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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启蒙视域下致力 “国民性批判”的大量经典文本，到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湘西世界”中乡土牧歌式的小说杰作，再到80年代陈忠实在现代性视域下的被称为“文化秘史”写作的《白鹿原》。尽管他们切入的角度不同，但乡土已成为一代代作家竭力表现的对象。
乡土的忠诚耕耘者
沈从文说过：“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以独特的“乡下人”视角写出了与城市不同的生活图景，饱蘸着自己的赤诚，满怀着浓郁的乡土情结，抒发自己对生养自己的湘西大地的热爱和眷恋。
《边城》里的老船夫守着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渡船尽职尽责地为过路人提供方便，“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到了应该休息的年龄却不休息，一如既往的干着自己份内的事。他古朴厚道、屈己待人，从不计较得失，在静静的水面上过着看似简单平凡的生活，但他的内心是丰富的，并且有着强烈的自尊，当渡河的人执意要把钱掷给他的时候，他追上把钱还给路人，并且还塞给路人一束烟叶，这样看来，虽然老船夫活得很清贫，却始终有一颗执着的自尊心。老人，在沈从文的笔下就如土地一般，他们坚实、拙于言辞却饱含人生的智慧。所以沈从文把自己对土地的热爱寄寓在老人的身上，他虽然从乡村中走出却从未割断自身与乡村母体的联系。沈从文曾经把自己比作浮萍，经历的磨练让他的内心向往那份智者老人一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形式，而这一切都活生生地存在于湘西这片神圣的土地，以及那群纯朴善良有着土地般胸怀的老者身上。
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沈从文写湘西，写湘西的人与事，这是受内心企图构建一个精神家园动力的驱使。沈从文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建立自始至终都无法脱离一个自成和谐体系的乡村世界，无论在《边城》还是《长河》，这种和谐体系的形成都得益于乡下子民的农事生活，他们从忍劳耐苦的田园生活中获得田园之乐，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种习性。
自然的人性，单纯朴素的生存方式，这是沈从文所推崇的。老人的身上最能体现这一点，不仅仅在于他们和自然的亲密无间，还在于他们从自然中获取的生存之道。“道法自然”这一准则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天地万物终究要回归到土地，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踏踏实实的活在脚下的土地上，不断向上，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生存的法则。去掉虚伪、狡诈、浮躁，剩下的才是生存所需要的。所以沈从文通过对最平凡、最朴素的老人的描摹，寄托了自己对于国民性的思考，也渗透了自己的文化回归意识。
沈从文努力地建构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老人这一独特的群体认认真真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是蒙昧的，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无法冲击他们的头脑，他们也无力接受发生在时代的种种，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无意识集体，他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生存，最后看来这种生存之道透露着智慧的光芒。与其他的作家相比，沈从文是超越五四精神之上的，或许是因为他的学识没有他人高，但正是源于这一点，他跳出当时文化主流的窠臼，他看清了那种推倒一切，然后在废墟上重建的真相，他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去观察、去书写，所以他也是孤独的，寂寞的。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让他变得冷静，他以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去看待一切，去构建属于自己又不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去参透生活的真谛。这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化，是沈从文再造民族文化人格的着力点，这也是沈从文的特殊之处，也是他笔下的老人的特殊之处。
生命强力的信仰者
沈从文说过：“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老人是懂得尊重生命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尊重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爱护一切大自然之物。
《长河》中的老水手满满年青时在激流险滩上漂流，他憨态可掬，又富有智慧，勤劳、质朴、善良，充满童心。沈从文对于生命的信仰可以说构成了他的整个思想意识体系，是反抗和搏斗，执着于生命的此在。《牛》中的大牛伯对牛的细心呵护就体现出他和牛之间的亲密关系，人和动物之间尚且都能展开情感上的交流，何况人和人之间？
其实，在老者身上我们同时也能看出沈从文思想的某种局限性，湘西这片神圣的土地所孕育的边地乡民，思想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宿命意识，他们面对生命中的偶然在潜意识里归之于天命，沈从文这个从湘西走出的“乡下孩子”也不例外，这种“神”与“人”的冲突[]虽然不在他的显性思想意识里，却构成了他生命观的矛盾。
原始生态思想的彰显
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笔下的老者形象亦代表了其自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态思想，这种原始而又深刻的生态思想意识，都召唤人类原始生命强力，把荒野大地作为人类获得新生力量和美好品德再造的根源。
