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就像盲人，演戏的状态就像盲人的状态，被另一个人指导，完全信任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
　　
　　踩着一双细带子细高跟的黑色凉鞋，将近30度的天气，伊莎贝尔穿着一件中长袖的棕色风衣来到尤伦斯，双排扣都扣着，领子也竖着。她比既定时间晚到，带着惶恐的眼神。此行中方陪同、中法文化之春新闻专员李涛告诉记者，伊莎贝尔是个孩子气的人，很容易紧张。
　　踩着高跟鞋的伊莎贝尔小心地遮掩情绪，她有点害羞——从前的她无比害羞。一家周刊架起设备，给她拍了几张，李涛及时喊停，“她已经很不耐烦了”。此次中国行，伊莎贝尔带了6个旅行箱，其中有20双鞋子，只有1双平跟鞋。伊莎贝尔热爱鞋子，她甚至从鞋子去感知人物。在《钢琴教师》中，她把人物分为两部分：穿高跟鞋的和穿平跟鞋的。
　　在6月19日的中戏公开课上，伊莎贝尔换上了唯一的金色平跟鞋，也穿了真丝衬衫和牛仔裤，在陈旧的摇着风扇的教室里，她的笑容灿烂，不仅延长了课时，还和所有粉丝合影。她接受了学生从观众席里递上来的矿泉水，用中文一再跟学生们问好、再见。
　　也许是鞋子的力量，也许是中国美食的力量。让伊莎贝尔几天后还回味无穷的中国美食，就是南锣鼓巷的小馆子“锣鼓洞天”。那是一家门面不大的川菜馆。
　　这是伊莎贝尔事隔15年，第二次来到北京，长安街上新出现的国家大剧院让她惊讶。她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自行车少了，大家的好奇心大了。
　　一路上，伊莎贝尔很少提问，只是默默地自制地观看。用她的话说，她不贩卖热情。伊莎贝尔的儿子也随行来到中国。伊莎贝尔一如既往地把家人“藏”在聚光灯的背后，她拿一瓶水作比方，“在法语中有一句谚语，当你看到表面特别平静的水，一定要怀疑，它的内在不一定这么平静”。
　　此行，伊莎贝尔和中国导演王小帅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迷见面会上对话。在法国使馆的安排下，去张元导演的工作室参观。伊莎贝尔此行数次被问及关于中国电影的问题，她看的中国电影不多，但她数次表示，中国电影看得越多就越想看。
　　当王小帅问她为什么不去好莱坞拍片，为什么以接拍欧洲电影为主？她答：最想拍中国电影。
　　《新民周刊》：你凭借导演迈克尔·哈内克的《钢琴教师》获得了戛纳最佳女主角。迈克尔·哈内克的导演风格是非常不明确的，你怎么满足他的要求？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和所有导演共事都很容易，跟迈克尔共事是特别容易、特别轻松。可能别人看了迈克尔的电影，以为拍出那些電影主题的他一定特别复杂，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和他合作容易，但不意味着简单，他也有很多要求，有时，他找不到感觉，一个镜头可能会拍50次。
　　他把拍电影简简单单地当成一份工作，没有那么多的复杂想法。我欣赏他的简单。他只给观众看他们需要看到的，不会给观众看没用的东西。他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和其他的优秀导演一样，他能接受现实，就是说他不会刻意控制演员，会接受一些他觉得有意思的演员的建议。
　　他的电影特别有哲学性，谈到一些人类问题，比如暴力。我特别喜欢他的风格，也喜欢他的电影美学。
　　在我看来，最优秀的导演不仅能完全控制他想表达的主题，还能接受一些意外。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意思的。
　　《新民周刊》：《钢琴教师》，你演得非常好。在这部电影的表演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伊莎贝尔·于佩尔：没什么特别的困难。我最享受的是那些与音乐有关的情节——这部电影与音乐有关嘛。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弹钢琴。但是，只要对导演有信心，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简单。如果害怕、恐惧，就没法演戏。作为演员，我特别重视导演的意见。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表达导演的意图，和他们在戏里真正地相遇。
