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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稳定大局，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角度出发，结合甘肃省具体情况，对我国城市贫困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城市贫困；原因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2-0143-03
1.问题的提出
在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发表的《天津滨海宣言》中指出，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 365万人。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5年的2 365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2%左右。就像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所说的那样：“如果以减贫的人口数量为标准，中国无疑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可见我国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又出现了另一个贫困空间，这就是城市贫困。当前城市贫困人口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有日益剧增之势，而且城市贫困问题明显加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而对于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的规模，近年来有一些机构和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研究。但不同的研究者和各城市地方政府在对贫困的测量中掌握的标准不尽相同，加上各个城市的“低保线”又容易受地方财政投入能力的影响而偏离实际贫困规模测算，因此迄今为止仍没有对全国范围城市贫困规模的准确数字。不过，不少研究者根据已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做出了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们以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城市贫困者规模测算和估计数据从1 500万到5 000万不等，估算的城市贫困率从4%左右到超过15%。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到2002年6月，全国城市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1 930万人。这说明在城市人口中至少已经有5%左右的人被纳入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的贫困者范围。2004年9月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截至2003年底，全国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2 247万人，也就是说当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至少已超过2 200万人，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享受低保。但是根据一些研究者估计，全国城市中的实际贫困者规模应该有3 000万人左右，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大概在7%~8%左右。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观点，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治理城市贫困的任务将异常艰巨。
可以说，过低的收入水平已使当今部分都市人生活十分困难，并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可以预料，随着企业改革与改组的进一步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会进一步增多，加上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进城，城市贫困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由此也许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2.相关理论回顾
2.1 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UNDP在该报告中指出，收入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力贫困指标，用于考察人口中缺少基本发展能力的人口与比例。上述理念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森认为，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其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并指出，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削以及机会的丧失；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的软弱无力，社会排斥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能力理论”只强调主观能力，却忽略了客观机会。只有综合考虑主观能力与客观机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贫困。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增加和保障，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能力理论”比较偏重强调能力的被剥夺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贫困也源于权利和机会的不足。尽管“能力理论”创造性地与“社会排斥理论”相结合，从能力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排斥问题，但却忽视了从权利角度去观察社会排斥。穷人不一定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乏而遭到社会排斥。
2.2 权利贫困
首先，权利不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人的权利必须还原为中性和人性的范畴，和谐、包容、稳定的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只有在权利平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才能不分贫富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的成员。
此外，权利贫困的概念来源于三大与贫困有关的理论：
一是“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个人、家庭和社会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不易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与该理论相联系，“社会排斥”主要指一个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但是，该理论只是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被剥夺的过程和现象，而权利贫困的讨论则涵盖了城市贫民遭歧视的结果和原因。现实中城市贫困阶层的权利不仅是被排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和侵犯。
二是“能力理论”。阿玛蒂亚·森认为，应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而应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他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平等是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能力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
三是“社会权利贫困”理论。该理论认为，公民权利的改善是循序渐进的。首先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包括人身、言论和行动自由；其次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参与和选举权利；最后是公民的社会权利，即建立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向弱势群体提供医疗、失业、住房、教育和救济的保障。很多例子证明公民的社会权利有时候比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更能得到贫民阶层的拥护。
由此可见，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和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工作、住房、教育、分配、医疗、财产、晋升、迁徙、名誉、娱乐、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力，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和侵犯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
3.原因分析
本文试图从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角度出发，探究我国城市贫困发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3.1 能力贫困
基于以上理论，我认为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在能力贫困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基本生存能力贫困
