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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语文课文被删改，何种原因让它无法以本来面目示人？
文：张先生，今天想请您谈谈课文删改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荷塘月色》这样优美的一篇文章，竟然也有删节。还有古文《口技》，也删节了。
张：好的。《荷塘月色》不应当删，后来恢复了。《口技》那种删了不要紧，还是应该删的，暂时不会恢复。
［小引］2009年5月以来，天涯论坛上的一篇名为“扒一扒我们以前的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的帖子，引起了网民强烈的兴趣。帖子登出后，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如今已有37万的访问量和一千多人的回贴，并迅速转贴到各个网站。对于当年课文被删改，有人愤怒，有人质疑，有人理解，有人在追问。
文：可以说，在这个帖子里面，网友们几乎把我们以前学过的课文，曾经被删改的文章，讨论了一遍。其中大家讨论最激烈的是《荷塘月色》。那我手边这个语文课本，就是1987年版的高中第一册语文课本，其中就收录了《荷塘月色》这篇文章，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一版。朱自清描写荷花的这句话，如“刚出浴的美人”，其实在当时就被删掉了。
张：语文教材，包括中小学所有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组织编写的，多少年都是这样。人教社直属教育部，是我国一流的教育出版社，有专职的教材编写队伍，有优良的传统，老社长是叶圣陶，长期主持业务工作。中小学教材是政府行为，跟一般出版物不一样，就语文来讲，选文是有特殊要求的。
一，就是思想内容好，健康。二，语言文字典范。三，适合教学。一定要适合教学，文章很漂亮，很好，但：太深就不行，不适合学生年龄段，不适应学生认知背景；太长也不行，讲不完，犯阅读疲劳。标准就这么三条。
［小引］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文：那比如说，如“刚出浴的美人”这六个字，在我们现在看来没什么，在当时，主要是触动了哪根神经，而必须删掉呢？
张：怎么说呢，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在一定时期，也叫主流意识形态。在那时，强调革命化比较厉害的时候，这个那个的，总觉得这样描写，有点小资②情调吧！
怎么删的？删得比较早，叶老时代，即上世纪50年代删的。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好像没有什么，但当时却是个问题，“刚出浴的美人”，对学生讲这个不好，就删了。
［小引］“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这是清人林嗣环《口技》中的一个语段。但在入选语文课本时，因描写夫妻房事而被删去，至今未恢复。
文：还有一些文章，可能是因为涉及一些情色、暴力，也被删节。比如说《口技》，它当中有一些情色的描写，在选入语文课本的时候，就把它删掉了。
张：有这种情况。这里说到《口技》，还有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节选自《骆驼祥子》）呢，有关暗娼小福子的情节也删了。就是说，用现在眼光看来，说什么黄色，言重了，它不过有点儿童不宜，初中生阅读不合适，就回避一下，意思是，课上不好讲。这种情况一般就删了，并不影响语文教学。
文：其实，随着现代网络和图书出版的发达，学生知道这些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有很多很多。即使在语文课本里删节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看这些完整版的课文。
张：我们分两种情况，比如《荷塘月色》这种，就可以恢复，是不应该删的。但像《口技》那种，删是可以的，讲这么具体干什么呀，而学生通过别的渠道读原文，看到这个那个，他们看就是了，却用不着拿到课堂上去讲。
文：您的观点是，认为该删。
张：分层次，《荷塘月色》这些不应该删，《口技》那种删了不要紧，暂时不应该恢复它。那些牵扯到儿童不宜的东西，应该删。包括名著《金瓶梅》，现在都要控制在一定范围看，是吧。教授可以买到，我有一部，线装影印本，经批准拿个条子，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买的。就这样，它是有控制的。这个，要分层次，要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导读］删改名家作品曾令作者不满，历史的真相必须服从主流意识。
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被删了。现在看来这段文字，其实十分健康,积极，没什么不妥，那么在当时，为什么也被删了呢？
张：这个，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删了。删的时候，我们没赶上参加，后来议论过这个事。无非感觉它软绵绵的。这段文字，排比抒情，是很不错的，但这两句话觉得软了一点，跟前面整个斗争，整个描写志愿军英雄的故事，不那么协调，有点小资情调。
文：那就是说，这段文字的删掉，是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系。
张：是这样的。现在看起来，比较幼稚，而当时社会就这么要求。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就把它恢复回来了。
文：我听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您也曾经对著名作家臧克家的一篇文章进行过删改，并且还引起了他的不满。
张：臧老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里面有一段，讲闻一多先生晚年很用功，晚上开夜车，猛抽烟，头发都不梳，桌子上东西很乱。那是1981年吧，正宣传“五讲四美”的时候。“五讲”知道吗？讲文明——
文：讲礼貌。
