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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最后，村民张志勇解释了“万人坑”的含义：“万人坑，坑万人。”说完，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锦和新城那崭新的楼排之中。
元宵节刚过，年味还未散去，村里不时有鞭炮声传来。张志勇一早起来就去找以前同村的一个兄弟商量去山西打工的事情。
张志勇是河南安阳滑县人，和他的几个兄弟以前都住在滑县的五里铺村。2011年底，张志勇搬进了政府特别规划的滑县产业集聚区——锦和新城。这个计划整合33个村庄的大型新农村社区，如今已经容纳了18个行政村的1.8万人。
张志勇和兄弟们通过“宅基地换楼房”住进了整齐划一的楼房甚至别墅，彻底脱离了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但这也掏空了他们的积蓄。
“再不出去打工就真的没饭吃了。”站在锦和新城的大门口，张志勇一脸惆怅。这个在外人看来非常光鲜的万人社区，私下里却被住进去的居民取笑为“万人坑”。
掏空腰包的搬迁
2008年春天，为了孩子结婚，张志勇拿出自己多年攒下的17万元积蓄，将宅基地上的房屋重新修盖，但时间不长，他就接到了拆迁通知。
这笔账在他心里十分清楚：拆迁时，张志勇的房屋加上地皮仅仅拿到10万元补偿款。新买的独栋别墅，毛坯房的价格是13.5万元，加上简单装修的4万元，一共花了18万元。如此算来，张志勇要自己贴补8万元才可以住上这个别墅。
然而，即使赔了8万元，张志勇还是认为新房不如老宅。“老村的房子光使用面积就有400平方米，这里只有200多。”
张志勇不懂什么叫新农村建设，更不知道自己是被一个叫做“产业集聚区”的规划拉进了这个小区。2007年，滑县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决定》。次年12月，该集聚区被确定为河南首批省级产业集聚区。
有了这个旗号，滑县大胆决定将占地9500亩、33个行政村的9943户4.4万人，整合到一个大的农村社区——锦和新城。
被整合进来的张志勇总觉得吃了亏，“自家的宅基地就那么不值钱吗？新房被推倒了，房子面积变小了，自己还要另掏钱，本以为能免费住进来。”
“你以为是免费，哪里是免费啊！” 正在自家楼门口闲聊的五里铺村村民谢春花对搬迁也不是很满意，“俺家里的屋、地皮、土地都搭光了，才换来楼上一套100多平米的小房，一点都不划算。”
谢春花的家在6楼，旧宅的地皮和房屋恰好充抵了10万元买房款，没有额外加钱。但装修房屋还是花了她5万元，而这5万元也是从亲戚手里借来的。
在光鲜亮丽的锦和新城，像张志勇、谢春花这样被“搬空”的家庭还有很多。郭玉山是一名村会计，他所在的村子大约有900多人。据他统计，平均每个农户搬进新房都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四五万元。
“本来家家都有点积蓄，这一搬迁，好多人都变得一穷二白了，谁也逃不过。”郭玉山不理解，这个怎么能算是惠民工程。
和张志勇同样犯愁的还有距离锦和新城四公里外的朱堤村张文清夫妻。春天快来了，两位老人喜欢坐在家门口，长久沉默。
距离搬迁的日子越来越近，搬迁需要的8万元依旧没有着落。根据滑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张文清所在的朱堤村需要在2013年4月20日前全部搬迁完毕。
通知书上明确写着：逾期未拆迁完毕的，除不予享受50元每平方米的奖励外，按村规民约规定，不得享受新区发放的各种福利（包括高龄补贴、医疗二次报销、春节购物券等）。
“如果不搬，啥都没了。”对于没有收入来源的张文清来说，他很看重这些奖励和福利。张文清目前的家是在村口一块公共用地上建起来的，整个面积不足两分。
据拆迁政策，这座非常简陋的房屋只能补偿1.8万元。新房分配表上，张文清被分配的是一套四室一厅约150平米的套房。“一平米700元，150平米就要10万元。”张文清把这笔账算了又算。
因为没有宅基地，他们唯一能够换钱的就是八分大的承包地。“一亩半耕地，全部放弃能得到4.5万元。” 张文清满打满算，离搬进锦和新城还有4万元的缺口。
能不能不搬？张文清几乎没想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大家都搬走了，这是大势所趋。年轻时是村干部的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拖村里后腿的人。即使住进新房，张文清也只能靠新区每月400元的养老补贴度日，4万元的外债在他看来几乎不可想象。