维持基本的生活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但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却面临着连这一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危险。主要表现在：(1）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下。以甘肃省为例，根据甘肃省城调队对880户城市居民的家庭抽样调查显示，199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 475. 23元，占调查户数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为1 963.79元，其中困难户人均收入仅为1 707.13元。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只相当于全省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44%，仅为高收入户的21%，10%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为1 888元，相当于全省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51%，只占高收入户的25%。贫困户的收入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年人均收入之比为48∶1。(2）恩格尔系数较高，生活质量较低。以甘肃省为例，1999年甘肃省城市贫困户人均食品支出为924.44元，恩格尔系数达48 .9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88个百分点。此外，在其他主要消费项目，如衣着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项目上的支出也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和营养状况较差，患病比例较高。(3）储蓄水平较低。甘肃城市贫困居民家庭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以“城镇贫困职工”为例，这部分人的收入主要靠工资收入，而长期以来，甘肃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较低，低工资导致了低储蓄，一旦遇到下岗、失业，他们的生计则陷入困难之中。1999年，甘肃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为3 815.61元，而贫困户户均金融资产为1 852.23元，只是平均水平的41.5%。贫困户户均每月用于储蓄的款项仅为53.63元，而全省城市居民家庭户均每月用于储蓄的款项为194.52元。如此微薄的金融资产，却要面对诸如子女教育、买房、赡养老人和医疗保健等必不可少的开支，有些家庭入不敷出，只得靠借贷或亲属的救济维持生存。(4）住房条件简陋。我国目前的房改制度使得居民收入与居住条件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城市贫困家庭由于收入低而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再加上日益上涨的房价只能使他们望“楼”兴叹。据调查，199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5.16平方米，贫困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远远达不到此水平。所以，很多贫困家庭都是两代人共同居住，甚至三代、四代同居一室。
3.1.2 知识贫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将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概括为“知识贫困”。对于城市贫困群体，主要表现在：(1）获取知识能力贫乏。城市贫困人员很少主动获取外界信息，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基本不管不问，通过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获取知识很少，更不用说通过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获取信息了。(2）吸收知识能力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城市贫困家庭中的绝大部分成员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能力与知识，对已掌握的知识消化不够，对未掌握的知识吸收不够，不少人因为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游离于在现代经济部门之外。(3）交流知识能力贫困。由于没有一定的知识做储备，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交流工具，如电话、电脑等，导致城市贫困群体与社会其他成员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使很多人处于“信息隔离”状态，从而造成“知识鸿沟”现象的出现。
3.1.3 维权能力贫困
城市贫困群体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较差，他们不知道自己个人以及从事的劳动受到哪些法律的保护，从而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给不法商人在签订劳动合同、制定劳动报酬、规定劳动时间等方面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和前景不容乐观。面对高昂的学杂费，由于缺乏经济支持，贫困子女有时不得不面临辍学，提前进入社会。但过早地进入社会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贫困的代际转移。
2.2 权利贫困
“权利贫困”是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经济贫困现象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发现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所以治理与消除经济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
目前我国权利贫困现象广泛存在于下岗、待岗、停产半停产、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破产安置、开除、强制提前退休、提前因病退休、拖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等各个方面。
必须看到，城市贫困群体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并非全部由于他们的“无能”，还由于政府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弱势人群的多项社会权利保障不够、救济不力。由于现有保障体系的落后，使得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保障权利的缺失，再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较低，以及救济和补助标准较低，从而使得社会保障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功能，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疾病人口和受教育子女的家庭，这种保障不能使得他们真正走出贫困。相反，由于收入的缺乏，甚至会使他们丧失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陷入一种贫困循环之中。
此外，由于制度环境的制约，弱势人群普遍缺乏参与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渠道，缺乏替他们代言、为他们的权利鼓与呼的合法民意代表，也是他们难以充分有力地表达和伸张权利的一大原因。当他们遭到不公平待遇后往往无法得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或法院的合法保护。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产生了对社会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对权力资本集团和权力资本经济充满对立与敌意。长此以往他们将被日益边缘化，对社会产生认同危机并出现反叛行为。
最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密切，而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有限，同时自身在年龄和知识技能方面均处于劣势，从而势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处于失业之中。
3.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缓解和消除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才是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其意义更为深远，效果更为显著。
3.1 全面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最大限度消除能力贫困
3.1.1 给予城市贫困群体受教育机会，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积极培养各项技能
城市贫困群体最稀缺的资源是知识资源，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因此对城市贫困群体给予受教育机会，并努力提高其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水平，才是给予城市贫困群体最大的帮助。从而使劳动者在面对就业竞争时，不会处于绝对劣势，相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贫困者之间的代际转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贫困，并且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新贫困人口的产生。
3.1.2 加强普法宣传，培养法律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城市贫困群体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能力。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公正执法、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加强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其不因经济上贫困和法律知识上的贫乏等原因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此外，还应该注意发挥居委会、工会、妇联等组织在维护贫困群体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3.2 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尽最大可能消除权利贫困
政府应通过调整相关的资源配置，避免贫富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越拉越大，避免城市贫困群体的绝对数量上升。同时，要给予并保护贫困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其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最大可能地消除权利贫困。
参考文献:
[1]中国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城镇贫困:中国发展的新挑战[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民政部“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小组”.中国城镇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战略[J].中国民政，2001,(8).
[3]刘爽.试论能力贫困与西部大开发[J].中国人口科学，2001,(5).
[4]李实.阿玛蒂亚·森与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J].改革，1999,(5).
[5]张艳萍.体制转轨中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及其救助的政策措施[J].工业技术经济，2004,(3).
[6]刘良群.试论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7]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课题组.甘肃大中城市贫困问题研究[J].甘肃理论学刊，2003,(1).
[8]董淑芬.近十年来中国城镇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9]洪朝辉.论社会权利的“贫困”——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根源与治理途径[J].当代中国研究，2002,(4).
[10]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EB/OL]. www.sina.com.cn. 2006.05.15.