张：对，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是“五讲”。“四美”就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我们就怕孩子模仿闻先生。现在讲环境美，他们如果学闻先生，桌子上很乱，叫他收拾，他讲闻先生都这样，怎么办？头发乱，也不去梳理，怎么办？后来就做了一些调整删节。当时臧老就有点意见。最后我们保留了一句，说头发有点乱，认为有这么一句就行了。总怕孩子机械模仿。所以，课文删改，跟时代背景有关，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跟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观念有关。今天我们讲理念，过去讲观念，都是一个意思。
补充一点，臧老是诗人，他描写闻先生桌子上东西凌乱，有“众物腾怨”一语，很传神，洋溢着诗意，印象极深。可现在再查课文，却没有了。鬼使神差，可能是笔下疏忽，非我意愿，真遗憾。
［小引］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5日，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面对特务的挑衅，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讲，后人称之为《最后一次讲演》。但是这篇讲演选进语文课本时，有关司徒雷登的这段文字，却被删去了。
文：现在我手头这本书是初中语文第四册，是1982年版的，其中倒是也标明了，选自《闻一多全集（三）》，有删节。
张：当时毛主席有《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大家都知道的，是吧，那个就是批判司徒雷登的，批判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材不能和毛主席唱反调。当时在编辑室，普遍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这个思想。跟主流思想不合拍的文字，今天要恢复起来很难。
文：那可以说，其实这篇文章，对于司徒雷登描述的删节，直接决定了我们那一代人，都没有真正地了解司徒雷登，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小引］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从此，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学生的眼里，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灰溜溜的形象代表。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日本侵华战争中顽强的抵抗者，以及联合政府的积极促成者，此前，他还被称为“中共人士的老朋友”。
文：语文应该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前面我们聊的删改，还可以理解。那么这个删改，它似乎已经超过了教书育人的责任，而是有另外一种考虑。
张：这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啊！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多少年都这样。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课本是不能唱对台戏的，绝对不能，谁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文：就是说，语文教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有冲突，不合拍的一定要删除。
张：当然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过去的理解，现在仍然是这样，但过去绷得很紧，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强调对人的关怀③，理解就比较宽广了，宽松了，是吧。
［导读］语文课本的删改也有潜规则。供上神坛的鲁迅文章，为何隐晦难懂？
文：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去人教社进行了一些调查。我们看到以前那些课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文章都可以改，但有一类文章是绝对不能改的，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
张：是的，它是有潜规则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改，鲁迅的不改。鲁迅的文章，为什么也不能动呢？大家都明白，鲁迅呢，“文革”前一直当作神，仅次于毛主席。毛泽东是神，他也是神。
神怎么能动呢？不能动神的文章啊!事实上，鲁迅的文章也的确好，应该承认，是吧，有些人把他贬得很低，是不对的。但鲁迅呢，他生活的时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距离比较远，作品自然难懂一些。原因是，语言有一定的距离，这是一点；另外鲁迅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写文章，也要隐讳一下，要保护自己。就这么个状态。
教学时，对《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记”字，不要说它错了，不要简单地说它错。
文：那这个字到底是不是错了？
张：现在呢，有两派，我听到两三种意见。有人说它错了，应该是绞丝旁那个“纪”。有人说，非也，这个是日本的词汇，鲁迅曾留学日本，经常喜欢使用日本词汇。我不懂日文，他们就这么说，有鼻子有眼。我不同意这些观点。说它错了，应该用绞丝旁，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用纪念的“纪”。我以为，《记念刘和珍君》的“记”字，是鲁迅的创造而非错字。
我们习惯用纪念的“纪”字，指的是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举行某种活动，来怀念过去的人和事。可是“三·一八”惨案那个事件，发生才两个星期，挨得很近，鲁迅就写文章了，有记事怀人的意思，就是既记叙当下这件事，又怀念刘和珍等人。就用上了 “记念”④这个词，完全是有意为之，不要理解为鲁迅错了。
想想，鲁迅呢，个头这么大，会写错字错得这样离谱吗？不会的。
［小引］这是1951年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目录。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此后，语文课本里收录领导人的文章，似乎已成为了一个默许的传统。