工作在哪里
即使搬进去，新区的生活也并没有像张志勇之前想象得那样舒适。家里所有人的无所事事是他最担忧的。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滑县当地找不到工作。
当地管委会原本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到区内企业就业——依托裳华职业技术学院，实施专业技能培训，安排农民在区内企业上班。在区内企业就业的社区农民，前6个月除了工资外，还有200元的补助。
但在张志勇看来，这个政策只适合年轻人，对于他这种年近五十、干了一辈子农活的人并不适合。年前，他开始主动联系同村人，商量着一起出去打零工。
而在搬迁之前，他们至少可以通过种地维持生存。“村里每人有一亩半耕地，基本上每亩耕地都有1000元以上的收入。”张志勇又算了笔种地账：仅靠种地，一家三口能有将近5000元的收入，而这个收入靠两位老人就能完成，年轻人还能出去打工。
种地的安逸生活在2009年被打破。2008年底，滑县政府决定开展以“双合”（合地、合村）为主要内容、集聚区内农村建设大型社区的新农村建设实验。
位居产业集聚区（又称“滑县新区”）的18个行政村，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对象。同年 9月，随着拍卖师一次次的槌起槌落，原属18个村的1.7万亩耕地，被6家公司和37个种粮、种菜大户拍得使用权。
合村之前首先是合地。按照新区管委会的说法，土地承包权还在农民手中，流转的只是土地经营权。政府委托开发公司，将村民的耕地耕作权交予拍卖公司公开拍卖。 这家被委托的公司叫做新鑫田园公司。根据规定，新鑫田园公司实行零利润经营，拍卖土地所得全部归农户所有，农户每年每亩可净得小麦550公斤，以市场价格支付农民租金。
“听说去年的补贴会涨到1100元。” 说起补贴，谢春花有点着急，“都快三月了，去年的补贴都还没见到。听说新区没钱，发不下来了。”
一亩地补贴1100元，一万多亩的耕地要补贴多少？张志勇他们没有关心过这个总数。
“农民的土地收益不是长久不变的，会根据市场行情来定。”滑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韩旭波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土地流转后，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了，还可以干些其它事来增加收入，“这会明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管委会表示，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由整合前2009年的4810元提高到2011年的11000元。但张志勇却并未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
破碎的创业梦
被打破的还有张文秀（化名）的创业梦想。本该住在锦和新城别墅里的张文秀在自己的养猪场里忙碌着，这里目前也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居住地。屋里和院子内的养猪场只有一个门帘相隔，不时传来一股股骚臭味。再过一个小时，两个儿子都将放学回来，张秀已开始为他们准备晚饭。
这个占地4亩的养猪场，张文秀经营了十年。两年前村里土地流转之后，她又将自己的土地以一亩地1100元的价格租借回来。
张文秀的老宅就在养猪场一公里之外，如今已破败不堪。村里人也全都迁到了4公里之外的锦和新城。
“老宅早都拆迁完了。”张文秀谈起老宅多少有点不舍。虽然他们一家也在锦和新城有一套200平米的小别墅，但装修完后几乎没有住过。
能不能住在新家，张秀不是很在意。她目前最担忧的，是自己辛苦饲养的500多头猪去向何方。
2011年秋，新区管委会经过评估，给予她的养猪场9.8万元补偿。从那天起，张文秀就开始发愁，小区里不是别墅就是七层高的小板楼，想继续养猪几乎不太可能。
“管委会只说让我们搬，但是搬到哪里？”一向豁达的张文秀说起此事，声音低沉了很多，“既没有给地方，也不会帮你再建养猪场。自己找地方重建的话，少说也要60万元的投资，算下来还缺50万元。”
60万元在张文秀的丈夫李勇（化名）看来还是一个保守估计，搬迁过程中还会有其它损失。“怀孕的母猪有可能受不了颠簸，生病或死亡都可能发生。”
十年来，张文秀对养猪场陆陆续续的投资已多达100万元，如今还欠外债70余万元。本以为熬几年就能把贷款还上，可如今突然而降的搬迁，将这个小型养猪场推向了生死边缘。“50万元我们肯定拿不出来，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李勇说。