《长河》中沈从文对于人性的思考趋于理性化，一方面他肯定了湘西古朴的人性美，尤其是存在于下层人民身上的美好品质，另一方面湘西在现代文明整体包围之下，人性中的凝固缺少应变能力也是沈从文所为之忧虑的，沈从文对湘西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长河》中塑造的老水手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祛魅的表现，更是沈从文思想中的包含的对于乡土固有结构逐渐解体背后的隐痛，是他现代生态思想的最直接表现，是在试图消除人类身上的贪欲和罪恶，最终获得原始大地的神性滋养这一过程中的煎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从文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思想在内在逻辑上是有差异的。简单说来，就是沈从文的生态思想逻辑基础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无间的思想，主客观之间是一种亲密交融的关系，人从来就没有与大自然分离过。与之相对的生态思想则是在对西方现代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想超越的基础上，体现着胡塞尔的主体间理论，人与大自然首先是在各自都拥有主体性的前提下，然后在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观照对方。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鲜明地阐明了这一点：人视大自然为具有生命的内在价值主体，是人类理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人的灵魂恰恰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升华。“当人以一种欣赏的方式遵循大自然时，他们就超越了自然，因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这种以欣赏的态度尊重生态系统及其他存在物的能力。” 显然，沈从文笔下的老者等形象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从来就没有与大自然分离的主体意识，也就没有所谓要超越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的必要。沈从文的作品正是以自己独有的审美方式，感性而又深刻地传达了消除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弊病走向新的生态文明的先声，以不同于西方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性的生态思维。
沈从文在祛魅的乡土世界与善良淳朴的自然人性被毁灭的境遇中，以一个“乡下人” 的独特视角，既描绘了湘西人的善与美，又深刻地表现了大地与善良自然人性的毁灭。善良人性的展现和被毁灭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悲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在一定意义上，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是属于走向生态文明未来的，因为它是复魅了乡土大地的文学，是能够敢于担当拯救重建新文明责任的新文学。
结语
沈从文说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读懂老者是接近沈从文内心世界的一扇门，打开这扇门，不仅能够领略沈从文的人格魅力，而且也能开启人类生态思想的智慧之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
乡土的忠诚耕耘者
沈从文说过：“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以独特的“乡下人”视角写出了与城市不同的生活图景，饱蘸着自己的赤诚，满怀着浓郁的乡土情结，抒发自己对生养自己的湘西大地的热爱和眷恋。
《边城》里的老船夫守着陪伴自己几十年的渡船尽职尽责地为过路人提供方便，“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到了应该休息的年龄却不休息，一如既往的干着自己份内的事。他古朴厚道、屈己待人，从不计较得失，在静静的水面上过着看似简单平凡的生活，但他的内心是丰富的，并且有着强烈的自尊，当渡河的人执意要把钱掷给他的时候，他追上把钱还给路人，并且还塞给路人一束烟叶，这样看来，虽然老船夫活得很清贫，却始终有一颗执着的自尊心。老人，在沈从文的笔下就如土地一般，他们坚实、拙于言辞却饱含人生的智慧。所以沈从文把自己对土地的热爱寄寓在老人的身上，他虽然从乡村中走出却从未割断自身与乡村母体的联系。沈从文曾经把自己比作浮萍，经历的磨练让他的内心向往那份智者老人一般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形式，而这一切都活生生地存在于湘西这片神圣的土地，以及那群纯朴善良有着土地般胸怀的老者身上。
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沈从文写湘西，写湘西的人与事，这是受内心企图构建一个精神家园动力的驱使。沈从文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建立自始至终都无法脱离一个自成和谐体系的乡村世界，无论在《边城》还是《长河》，这种和谐体系的形成都得益于乡下子民的农事生活，他们从忍劳耐苦的田园生活中获得田园之乐，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一种习性。
自然的人性，单纯朴素的生存方式，这是沈从文所推崇的。老人的身上最能体现这一点，不仅仅在于他们和自然的亲密无间，还在于他们从自然中获取的生存之道。“道法自然”这一准则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天地万物终究要回归到土地，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踏踏实实的活在脚下的土地上，不断向上，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生存的法则。去掉虚伪、狡诈、浮躁，剩下的才是生存所需要的。所以沈从文通过对最平凡、最朴素的老人的描摹，寄托了自己对于国民性的思考，也渗透了自己的文化回归意识。