文：我听说您自己也参与收录过江泽民的那篇文章，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为什么国家领导人的文章，都要出现在语文课本当中呢？
张：这是潜规则。比如前几年上面传下话来，三代领导人的文章要上，不能下。江泽民的文章，就是在北大的讲话，北大百周年会上讲的，那篇文章还可以，选进来了。就是这样，潜规则，无道理可讲的。
文：那说法是，历届领导人的文章，我们有一个传统，都要放到语文课本里面，至少一篇，是吗？
张：毛主席的最多，诗文数量都很多。过去，周总理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也选进教材。陈毅的诗也选，陆定一的文章也选。陈老总的诗反映很好。
文：朱德有一篇文章也选了。
张：是的，是《回忆我的母亲》。
文：但我好像记得原来的名字叫《母亲的回忆》。
张：原是《母亲的回忆》，而《母亲的回忆》容易产生歧义，是母亲本人回忆呢，还是回忆我的母亲呢？但朱老总的文章不能随便改，后来请示上面，就是请示现在的文献研究室，坊间通俗地叫它经典办。
全称就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成立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呢，专门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在那里研究，在那里定稿出版。地址在毛家湾，我去过一趟。我们建议改一下，他们就改过来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这就通俗，好懂，明明白白了。
[导读]爱情单元的编选，是否预示着语文从此解禁？课本的编写将何去何从。
文：对这个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
张：要实事求是，不能跟风，不能媚俗。
[小引]2004年，上海市初三的学生突然发现，在他们的语文课本上，多了一个爱情单元，其中收录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节选。2005年，金庸的《天龙八部》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被节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张：这轮课程教材改革，有些问题我是不大同意的。编教材，要划分单元，但要看用什么把课文组织串联起来。现在叫作专题单元，又叫人文单元。什么呢，就是以思想内容组织单元，所以才有生命单元、爱情单元之类。但我以为不能重在传授爱情知识，教学生如何懂得恋爱，不应当这样。思想教育还有别的课程，还有政治课，还有别的课。语文课就要教语文，学语文。我主张组织单元教学，要用语文能力、语文知识作经线，把教学内容串联起来，而不是用什么思想内容串联起来。否则，削弱了语文能力训练即读写听说训练，淡化了语文知识传授，语文教学会出大偏差的。
文：那在您看来，语文的本质是什么？
张：语文的本质，就是工具。
文：本质是工具性，是吧！
张：是的，工具性，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人文性是渗透其中的，不是主导。离开这个工具性，语文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语文的本质是工具性。举个例子。你说：“今天下了一场大雨。”这是记叙吧。说:“今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就有点描写了。说：“今天的这场大雨下得特别好，久旱遇到甘霖了。”
文：议论。
张：是议论，是议论表达方式。说“今天下的这场雨有多少多少厘米”，有点数据，就是说明了。
文：没错。
张：如果“啊”两句，不就是抒情了吗？
不要小看这些能力和知识。学生掌握了记叙、说明、议论、描写、抒情这五种表达方式，又能综合加以运用，将来就能够写作不同文体的文章。这是受用不尽的啊！
文：可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你教学生一些比较实用的技能固然是好，但是它还应承担育人的责任。
张：这是个误区。我今天可以放开讲讲，发表我的意见。所谓教书育人，不是个并列关系。老是批评说，你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不对头呀！试问，不教书如何育人？有专门育人的语文课吗？其实，它是不能脱节的，应该是个递进关系，即“教书而育人”，用文化科学去哺育学生。我们语文课就应该学语文，但是必然牵涉到思想内容，学生也必然受到熏陶感染。总之，教书和育人是浑然一体的，二者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
［小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广为流传。如今的语文，因为不好得分，在考试中却被视为很不讨巧的角色。而作文，更是让许多学生无力下笔，头疼不已。
张：就作文教学来说，我们请教过吕叔湘先生。他说这样吧，两个字：清、通。就是内容清楚，语言文字通顺。看起来标准不高，做到也不容易。叶圣陶常讲，要告诉孩子，怎么想就怎么写。张志公⑤讲过，写好一个假条，就是一次作文练习。我认为，三位老前辈说得对。教学生作文，强调得很繁复很玄乎不行，弄得孩子都不敢写了。老舍也讲过，写文章，不要一坐下来，就申明我要写文章了，端起架子，反而写不好。其实，学习作文并不难，有什么需要，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写下来，这不就是文章了吗？就这个样子，就这么写下去，就能学好。好的文章，正是平实自然的，不装腔作势的。
最后，我期待语文教学：一，不要太政治化了，应当学语文；第二呢，不要贪心，不要贪多，不要什么都强加给语文课。
［小引］语文，这个我们十分熟悉的名词，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和意义。惟独，它作为一门语言文字课的基本功能却被人们一再忽略。
语文教育改革，需要统一认识，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看来更需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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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系根据作者接受香港《阳光评论》采访的录音整理而成。多谢《阳光评论》记者文菲、编导杨敏的支持和帮助。文中“文”指文菲，“张”指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张厚感。