“9.8万元的补偿其实远远不够，只能算是这个养猪场内建筑物的补偿，猪场内的一些设备并未包括在内。”张文秀说。
一边的村民告诉记者，私下里需要给测评人员一些费用，才会测评得“高一些”。这一说法并未经过有关部门证实，但据记者了解，邻村相似规模的养猪场甚至拿到了近100万元的补偿款。
“不合理也没地方去说。现在如果有开发商相中这个地方，就得无条件搬走。”张文秀担心的是，哪天早上醒来就被通知搬迁，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村民告诉张文秀，听说政府另有一块地被专门规划出来，以让希望继续从事养猪行业的村民使用。
在新区管委会的资料上，《民生周刊》记者看到的信息是：管委会扶持农民自主创业，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运输业、建筑业等措施，进一步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但如何支持，资料中并未谈及。
张文秀了解到的信息是，政府可能会建立一个集中化、标准化的养殖区，每户都可以在这个专业区承包土地。这样的集中化养殖，政府认为是节约了土地。
当记者提出想要看看该养殖承包区时，新区管委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块地目前还未动工。”
在张文秀看来，即使这样的养殖区建成，他们也不敢进，“我们并不喜欢这种集中化的养殖模式，最害怕碰上猪瘟。一家出现猪瘟，户户都会被感染，损失巨大。”李勇说，“这样操作就会把自己亏在里面，有多少亏多少。”
张文秀以前经常做梦：租5、6亩地，将自己的养猪场不断扩大。如今，她什么也不敢想了。
尴尬的“城里人”
张志勇至今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张志勇身体不好，3年前查出患有糖尿病，每月几百元的医药费也成了一项不可小觑的开支。没有搬入锦和新城之前，他的医疗保险是新农合，每月医药费能报销85%；搬进新城之后，社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不能再交新农合了，按照规定应该缴纳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更换也就意味着报销比例的缩小。现在，张志勇的医药费只能报销60%，与新农合时期相比落差不算小。“怎么不划算他们怎么来。”他嘀咕着。
谢春华比较谨慎。面对采访，她告诫说：“快走吧，别问了。你们这样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千万不要在笔记本上写我们的名字。”虽然不识字，谢春华仍然象征性地看了看记者的笔记本。只要是三个字连着的词语，她就要求擦掉。在她看来，三个字的词组不是村庄名字就是村民名字。“前两天有村民私下接受记者采访，结果被管委会的人叫去了。”
这样大规模的村庄拆迁整合以及土地流转，是否征求了农民的意愿呢？
《民生周刊》记者查阅滑县人大常委会的资料得到如下信息：2009年，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到各乡镇、集聚区和农村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表、走访群众等方式，收集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600多条，形成了1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并依据这份调研报告，向县政府提出相关建议。
而在记者的实地调研中，先后有20多位村民表示，在搬迁之前并无一人参加过座谈会、填写过调查表或就此事受访。
事实上，从2009年到2010年间的搬迁过程中，率先搬迁的暴庄、睢庄村民还经历了先拆迁、后搬迁的情况。当时，村民们不得不在旧宅拆迁后四处投亲靠友或租用住房，领取少量的过渡费。
由于村民对此事意见很大，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才决定采取先建后拆的方式，并沿用至今。
“这些调查资料肯定不敢公开。”采访即将结束之时，张文秀向记者强调。她的理由是，一旦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被公开后，上面将有领导出来追究。
张文秀并不知道所谓的“上面领导”官职有多大，她只想让领导知道她家的处境，但又怕被一些基层领导知道后，“给她穿小鞋”。