　　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演员就像盲人，演戏的状态就像盲人的状态，被另一个人指导，完全信任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
　　1977年，我拍过一部电影《编织的女孩》。片中有一个镜头可以表达演员的盲人状态——在悬崖边上，我的双眼被遮住，看不到路，我的情人领着我走。从那以后，我就这么认为，当演员就是这么回事——在悬崖边上，蒙目被别人带着走。
　　《新民周刊》：你怎样让自己和角色统一起来？两者常常有矛盾，你怎样克服这种矛盾，进入角色的？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和人物总是在半路相遇，就像一份打完仗的合约，最后成交在折中的地方。如果我要演一个看起来特别讨厌的人物，我会尽量试着让观众理解他。我总是试图在人物性格中寻找天真的一面。每个角色，哪怕是最糟糕的角色，也有天真的一面，哪怕很少。
　　《新民周刊》：你塑造角色时，是从内心把握人物，还是从外形入手？
　　伊莎贝尔·于佩尔：两方面都有。比如《钢琴教师》——中国观众看这部电影比较多，钢琴教师的发型、走路的姿势都有讲究。对我来说，这个人物有两种状态，一种是穿平底鞋的状态，一种是穿高跟鞋的状态。大多时候，我感觉人物的出发点就是鞋，然后往上，顺次到发型、化妆。
　　《新民周刊》：在很多电影中，你是绝对的女主角。而在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八美图》中，你和其他7位法国著名女演员合作，那是怎样的状况？
　　伊莎贝尔·于佩尔：这部电影在各方面都有游戏的性质，拍摄过程很好玩，弗朗索瓦也在玩。这是一个双重玩法，既玩角色，又颠覆了演员本来的典型角色，比如弗吉尼·莱多嫣（Virginie Ledoyen），她在大众印象中是一个超级性感美女，凯瑟琳·德纳芙是资产阶级传统妇女，而我就比较严肃，但这些在电影里都被颠覆了。
　　《新民周刊》：你不仅出演电影，还演过不少话剧。你在话剧和电影中的表演有什么不同吗？
　　伊莎贝尔·于佩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试着同样的方式表演话剧和电影。30年来，话剧的表演方式有很大变化。看话剧的观众也看电影，他们了解电影，懂得什么叫沉默，什么叫说话慢一点。当然，话剧比电影多一个限制，它得想办法让观众听到。现在，这个限制不像以前那么大。
　　我很幸运，有机会和当时著名的美国话剧导演Bob Wilson合作。他对戏剧演员的要求，不像以前古典话剧的要求。可能因为这段经历，我演话剧和电影的方式差不多。
　　《新民周刊》：舞台剧在你的表演生涯中占什么位置？
　　伊莎贝尔·于佩尔：很重要的位置！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演舞台剧。15年前我重新回到舞台上，现在演的很多。相比电影，演舞台剧更有探险的成分。演舞台剧时，我愿意选择特殊的角色。对我来说，戏剧不会重复。
　　《新民周刊》：你对中国电影有什么大致认识和评价吗？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看过一些中国电影，不是完全了解。我觉得，中国电影和欧洲电影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现在，中国电影敢于描述特别暴力的场面，角色性格复杂，不单一。我在戛纳看过娄烨的电影《春风沉醉的晚上》。这部电影是我能演的那类电影。中国电影让我特别有兴趣想去了解。
　　《新民周刊》：作为戛纳主席，你怎么评判一个演员？
　　伊莎贝尔·于佩尔：没有固定的标准。电影不像体育比赛，谁跑得最快谁就赢。评委非常主观，评判标准不是数量、时间，而是评委的口味。
　　《新民周刊》：您认为演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伊莎贝尔·于佩尔：一是耐心，二是毅力，两者相辅相成。（刘敏、闫瑾对本文亦有贡献）■
　　
　　伊莎贝尔·于佩尔
　　1955年生于巴黎，16岁从巴黎艺术戏剧学院毕业后，即出演了她的处女电影《福斯汀与美丽的夏天》，并迅速上位，成为青春女星。她曾两次获得戛纳影后（《维奥雷特·诺奇艾尔》，1978年；《钢琴教师》，2001年），两次获威尼斯影后（《女人韵事》，1988年；《冷酷祭典》，1995年），一次获柏林影后（《八美图》，2002年）。2008年，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奖”。1999年，于佩尔获得法国总统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