②小资即小资产阶级，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范畴。
③当局施政中常用“以人为本”一语。西语有humanism一词，哲学界译作人本主义，社会学界译作人道主义，文学界译作人文主义。
④《现代汉语词典》注明纪念、记念相通。社会上流行用“纪念”而不用“记念”，是一种习惯。
⑤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界尊之为三老，光照后学。
后 记
课文选材有标准，课文修改也有原则。一般是，多就少改，能不改的就不改。只改内容不妥的，语言不规范的，以及表达不得当的。要注意不损伤作品的风格。有条件时，请作者本人改，或改后让作者审定。其间，得到多数作者的支持，也有少数微词者。作为编者，认真听取就是了。
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这首诗，原题中的市街改为街市，改后请郭老审定，他欣然同意。华罗庚的《统筹方法》，是编者根据他的《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节录、改写而成，送华老看，很快退回，批语曰：“没意见。我的文章选入课本，受宠若惊。”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诗的第二节末，原是“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编者觉得“紧跟”句不好，建议她修改，于是改为“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再说臧克家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吧，原文说，闻先生是学者，诗人，思想家。编者面陈臧老，认为“思想家”不妥，建议还是采用 “民主战士”的提法为好，他当即表示同意。至于标题的“做”字，原为“作”，编者顺手改了没商量。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其全集为“最后一次的讲演”，编者觉得“的”字别扭，也是顺手去掉，对谁都没讲。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传统课文，其中的主题词最出名：“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部队是人，或人是部队，搭配似乎不当，但如果去掉“我们的部队”，节奏、文气却受影响。作罢，不动了。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战斗》：假如我们不去战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编者觉得“指着骨头”不尽合情理，认为“骨头”改为“脑袋”更凸现轻蔑和侮辱，更合乎表达习惯。但议论了半天，还是以为不改为妥。因为田间的墙头诗，深入抗日民心，家喻户晓，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已然成为现代经典。不改，正是体现了能不改的就不改的原则。就语言文字方面来说，吴晗的《谈骨气》、峻青的《海滨仲夏夜》改得很多，杨朔的《荔枝蜜》、秦似的《幼林》也改不少，而黄传惕的《故宫博物院》和冯牧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不但文字加工很多，并且大量压缩了篇幅。等等诸多情事，不过冰山之一角。
自然，修改课文，编者是持谨慎态度的。有一次，有个年轻编辑不知深浅，将冰心的《小橘灯》改了四五十处，编辑室主任把他叫来，连连说，需要改这么多吗？不要改掉作家的风格啊!于是，主任亲手把它们一一恢复起来。还有一次，初中一篇课文，其中有一段景物描写，摹拟水流声哗哗响，作品一连用了六七个哗字。编者以为多了，去掉了一二。作者不高兴了，一再坚持，己见不易：“哗—哗哗—哗哗哗—哗——”编者只好尊重他的风格，却不禁为之莞尔而笑。
1980年代，报刊上有若干文章批评课文被删改，认为破坏了作品的风格，有些话说得很难听。编辑室认为有不实之词，拟写文章解释、反驳。叶圣陶先生认为不可，应虚心听取意见为是。他建议选摘一些正面来信，说明作家如何支持教材编写，如何肯定对课文的适当调整修改。因为作家不是专门为语文教材写文章的，虽然选入的都是好作品，但难免有不适合教材要求的地方。此组材料加按语发表之后，受到各方的好评。我们也深受教育，觉得还是一代师表叶老高明。想来后怕，差点儿走出一步险棋，跟作家较真，——作家可是得罪不起的啊！
而今，《阳光评论》做节目，名之为《装在“套子”里的语文课本》，借用俄国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又译《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形象，设题，说事，够调侃的了！知识分子别里科夫，保守、因循、胆小，诸多禁忌，把自己装在“套子”里。语文课本也是如此保守吗？不全是这样吧，可又有这么一点儿。这里得分两面说，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一方面，编辑思想上有惰性，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删改，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恢复了，而《荷塘月色》中的“刚出浴的美人”，拖到90年代初才恢复。另一方面，语文教材又常常与政治情势捆绑在一起，让编者左右为难。想当年，华国锋有一篇《贵在鼓劲》，曾经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当他下台的时候，这篇课文如何处理，编辑们却紧张、慌乱了一阵，生怕挨板子。又如，高中课本曾经选过王蒙的《费厄泼赖应当实行》，作者接过鲁迅“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的话题，反其意而用之，批判“四人帮”的专制主义，提倡宽容待人。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却被认为是取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求清除其影响。然则，编者之所以怕井绳，谨慎从事，是可以理解的吧？总之，碍于种种因素，语文教材难免思想滞后，不能跑到社会生活的前沿，只有社会上学术界取得共识的东西才能进课本，这也是潜规则,其奈它何？
2010年8月