采访最后，张志勇解释了“万人坑”的含义：“万人坑，坑万人。”说完，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崭新的楼排之中。
元宵节刚过，年味还未散去，村里不时有鞭炮声传来。张志勇一早起来就去找以前同村的一个兄弟商量去山西打工的事情。
张志勇是河南安阳滑县人，和他的几个兄弟以前都住在滑县的五里铺村。2011年底，张志勇搬进了政府特别规划的滑县产业集聚区——锦和新城。这个计划整合33个村庄的大型新农村社区，如今已经容纳了18个行政村的1.8万人。
张志勇和兄弟们通过“宅基地换楼房”住进了整齐划一的楼房甚至别墅，彻底脱离了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但这也掏空了他们的积蓄。
“再不出去打工就真的没饭吃了。”站在锦和新城的大门口，张志勇一脸惆怅。这个在外人看来非常光鲜的万人社区，私下里却被住进去的居民取笑为“万人坑”。
掏空腰包的搬迁
2008年春天，为了孩子结婚，张志勇拿出自己多年攒下的17万元积蓄，将宅基地上的房屋重新修盖，但时间不长，他就接到了拆迁通知。
这笔账在他心里十分清楚：拆迁时，张志勇的房屋加上地皮仅仅拿到10万元补偿款。新买的独栋别墅，毛坯房的价格是13.5万元，加上简单装修的4万元，一共花了18万元。如此算来，张志勇要自己贴补8万元才可以住上这个别墅。
然而，即使赔了8万元，张志勇还是认为新房不如老宅。“老村的房子光使用面积就有400平方米，这里只有200多。”
张志勇不懂什么叫新农村建设，更不知道自己是被一个叫做“产业集聚区”的规划拉进了这个小区。2007年，滑县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决定》。次年12月，该集聚区被确定为河南首批省级产业集聚区。
有了这个旗号，滑县大胆决定将占地9500亩、33个行政村的9943户4.4万人，整合到一个大的农村社区——锦和新城。
被整合进来的张志勇总觉得吃了亏，“自家的宅基地就那么不值钱吗？新房被推倒了，房子面积变小了，自己还要另掏钱，本以为能免费住进来。”
“你以为是免费，哪里是免费啊！” 正在自家楼门口闲聊的五里铺村村民谢春花对搬迁也不是很满意，“俺家里的屋、地皮、土地都搭光了，才换来楼上一套100多平米的小房，一点都不划算。”
谢春花的家在6楼，旧宅的地皮和房屋恰好充抵了10万元买房款，没有额外加钱。但装修房屋还是花了她5万元，而这5万元也是从亲戚手里借来的。
在光鲜亮丽的锦和新城，像张志勇、谢春花这样被“搬空”的家庭还有很多。郭玉山是一名村会计，他所在的村子大约有900多人。据他统计，平均每个农户搬进新房都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四五万元。
“本来家家都有点积蓄，这一搬迁，好多人都变得一穷二白了，谁也逃不过。”郭玉山不理解，这个怎么能算是惠民工程。
和张志勇同样犯愁的还有距离锦和新城四公里外的朱堤村张文清夫妻。春天快来了，两位老人喜欢坐在家门口，长久沉默。
距离搬迁的日子越来越近，搬迁需要的8万元依旧没有着落。根据滑县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张文清所在的朱堤村需要在2013年4月20日前全部搬迁完毕。
通知书上明确写着：逾期未拆迁完毕的，除不予享受50元每平方米的奖励外，按村规民约规定，不得享受新区发放的各种福利（包括高龄补贴、医疗二次报销、春节购物券等）。
“如果不搬，啥都没了。”对于没有收入来源的张文清来说，他很看重这些奖励和福利。张文清目前的家是在村口一块公共用地上建起来的，整个面积不足两分。
据拆迁政策，这座非常简陋的房屋只能补偿1.8万元。新房分配表上，张文清被分配的是一套四室一厅约150平米的套房。“一平米700元，150平米就要10万元。”张文清把这笔账算了又算。
因为没有宅基地，他们唯一能够换钱的就是八分大的承包地。“一亩半耕地，全部放弃能得到4.5万元。” 张文清满打满算，离搬进锦和新城还有4万元的缺口。
能不能不搬？张文清几乎没想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大家都搬走了，这是大势所趋。年轻时是村干部的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拖村里后腿的人。即使住进新房，张文清也只能靠新区每月400元的养老补贴度日，4万元的外债在他看来几乎不可想象。
工作在哪里
即使搬进去，新区的生活也并没有像张志勇之前想象得那样舒适。家里所有人的无所事事是他最担忧的。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滑县当地找不到工作。