[作者简介]郭爱君(1964-)，男，湖北天门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关系。
王朝璞(1980-)，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6-06-20
(责任编辑：林月）
关键词：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城市贫困；原因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2-0143-03
1.问题的提出
在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发表的《天津滨海宣言》中指出，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 365万人。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5年的2 365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2%左右。就像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所说的那样：“如果以减贫的人口数量为标准，中国无疑是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可见我国在消除农村贫困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又出现了另一个贫困空间，这就是城市贫困。当前城市贫困人口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有日益剧增之势，而且城市贫困问题明显加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而对于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的规模，近年来有一些机构和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研究。但不同的研究者和各城市地方政府在对贫困的测量中掌握的标准不尽相同，加上各个城市的“低保线”又容易受地方财政投入能力的影响而偏离实际贫困规模测算，因此迄今为止仍没有对全国范围城市贫困规模的准确数字。不过，不少研究者根据已有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做出了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们以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城市贫困者规模测算和估计数据从1 500万到5 000万不等，估算的城市贫困率从4%左右到超过15%。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到2002年6月，全国城市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1 930万人。这说明在城市人口中至少已经有5%左右的人被纳入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的贫困者范围。2004年9月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截至2003年底，全国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2 247万人，也就是说当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至少已超过2 200万人，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享受低保。但是根据一些研究者估计，全国城市中的实际贫困者规模应该有3 000万人左右，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大概在7%~8%左右。实际上，无论是哪一种观点，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治理城市贫困的任务将异常艰巨。
可以说，过低的收入水平已使当今部分都市人生活十分困难，并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社会问题。可以预料，随着企业改革与改组的进一步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会进一步增多，加上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进城，城市贫困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由此也许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2.相关理论回顾
2.1 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UNDP在该报告中指出，收入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力贫困指标，用于考察人口中缺少基本发展能力的人口与比例。上述理念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森认为，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其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并指出，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削以及机会的丧失；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取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的软弱无力，社会排斥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能力理论”只强调主观能力，却忽略了客观机会。只有综合考虑主观能力与客观机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贫困。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增加和保障，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能力理论”比较偏重强调能力的被剥夺是贫困的主要原因，贫困也源于权利和机会的不足。尽管“能力理论”创造性地与“社会排斥理论”相结合，从能力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排斥问题，但却忽视了从权利角度去观察社会排斥。穷人不一定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乏而遭到社会排斥。
2.2 权利贫困
首先，权利不应该是一个政治概念。人的权利必须还原为中性和人性的范畴，和谐、包容、稳定的社会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只有在权利平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才能不分贫富而一律成为社会的正式的成员。
此外，权利贫困的概念来源于三大与贫困有关的理论：
一是“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个人、家庭和社会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不易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公认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与该理论相联系，“社会排斥”主要指一个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但是，该理论只是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被剥夺的过程和现象，而权利贫困的讨论则涵盖了城市贫民遭歧视的结果和原因。现实中城市贫困阶层的权利不仅是被排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和侵犯。
二是“能力理论”。阿玛蒂亚·森认为，应改变传统的以个人收入或资源占有量为参照来衡量贫富，而应引入关于能力的参数来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他提出，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没有能力，机会平等是句空话，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能力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强调解决贫困和失业的根本之道是提高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发放失业救济。
三是“社会权利贫困”理论。该理论认为，公民权利的改善是循序渐进的。首先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包括人身、言论和行动自由；其次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参与和选举权利；最后是公民的社会权利，即建立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向弱势群体提供医疗、失业、住房、教育和救济的保障。很多例子证明公民的社会权利有时候比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更能得到贫民阶层的拥护。
由此可见，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和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工作、住房、教育、分配、医疗、财产、晋升、迁徙、名誉、娱乐、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力，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和侵犯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
3.原因分析
本文试图从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角度出发，探究我国城市贫困发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3.1 能力贫困
基于以上理论，我认为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在能力贫困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基本生存能力贫困