[作者通联：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张先生，今天想请您谈谈课文删改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荷塘月色》这样优美的一篇文章，竟然也有删节。还有古文《口技》，也删节了。
张：好的。《荷塘月色》不应当删，后来恢复了。《口技》那种删了不要紧，还是应该删的，暂时不会恢复。
［小引］2009年5月以来，天涯论坛上的一篇名为“扒一扒我们以前的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的帖子，引起了网民强烈的兴趣。帖子登出后，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如今已有37万的访问量和一千多人的回贴，并迅速转贴到各个网站。对于当年课文被删改，有人愤怒，有人质疑，有人理解，有人在追问。
文：可以说，在这个帖子里面，网友们几乎把我们以前学过的课文，曾经被删改的文章，讨论了一遍。其中大家讨论最激烈的是《荷塘月色》。那我手边这个语文课本，就是1987年版的高中第一册语文课本，其中就收录了《荷塘月色》这篇文章，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一版。朱自清描写荷花的这句话，如“刚出浴的美人”，其实在当时就被删掉了。
张：语文教材，包括中小学所有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组织编写的，多少年都是这样。人教社直属教育部，是我国一流的教育出版社，有专职的教材编写队伍，有优良的传统，老社长是叶圣陶，长期主持业务工作。中小学教材是政府行为，跟一般出版物不一样，就语文来讲，选文是有特殊要求的。
一，就是思想内容好，健康。二，语言文字典范。三，适合教学。一定要适合教学，文章很漂亮，很好，但：太深就不行，不适合学生年龄段，不适应学生认知背景；太长也不行，讲不完，犯阅读疲劳。标准就这么三条。
［小引］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文：那比如说，如“刚出浴的美人”这六个字，在我们现在看来没什么，在当时，主要是触动了哪根神经，而必须删掉呢？
张：怎么说呢，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在一定时期，也叫主流意识形态。在那时，强调革命化比较厉害的时候，这个那个的，总觉得这样描写，有点小资②情调吧！
怎么删的？删得比较早，叶老时代，即上世纪50年代删的。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好像没有什么，但当时却是个问题，“刚出浴的美人”，对学生讲这个不好，就删了。
［小引］“遥闻深巷犬吠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呓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既而儿醒，大啼。”这是清人林嗣环《口技》中的一个语段。但在入选语文课本时，因描写夫妻房事而被删去，至今未恢复。
文：还有一些文章，可能是因为涉及一些情色、暴力，也被删节。比如说《口技》，它当中有一些情色的描写，在选入语文课本的时候，就把它删掉了。
张：有这种情况。这里说到《口技》，还有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节选自《骆驼祥子》）呢，有关暗娼小福子的情节也删了。就是说，用现在眼光看来，说什么黄色，言重了，它不过有点儿童不宜，初中生阅读不合适，就回避一下，意思是，课上不好讲。这种情况一般就删了，并不影响语文教学。
文：其实，随着现代网络和图书出版的发达，学生知道这些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有很多很多。即使在语文课本里删节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看这些完整版的课文。
张：我们分两种情况，比如《荷塘月色》这种，就可以恢复，是不应该删的。但像《口技》那种，删是可以的，讲这么具体干什么呀，而学生通过别的渠道读原文，看到这个那个，他们看就是了，却用不着拿到课堂上去讲。
文：您的观点是，认为该删。
张：分层次，《荷塘月色》这些不应该删，《口技》那种删了不要紧，暂时不应该恢复它。那些牵扯到儿童不宜的东西，应该删。包括名著《金瓶梅》，现在都要控制在一定范围看，是吧。教授可以买到，我有一部，线装影印本，经批准拿个条子，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买的。就这样，它是有控制的。这个，要分层次，要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导读］删改名家作品曾令作者不满，历史的真相必须服从主流意识。
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被删了。现在看来这段文字，其实十分健康,积极，没什么不妥，那么在当时，为什么也被删了呢？
张：这个，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删了。删的时候，我们没赶上参加，后来议论过这个事。无非感觉它软绵绵的。这段文字，排比抒情，是很不错的，但这两句话觉得软了一点，跟前面整个斗争，整个描写志愿军英雄的故事，不那么协调，有点小资情调。
文：那就是说，这段文字的删掉，是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系。
张：是这样的。现在看起来，比较幼稚，而当时社会就这么要求。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就把它恢复回来了。
文：我听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您也曾经对著名作家臧克家的一篇文章进行过删改，并且还引起了他的不满。
张：臧老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里面有一段，讲闻一多先生晚年很用功，晚上开夜车，猛抽烟，头发都不梳，桌子上东西很乱。那是1981年吧，正宣传“五讲四美”的时候。“五讲”知道吗？讲文明——
文：讲礼貌。