当地管委会原本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到区内企业就业——依托裳华职业技术学院，实施专业技能培训，安排农民在区内企业上班。在区内企业就业的社区农民，前6个月除了工资外，还有200元的补助。
但在张志勇看来，这个政策只适合年轻人，对于他这种年近五十、干了一辈子农活的人并不适合。年前，他开始主动联系同村人，商量着一起出去打零工。
而在搬迁之前，他们至少可以通过种地维持生存。“村里每人有一亩半耕地，基本上每亩耕地都有1000元以上的收入。”张志勇又算了笔种地账：仅靠种地，一家三口能有将近5000元的收入，而这个收入靠两位老人就能完成，年轻人还能出去打工。
种地的安逸生活在2009年被打破。2008年底，滑县政府决定开展以“双合”（合地、合村）为主要内容、集聚区内农村建设大型社区的新农村建设实验。
位居产业集聚区（又称“滑县新区”）的18个行政村，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对象。同年 9月，随着拍卖师一次次的槌起槌落，原属18个村的1.7万亩耕地，被6家公司和37个种粮、种菜大户拍得使用权。
合村之前首先是合地。按照新区管委会的说法，土地承包权还在农民手中，流转的只是土地经营权。政府委托开发公司，将村民的耕地耕作权交予拍卖公司公开拍卖。 这家被委托的公司叫做新鑫田园公司。根据规定，新鑫田园公司实行零利润经营，拍卖土地所得全部归农户所有，农户每年每亩可净得小麦550公斤，以市场价格支付农民租金。
“听说去年的补贴会涨到1100元。” 说起补贴，谢春花有点着急，“都快三月了，去年的补贴都还没见到。听说新区没钱，发不下来了。”
一亩地补贴1100元，一万多亩的耕地要补贴多少？张志勇他们没有关心过这个总数。
“农民的土地收益不是长久不变的，会根据市场行情来定。”滑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韩旭波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土地流转后，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了，还可以干些其它事来增加收入，“这会明显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管委会表示，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由整合前2009年的4810元提高到2011年的11000元。但张志勇却并未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
破碎的创业梦
被打破的还有张文秀（化名）的创业梦想。本该住在锦和新城别墅里的张文秀在自己的养猪场里忙碌着，这里目前也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居住地。屋里和院子内的养猪场只有一个门帘相隔，不时传来一股股骚臭味。再过一个小时，两个儿子都将放学回来，张秀已开始为他们准备晚饭。
这个占地4亩的养猪场，张文秀经营了十年。两年前村里土地流转之后，她又将自己的土地以一亩地1100元的价格租借回来。
张文秀的老宅就在养猪场一公里之外，如今已破败不堪。村里人也全都迁到了4公里之外的锦和新城。
“老宅早都拆迁完了。”张文秀谈起老宅多少有点不舍。虽然他们一家也在锦和新城有一套200平米的小别墅，但装修完后几乎没有住过。
能不能住在新家，张秀不是很在意。她目前最担忧的，是自己辛苦饲养的500多头猪去向何方。
2011年秋，新区管委会经过评估，给予她的养猪场9.8万元补偿。从那天起，张文秀就开始发愁，小区里不是别墅就是七层高的小板楼，想继续养猪几乎不太可能。
“管委会只说让我们搬，但是搬到哪里？”一向豁达的张文秀说起此事，声音低沉了很多，“既没有给地方，也不会帮你再建养猪场。自己找地方重建的话，少说也要60万元的投资，算下来还缺50万元。”
60万元在张文秀的丈夫李勇（化名）看来还是一个保守估计，搬迁过程中还会有其它损失。“怀孕的母猪有可能受不了颠簸，生病或死亡都可能发生。”
十年来，张文秀对养猪场陆陆续续的投资已多达100万元，如今还欠外债70余万元。本以为熬几年就能把贷款还上，可如今突然而降的搬迁，将这个小型养猪场推向了生死边缘。“50万元我们肯定拿不出来，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李勇说。