沈从文努力地建构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老人这一独特的群体认认真真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是蒙昧的，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无法冲击他们的头脑，他们也无力接受发生在时代的种种，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无意识集体，他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生存，最后看来这种生存之道透露着智慧的光芒。与其他的作家相比，沈从文是超越五四精神之上的，或许是因为他的学识没有他人高，但正是源于这一点，他跳出当时文化主流的窠臼，他看清了那种推倒一切，然后在废墟上重建的真相，他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去观察、去书写，所以他也是孤独的，寂寞的。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让他变得冷静，他以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去看待一切，去构建属于自己又不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去参透生活的真谛。这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化，是沈从文再造民族文化人格的着力点，这也是沈从文的特殊之处，也是他笔下的老人的特殊之处。
生命强力的信仰者
沈从文说过：“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老人是懂得尊重生命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尊重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爱护一切大自然之物。
《长河》中的老水手满满年青时在激流险滩上漂流，他憨态可掬，又富有智慧，勤劳、质朴、善良，充满童心。沈从文对于生命的信仰可以说构成了他的整个思想意识体系，是反抗和搏斗，执着于生命的此在。《牛》中的大牛伯对牛的细心呵护就体现出他和牛之间的亲密关系，人和动物之间尚且都能展开情感上的交流，何况人和人之间？
其实，在老者身上我们同时也能看出沈从文思想的某种局限性，湘西这片神圣的土地所孕育的边地乡民，思想中或多或少蕴含着宿命意识，他们面对生命中的偶然在潜意识里归之于天命，沈从文这个从湘西走出的“乡下孩子”也不例外，这种“神”与“人”的冲突[]虽然不在他的显性思想意识里，却构成了他生命观的矛盾。
原始生态思想的彰显
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笔下的老者形象亦代表了其自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态思想，这种原始而又深刻的生态思想意识，都召唤人类原始生命强力，把荒野大地作为人类获得新生力量和美好品德再造的根源。
《长河》中沈从文对于人性的思考趋于理性化，一方面他肯定了湘西古朴的人性美，尤其是存在于下层人民身上的美好品质，另一方面湘西在现代文明整体包围之下，人性中的凝固缺少应变能力也是沈从文所为之忧虑的，沈从文对湘西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长河》中塑造的老水手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祛魅的表现，更是沈从文思想中的包含的对于乡土固有结构逐渐解体背后的隐痛，是他现代生态思想的最直接表现，是在试图消除人类身上的贪欲和罪恶，最终获得原始大地的神性滋养这一过程中的煎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从文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思想在内在逻辑上是有差异的。简单说来，就是沈从文的生态思想逻辑基础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无间的思想，主客观之间是一种亲密交融的关系，人从来就没有与大自然分离过。与之相对的生态思想则是在对西方现代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想超越的基础上，体现着胡塞尔的主体间理论，人与大自然首先是在各自都拥有主体性的前提下，然后在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观照对方。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鲜明地阐明了这一点：人视大自然为具有生命的内在价值主体，是人类理想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人的灵魂恰恰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升华。“当人以一种欣赏的方式遵循大自然时，他们就超越了自然，因为大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这种以欣赏的态度尊重生态系统及其他存在物的能力。” 显然，沈从文笔下的老者等形象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从来就没有与大自然分离的主体意识，也就没有所谓要超越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的必要。沈从文的作品正是以自己独有的审美方式，感性而又深刻地传达了消除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弊病走向新的生态文明的先声，以不同于西方生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性的生态思维。
沈从文在祛魅的乡土世界与善良淳朴的自然人性被毁灭的境遇中，以一个“乡下人” 的独特视角，既描绘了湘西人的善与美，又深刻地表现了大地与善良自然人性的毁灭。善良人性的展现和被毁灭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悲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在一定意义上，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是属于走向生态文明未来的，因为它是复魅了乡土大地的文学，是能够敢于担当拯救重建新文明责任的新文学。
结语
沈从文说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读懂老者是接近沈从文内心世界的一扇门，打开这扇门，不仅能够领略沈从文的人格魅力，而且也能开启人类生态思想的智慧之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