张：对，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是“五讲”。“四美”就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我们就怕孩子模仿闻先生。现在讲环境美，他们如果学闻先生，桌子上很乱，叫他收拾，他讲闻先生都这样，怎么办？头发乱，也不去梳理，怎么办？后来就做了一些调整删节。当时臧老就有点意见。最后我们保留了一句，说头发有点乱，认为有这么一句就行了。总怕孩子机械模仿。所以，课文删改，跟时代背景有关，跟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跟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观念有关。今天我们讲理念，过去讲观念，都是一个意思。
补充一点，臧老是诗人，他描写闻先生桌子上东西凌乱，有“众物腾怨”一语，很传神，洋溢着诗意，印象极深。可现在再查课文，却没有了。鬼使神差，可能是笔下疏忽，非我意愿，真遗憾。
［小引］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
1946年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5日，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面对特务的挑衅，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讲，后人称之为《最后一次讲演》。但是这篇讲演选进语文课本时，有关司徒雷登的这段文字，却被删去了。
文：现在我手头这本书是初中语文第四册，是1982年版的，其中倒是也标明了，选自《闻一多全集（三）》，有删节。
张：当时毛主席有《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大家都知道的，是吧，那个就是批判司徒雷登的，批判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材不能和毛主席唱反调。当时在编辑室，普遍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这个思想。跟主流思想不合拍的文字，今天要恢复起来很难。
文：那可以说，其实这篇文章，对于司徒雷登描述的删节，直接决定了我们那一代人，都没有真正地了解司徒雷登，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小引］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从此，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学生的眼里，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灰溜溜的形象代表。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日本侵华战争中顽强的抵抗者，以及联合政府的积极促成者，此前，他还被称为“中共人士的老朋友”。
文：语文应该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前面我们聊的删改，还可以理解。那么这个删改，它似乎已经超过了教书育人的责任，而是有另外一种考虑。
张：这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啊！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多少年都这样。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课本是不能唱对台戏的，绝对不能，谁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文：就是说，语文教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有冲突，不合拍的一定要删除。
张：当然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过去的理解，现在仍然是这样，但过去绷得很紧，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强调对人的关怀③，理解就比较宽广了，宽松了，是吧。
［导读］语文课本的删改也有潜规则。供上神坛的鲁迅文章，为何隐晦难懂？
文：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去人教社进行了一些调查。我们看到以前那些课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文章都可以改，但有一类文章是绝对不能改的，这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
张：是的，它是有潜规则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不改，鲁迅的不改。鲁迅的文章，为什么也不能动呢？大家都明白，鲁迅呢，“文革”前一直当作神，仅次于毛主席。毛泽东是神，他也是神。
神怎么能动呢？不能动神的文章啊!事实上，鲁迅的文章也的确好，应该承认，是吧，有些人把他贬得很低，是不对的。但鲁迅呢，他生活的时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距离比较远，作品自然难懂一些。原因是，语言有一定的距离，这是一点；另外鲁迅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写文章，也要隐讳一下，要保护自己。就这么个状态。
教学时，对《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记”字，不要说它错了，不要简单地说它错。
文：那这个字到底是不是错了？
张：现在呢，有两派，我听到两三种意见。有人说它错了，应该是绞丝旁那个“纪”。有人说，非也，这个是日本的词汇，鲁迅曾留学日本，经常喜欢使用日本词汇。我不懂日文，他们就这么说，有鼻子有眼。我不同意这些观点。说它错了，应该用绞丝旁，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用纪念的“纪”。我以为，《记念刘和珍君》的“记”字，是鲁迅的创造而非错字。
我们习惯用纪念的“纪”字，指的是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举行某种活动，来怀念过去的人和事。可是“三·一八”惨案那个事件，发生才两个星期，挨得很近，鲁迅就写文章了，有记事怀人的意思，就是既记叙当下这件事，又怀念刘和珍等人。就用上了 “记念”④这个词，完全是有意为之，不要理解为鲁迅错了。
想想，鲁迅呢，个头这么大，会写错字错得这样离谱吗？不会的。
［小引］这是1951年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目录。其中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此后，语文课本里收录领导人的文章，似乎已成为了一个默许的传统。
