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求是》的前身《红旗》杂志在沙滩大院创办，那时《红旗》就显示了特殊地位，总编辑甚至有的副总编辑都常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文革”期间不少高层意图就是通过《红旗》的社论和评论向外传递。
　　1987年，红旗领导班子调整。1988年，中央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撤销书记处研究室，另一个是停办《红旗》并于当年7月1日创办《求是》杂志。中央党校主办《求是》不到一年，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以后，《求是》又改由中央主办，恢复了党中央机关刊的地位，并恢复了社论和评论。
　　《求是》杂志发表的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文章，一半左右是主动约来的。向中央领导约稿一般都能得到支持，只有个别例外。据杂志原副总编辑苏双碧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时任副总理温家宝在另外一本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社觉得文章有理论见地，便向温家宝约稿，希望在《求是》再发一次。但温家宝没有同意，还专门打电话到苏双碧家里解释，认为只是一篇小文章，重复发两次不好。编辑部于是约温家宝再写篇文章，几个月之后温家宝如约交稿。
　　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求是》也会向一些省部级官员约稿。当然，省部级及以下官员的稿件大多是主动投稿的。各级党政官员都愿意在《求是》发表文章，直接导致有些稿子要排很久才能发。省部级官员的稿件可能要拖两三期才能发，有些副省部级官员的稿件则可能要等上半年。“不少领导发现，在《求是》杂志发文对推动所分管的工作有好处。”求是相关人士说。
　　鉴于《求是》杂志的政治影响，有的中央领导人也会为《求是》推荐稿件。如果中央相关领导看到一些地方领导的内部讲话，觉得有价值，就会批示《求是》去约稿刊发。这种情况下，杂志社约稿都会非常顺畅。
　　唯一婉拒过的是陈良宇。事情发生在2005年，杂志社按照中央领导意思通过上海市委办公厅向陈良宇约稿时被谢绝。后来杂志社一位副总编辑致电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出约稿是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陈良宇这才答应。
　　就发稿流程而言，求是编辑部对领导人稿件与其他稿件一样，都实行四审制，首先是责任编辑，接下来是部主任、分管编委、值班编委、总编辑、社长逐次把关。总编辑每篇稿件都要看，社长一般只看重点稿件。领导人的稿件，社长都必须要看，也会看得更仔细，最后清样还要再送给领导人本人审定后刊发。
　　领导人的文章也可以修改，一般改得不多，大部分都是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一些明显疏漏。一般来说，领导人都很尊重杂志社编辑，将清样送给他们后，都会同意编辑的改动，有的领导还会表示感谢。
　　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也有稿费，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目前求是杂志社的稿费分两个档次，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杂志已经考虑要实行优稿优酬，不過在《求是》发稿的作者应该很少有人在意稿酬。
　　在《求是》发表的领导人文章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文章，肯定是排在杂志最前面“要闻要论”位置，如遇到同一期杂志发表两位常委的文章，则以常委的排序确定稿件的排序。
　　十八大前，如果哪期《求是》要发表常委文章，新华社就要作为常委活动提前一天发消息通稿。十八大后，2013年1月1日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的前一天，新华社发了消息通稿。但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求是》发表的文章，未见新华社有消息通稿。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