“9.8万元的补偿其实远远不够，只能算是这个养猪场内建筑物的补偿，猪场内的一些设备并未包括在内。”张文秀说。
一边的村民告诉记者，私下里需要给测评人员一些费用，才会测评得“高一些”。这一说法并未经过有关部门证实，但据记者了解，邻村相似规模的养猪场甚至拿到了近100万元的补偿款。
“不合理也没地方去说。现在如果有开发商相中这个地方，就得无条件搬走。”张文秀担心的是，哪天早上醒来就被通知搬迁，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村民告诉张文秀，听说政府另有一块地被专门规划出来，以让希望继续从事养猪行业的村民使用。
在新区管委会的资料上，《民生周刊》记者看到的信息是：管委会扶持农民自主创业，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运输业、建筑业等措施，进一步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但如何支持，资料中并未谈及。
张文秀了解到的信息是，政府可能会建立一个集中化、标准化的养殖区，每户都可以在这个专业区承包土地。这样的集中化养殖，政府认为是节约了土地。
当记者提出想要看看该养殖承包区时，新区管委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块地目前还未动工。”
在张文秀看来，即使这样的养殖区建成，他们也不敢进，“我们并不喜欢这种集中化的养殖模式，最害怕碰上猪瘟。一家出现猪瘟，户户都会被感染，损失巨大。”李勇说，“这样操作就会把自己亏在里面，有多少亏多少。”
张文秀以前经常做梦：租5、6亩地，将自己的养猪场不断扩大。如今，她什么也不敢想了。
尴尬的“城里人”
张志勇至今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张志勇身体不好，3年前查出患有糖尿病，每月几百元的医药费也成了一项不可小觑的开支。没有搬入锦和新城之前，他的医疗保险是新农合，每月医药费能报销85%；搬进新城之后，社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不能再交新农合了，按照规定应该缴纳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的更换也就意味着报销比例的缩小。现在，张志勇的医药费只能报销60%，与新农合时期相比落差不算小。“怎么不划算他们怎么来。”他嘀咕着。
谢春华比较谨慎。面对采访，她告诫说：“快走吧，别问了。你们这样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千万不要在笔记本上写我们的名字。”虽然不识字，谢春华仍然象征性地看了看记者的笔记本。只要是三个字连着的词语，她就要求擦掉。在她看来，三个字的词组不是村庄名字就是村民名字。“前两天有村民私下接受记者采访，结果被管委会的人叫去了。”
这样大规模的村庄拆迁整合以及土地流转，是否征求了农民的意愿呢？
《民生周刊》记者查阅滑县人大常委会的资料得到如下信息：2009年，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到各乡镇、集聚区和农村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表、走访群众等方式，收集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600多条，形成了1万多字的调研报告，并依据这份调研报告，向县政府提出相关建议。
而在记者的实地调研中，先后有20多位村民表示，在搬迁之前并无一人参加过座谈会、填写过调查表或就此事受访。
事实上，从2009年到2010年间的搬迁过程中，率先搬迁的暴庄、睢庄村民还经历了先拆迁、后搬迁的情况。当时，村民们不得不在旧宅拆迁后四处投亲靠友或租用住房，领取少量的过渡费。
由于村民对此事意见很大，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才决定采取先建后拆的方式，并沿用至今。
“这些调查资料肯定不敢公开。”采访即将结束之时，张文秀向记者强调。她的理由是，一旦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被公开后，上面将有领导出来追究。
张文秀并不知道所谓的“上面领导”官职有多大，她只想让领导知道她家的处境，但又怕被一些基层领导知道后，“给她穿小鞋”。
采访最后，张志勇解释了“万人坑”的含义：“万人坑，坑万人。”说完，他骑着电动车消失在崭新的楼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