文：我听说您自己也参与收录过江泽民的那篇文章，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为什么国家领导人的文章，都要出现在语文课本当中呢？
张：这是潜规则。比如前几年上面传下话来，三代领导人的文章要上，不能下。江泽民的文章，就是在北大的讲话，北大百周年会上讲的，那篇文章还可以，选进来了。就是这样，潜规则，无道理可讲的。
文：那说法是，历届领导人的文章，我们有一个传统，都要放到语文课本里面，至少一篇，是吗？
张：毛主席的最多，诗文数量都很多。过去，周总理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文章也选进教材。陈毅的诗也选，陆定一的文章也选。陈老总的诗反映很好。
文：朱德有一篇文章也选了。
张：是的，是《回忆我的母亲》。
文：但我好像记得原来的名字叫《母亲的回忆》。
张：原是《母亲的回忆》，而《母亲的回忆》容易产生歧义，是母亲本人回忆呢，还是回忆我的母亲呢？但朱老总的文章不能随便改，后来请示上面，就是请示现在的文献研究室，坊间通俗地叫它经典办。
全称就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成立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呢，专门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在那里研究，在那里定稿出版。地址在毛家湾，我去过一趟。我们建议改一下，他们就改过来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这就通俗，好懂，明明白白了。
[导读]爱情单元的编选，是否预示着语文从此解禁？课本的编写将何去何从。
文：对这个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
张：要实事求是，不能跟风，不能媚俗。
[小引]2004年，上海市初三的学生突然发现，在他们的语文课本上，多了一个爱情单元，其中收录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节选。2005年，金庸的《天龙八部》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被节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张：这轮课程教材改革，有些问题我是不大同意的。编教材，要划分单元，但要看用什么把课文组织串联起来。现在叫作专题单元，又叫人文单元。什么呢，就是以思想内容组织单元，所以才有生命单元、爱情单元之类。但我以为不能重在传授爱情知识，教学生如何懂得恋爱，不应当这样。思想教育还有别的课程，还有政治课，还有别的课。语文课就要教语文，学语文。我主张组织单元教学，要用语文能力、语文知识作经线，把教学内容串联起来，而不是用什么思想内容串联起来。否则，削弱了语文能力训练即读写听说训练，淡化了语文知识传授，语文教学会出大偏差的。
文：那在您看来，语文的本质是什么？
张：语文的本质，就是工具。
文：本质是工具性，是吧！
张：是的，工具性，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人文性是渗透其中的，不是主导。离开这个工具性，语文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语文的本质是工具性。举个例子。你说：“今天下了一场大雨。”这是记叙吧。说:“今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就有点描写了。说：“今天的这场大雨下得特别好，久旱遇到甘霖了。”
文：议论。
张：是议论，是议论表达方式。说“今天下的这场雨有多少多少厘米”，有点数据，就是说明了。
文：没错。
张：如果“啊”两句，不就是抒情了吗？
不要小看这些能力和知识。学生掌握了记叙、说明、议论、描写、抒情这五种表达方式，又能综合加以运用，将来就能够写作不同文体的文章。这是受用不尽的啊！
文：可有些人认为，要教书育人。你教学生一些比较实用的技能固然是好，但是它还应承担育人的责任。
张：这是个误区。我今天可以放开讲讲，发表我的意见。所谓教书育人，不是个并列关系。老是批评说，你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不对头呀！试问，不教书如何育人？有专门育人的语文课吗？其实，它是不能脱节的，应该是个递进关系，即“教书而育人”，用文化科学去哺育学生。我们语文课就应该学语文，但是必然牵涉到思想内容，学生也必然受到熏陶感染。总之，教书和育人是浑然一体的，二者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
［小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广为流传。如今的语文，因为不好得分，在考试中却被视为很不讨巧的角色。而作文，更是让许多学生无力下笔，头疼不已。
张：就作文教学来说，我们请教过吕叔湘先生。他说这样吧，两个字：清、通。就是内容清楚，语言文字通顺。看起来标准不高，做到也不容易。叶圣陶常讲，要告诉孩子，怎么想就怎么写。张志公⑤讲过，写好一个假条，就是一次作文练习。我认为，三位老前辈说得对。教学生作文，强调得很繁复很玄乎不行，弄得孩子都不敢写了。老舍也讲过，写文章，不要一坐下来，就申明我要写文章了，端起架子，反而写不好。其实，学习作文并不难，有什么需要，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写下来，这不就是文章了吗？就这个样子，就这么写下去，就能学好。好的文章，正是平实自然的，不装腔作势的。
最后，我期待语文教学：一，不要太政治化了，应当学语文；第二呢，不要贪心，不要贪多，不要什么都强加给语文课。
［小引］语文，这个我们十分熟悉的名词，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和意义。惟独，它作为一门语言文字课的基本功能却被人们一再忽略。
语文教育改革，需要统一认识，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看来更需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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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系根据作者接受香港《阳光评论》采访的录音整理而成。多谢《阳光评论》记者文菲、编导杨敏的支持和帮助。文中“文”指文菲，“张”指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张厚感。
