脸红脖子粗的感觉。在这次讨论会上，我开始熟悉两位博士的风格，也开始熟悉作家喜喜的性格。 接下去，便是倒计时式的修改。各司其职，但又彼此照应。我查了一下工作邮件，单7月3日到9日一周间，我和朱老师的邮件往来就达到了72封。而邮件标注的时间，很多是在深夜，甚至
凌晨。
最后一次，他们几人又被朱老师召去他家秉烛讨论。因为学校工作的原因，我没能去北京，但卢博士用网络会议的形式，让我实时参与。听到网络那端卢博士一字一句念着稿子的声音，以及边上朱老师时不时问：“卫星，听得见吗？”“这样改行不行？”我觉得，新教育是那么小，小到俨然一个家。
在前期的报告起草中，卢锋博士协助朱老师做的工作相对要多一点。他广览国内外生命教育众多研究成果，到各地去参加生命教育研讨活动，甚至和港台专家交上了朋友。但在后期的修改润饰中，新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童喜喜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中讨论的初期，她先是像个专门挑刺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专挑报告中的毛病来说。你还别说，说的大多在理。到了后期，她挑得多了，我们就使出“撒手锏”——要不你改试试？她倒也不推辞，麻利利地干起来。听卢博士说，最后朱老师的演讲文稿，也是她修定的，包括《金堂宣言》。她有句“名言”：会议不开，修改不止。的确是这样，朱老师到了新教育年会金堂现场，晚上还在宾馆房间召集他们作最后的完善。
2015年7月11至13日，新教育年会在成都金堂召开。我因为教育局通知答辩，打算迟一天报到。没想到答辩结束，超强台风“灿鸿”登陆浙江，影响江浙沪一带，航班取消。我没能去成四川。
朱老师在年会后不久发来邮件：“卫星、喜喜、卢锋、国志：这次新教育年度主报告比较成功，非常感谢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遗憾的是卫星没有亲眼看到主报告的场面。”
我长舒一口气，在电脑屏幕前伸了个懒腰，耳畔却突然响起朱老师的那句话：“人这一辈子，能认真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
朱老师在主报告中指出，“开设专设课程，以使学生在专人指导下，从个人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生命问题进行较全面的了解，更好地理解生命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可以采取的对策，是开展新生命教育最有效的途径。”
我知道，对于新生命教育来说，主报告只是发了一声号角。在新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以读本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为核心的新生命教育课程化建设道路上，我和我的伙伴们，新教育实验的同仁们，一刻也不能
懈怠。
年会后，在朱老师的积极推动下，我们开始筹建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聘请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建军教授担任所长。研究所申报立项了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启动了一套24本涵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学段的《新生命教育》的编写。在编写的同时，我们筹划把新生命教育的有关内容纳入教师通识培训，提高各学科教师开展新生命教育的意识和能力，重点提高班主任的新生命教育指导能力；思考如何引导社会力量在中小学校、校外教育场所（少年宫、活动中心、实践学校等）建立公益性新生命教育专题活动馆（室），指导中小学校充分利用各类场馆资源开展新生命教育；并且开始征集一批新生命教育实验学校，以读本试用、实验研究的方式引领新生命教育的实施工作，有效推进新生命教育。
2016年，朱老师又开始忙他新一年度的主报告去了。这意味着，
又一轮“折磨”正在进行中。忙碌的间隙，他时不时递过话来：“《新生命教育》好好做，要做NO.1！”在我看来，这既是鞭策，更是重托。
在我提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教育》小学一年级、四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共四个单册排版完成，即将付印。小学低年级，采用以绘本故事为主的形式；小学高年级以上，采用以活动体验为主的形式。内容上，打破传统教育中的重知识轻技能、重记忆轻意识的倾向，将感悟与意识放在第一，技能与方法放在第二，知识与要点放在第三。内容设计以调查测评、互动分享、角色扮演、游戏体验、成长记录等为主线，以技能和知识为补充和支撑，让师生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悟中学、在分享中学，甚而在“小手牵大手”的环节中实现在教中学。我们的读本内容和样式受到了两岸四地生命教育专家以及诸多一线教师和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
但我们仍然忐忑。在新教育实验卓越课程的大家庭里，它会被大家接受吗？它将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这正是：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