维持基本的生活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但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却面临着连这一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的危险。主要表现在：(1）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下。以甘肃省为例，根据甘肃省城调队对880户城市居民的家庭抽样调查显示，1999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 475. 23元，占调查户数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为1 963.79元，其中困难户人均收入仅为1 707.13元。贫困家庭人均年收入只相当于全省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44%，仅为高收入户的21%，10%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为1 888元，相当于全省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51%，只占高收入户的25%。贫困户的收入难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年人均收入之比为48∶1。(2）恩格尔系数较高，生活质量较低。以甘肃省为例，1999年甘肃省城市贫困户人均食品支出为924.44元，恩格尔系数达48 .9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88个百分点。此外，在其他主要消费项目，如衣着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项目上的支出也均不同程度地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和营养状况较差，患病比例较高。(3）储蓄水平较低。甘肃城市贫困居民家庭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以“城镇贫困职工”为例，这部分人的收入主要靠工资收入，而长期以来，甘肃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较低，低工资导致了低储蓄，一旦遇到下岗、失业，他们的生计则陷入困难之中。1999年，甘肃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为3 815.61元，而贫困户户均金融资产为1 852.23元，只是平均水平的41.5%。贫困户户均每月用于储蓄的款项仅为53.63元，而全省城市居民家庭户均每月用于储蓄的款项为194.52元。如此微薄的金融资产，却要面对诸如子女教育、买房、赡养老人和医疗保健等必不可少的开支，有些家庭入不敷出，只得靠借贷或亲属的救济维持生存。(4）住房条件简陋。我国目前的房改制度使得居民收入与居住条件的相关性越来越高，城市贫困家庭由于收入低而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再加上日益上涨的房价只能使他们望“楼”兴叹。据调查，1999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5.16平方米，贫困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远远达不到此水平。所以，很多贫困家庭都是两代人共同居住，甚至三代、四代同居一室。
3.1.2 知识贫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将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概括为“知识贫困”。对于城市贫困群体，主要表现在：(1）获取知识能力贫乏。城市贫困人员很少主动获取外界信息，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基本不管不问，通过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获取知识很少，更不用说通过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获取信息了。(2）吸收知识能力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城市贫困家庭中的绝大部分成员缺乏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作的能力与知识，对已掌握的知识消化不够，对未掌握的知识吸收不够，不少人因为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而游离于在现代经济部门之外。(3）交流知识能力贫困。由于没有一定的知识做储备，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交流工具，如电话、电脑等，导致城市贫困群体与社会其他成员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使很多人处于“信息隔离”状态，从而造成“知识鸿沟”现象的出现。
3.1.3 维权能力贫困
城市贫困群体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较差，他们不知道自己个人以及从事的劳动受到哪些法律的保护，从而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给不法商人在签订劳动合同、制定劳动报酬、规定劳动时间等方面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和前景不容乐观。面对高昂的学杂费，由于缺乏经济支持，贫困子女有时不得不面临辍学，提前进入社会。但过早地进入社会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导致贫困的代际转移。
2.2 权利贫困
“权利贫困”是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经济贫困现象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们发现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所以治理与消除经济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
目前我国权利贫困现象广泛存在于下岗、待岗、停产半停产、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破产安置、开除、强制提前退休、提前因病退休、拖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等各个方面。
必须看到，城市贫困群体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并非全部由于他们的“无能”，还由于政府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对弱势人群的多项社会权利保障不够、救济不力。由于现有保障体系的落后，使得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保障权利的缺失，再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较低，以及救济和补助标准较低，从而使得社会保障并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功能，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疾病人口和受教育子女的家庭，这种保障不能使得他们真正走出贫困。相反，由于收入的缺乏，甚至会使他们丧失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陷入一种贫困循环之中。
此外，由于制度环境的制约，弱势人群普遍缺乏参与制定规则和制度的渠道，缺乏替他们代言、为他们的权利鼓与呼的合法民意代表，也是他们难以充分有力地表达和伸张权利的一大原因。当他们遭到不公平待遇后往往无法得到劳动仲裁委员会或法院的合法保护。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产生了对社会的认同危机，尤其是对权力资本集团和权力资本经济充满对立与敌意。长此以往他们将被日益边缘化，对社会产生认同危机并出现反叛行为。
最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密切，而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有限，同时自身在年龄和知识技能方面均处于劣势，从而势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处于失业之中。
3.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缓解和消除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才是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其意义更为深远，效果更为显著。
3.1 全面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最大限度消除能力贫困
3.1.1 给予城市贫困群体受教育机会，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积极培养各项技能
城市贫困群体最稀缺的资源是知识资源，最稀缺的资本是人力资本，最缺乏的机会是获得教育的机会，最缺乏的能力是知识能力，因此对城市贫困群体给予受教育机会，并努力提高其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水平，才是给予城市贫困群体最大的帮助。从而使劳动者在面对就业竞争时，不会处于绝对劣势，相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贫困者之间的代际转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贫困，并且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新贫困人口的产生。
3.1.2 加强普法宣传，培养法律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要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城市贫困群体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提高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能力。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公正执法、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加强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其不因经济上贫困和法律知识上的贫乏等原因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此外，还应该注意发挥居委会、工会、妇联等组织在维护贫困群体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3.2 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尽最大可能消除权利贫困
政府应通过调整相关的资源配置，避免贫富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越拉越大，避免城市贫困群体的绝对数量上升。同时，要给予并保护贫困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努力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其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最大可能地消除权利贫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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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爱君(1964-)，男，湖北天门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关系。
王朝璞(1980-)，男，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收稿日期]2006-06-20
(责任编辑：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