②小资即小资产阶级，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范畴。
③当局施政中常用“以人为本”一语。西语有humanism一词，哲学界译作人本主义，社会学界译作人道主义，文学界译作人文主义。
④《现代汉语词典》注明纪念、记念相通。社会上流行用“纪念”而不用“记念”，是一种习惯。
⑤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界尊之为三老，光照后学。
后 记
课文选材有标准，课文修改也有原则。一般是，多就少改，能不改的就不改。只改内容不妥的，语言不规范的，以及表达不得当的。要注意不损伤作品的风格。有条件时，请作者本人改，或改后让作者审定。其间，得到多数作者的支持，也有少数微词者。作为编者，认真听取就是了。
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这首诗，原题中的市街改为街市，改后请郭老审定，他欣然同意。华罗庚的《统筹方法》，是编者根据他的《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节录、改写而成，送华老看，很快退回，批语曰：“没意见。我的文章选入课本，受宠若惊。”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诗的第二节末，原是“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编者觉得“紧跟”句不好，建议她修改，于是改为“他大步向前不停息……”再说臧克家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吧，原文说，闻先生是学者，诗人，思想家。编者面陈臧老，认为“思想家”不妥，建议还是采用 “民主战士”的提法为好，他当即表示同意。至于标题的“做”字，原为“作”，编者顺手改了没商量。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其全集为“最后一次的讲演”，编者觉得“的”字别扭，也是顺手去掉，对谁都没讲。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传统课文，其中的主题词最出名：“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部队是人，或人是部队，搭配似乎不当，但如果去掉“我们的部队”，节奏、文气却受影响。作罢，不动了。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战斗》：假如我们不去战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编者觉得“指着骨头”不尽合情理，认为“骨头”改为“脑袋”更凸现轻蔑和侮辱，更合乎表达习惯。但议论了半天，还是以为不改为妥。因为田间的墙头诗，深入抗日民心，家喻户晓，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已然成为现代经典。不改，正是体现了能不改的就不改的原则。就语言文字方面来说，吴晗的《谈骨气》、峻青的《海滨仲夏夜》改得很多，杨朔的《荔枝蜜》、秦似的《幼林》也改不少，而黄传惕的《故宫博物院》和冯牧的《澜沧江边的蝴蝶会》，不但文字加工很多，并且大量压缩了篇幅。等等诸多情事，不过冰山之一角。
自然，修改课文，编者是持谨慎态度的。有一次，有个年轻编辑不知深浅，将冰心的《小橘灯》改了四五十处，编辑室主任把他叫来，连连说，需要改这么多吗？不要改掉作家的风格啊!于是，主任亲手把它们一一恢复起来。还有一次，初中一篇课文，其中有一段景物描写，摹拟水流声哗哗响，作品一连用了六七个哗字。编者以为多了，去掉了一二。作者不高兴了，一再坚持，己见不易：“哗—哗哗—哗哗哗—哗——”编者只好尊重他的风格，却不禁为之莞尔而笑。
1980年代，报刊上有若干文章批评课文被删改，认为破坏了作品的风格，有些话说得很难听。编辑室认为有不实之词，拟写文章解释、反驳。叶圣陶先生认为不可，应虚心听取意见为是。他建议选摘一些正面来信，说明作家如何支持教材编写，如何肯定对课文的适当调整修改。因为作家不是专门为语文教材写文章的，虽然选入的都是好作品，但难免有不适合教材要求的地方。此组材料加按语发表之后，受到各方的好评。我们也深受教育，觉得还是一代师表叶老高明。想来后怕，差点儿走出一步险棋，跟作家较真，——作家可是得罪不起的啊！
而今，《阳光评论》做节目，名之为《装在“套子”里的语文课本》，借用俄国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又译《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形象，设题，说事，够调侃的了！知识分子别里科夫，保守、因循、胆小，诸多禁忌，把自己装在“套子”里。语文课本也是如此保守吗？不全是这样吧，可又有这么一点儿。这里得分两面说，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一方面，编辑思想上有惰性，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删改，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恢复了，而《荷塘月色》中的“刚出浴的美人”，拖到90年代初才恢复。另一方面，语文教材又常常与政治情势捆绑在一起，让编者左右为难。想当年，华国锋有一篇《贵在鼓劲》，曾经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当他下台的时候，这篇课文如何处理，编辑们却紧张、慌乱了一阵，生怕挨板子。又如，高中课本曾经选过王蒙的《费厄泼赖应当实行》，作者接过鲁迅“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的话题，反其意而用之，批判“四人帮”的专制主义，提倡宽容待人。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却被认为是取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求清除其影响。然则，编者之所以怕井绳，谨慎从事，是可以理解的吧？总之，碍于种种因素，语文教材难免思想滞后，不能跑到社会生活的前沿，只有社会上学术界取得共识的东西才能进课本，这也是潜规则,其奈它何？
2010年8月
[作者通联：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