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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第26个教师节,凤凰网与时代周报联合发起了“寻找代课教师”大型公益活动,随之推出“中国代课教师地图”,并于春节前夕给代课教师拜年,关心并帮助身边的代课教师。9月4日,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师道寻路——关注代课教师”论坛在广州开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以及民办教育专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及董事长信力建等专家出席并发言。在论坛结束后的名博沙龙中,信力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袁征、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许锡良再就中国教育问题进行探讨。
代课教师,一个尴尬身份的起源
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的介绍,在1979年10月31日,教育部、财政部、粮食部,国家民委、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通知:自1979年起边境136个县(旗)、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职工),分两批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逐步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并规定国家每年安排一定的专用劳动指标,经过严格考核,将合格的民办教师分期分批转为公办教师;师范院校每年都要招收一部分民办教师。通过上述办法,在几年内使民办教师比例降到30%以下。在此时,用于弥补民办教师不足的代课教师便出现了。
而在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提出分年度逐步减少民办教师,到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清退民办教师变成了各级政府必须限期完成的任务。具体的办法是“关、转、招、辞、退”。1998年民办教师数下降到93.9万人,占教师总数的9.87%。
然而,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清退,却带来了遗留的教育难题:
一、对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未给予与其工作相当的补偿,这些人中有的教龄长达二三十年,被清退时政府未给予任何补偿。
二、有的地方在操作过程中存在不公正、不公开的成分,弄虚作假,有的是因为与学校领导关系不好被“清退”;有的因为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等被“清退”;有的则被乡村领导的关系户顶“缺”,而真正的民办教师被“清退”。
三、正常被清退的民办教师,由于他们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身无一技之长,难以另谋职业,晚年生活缺乏保障。各地不同程度存在“一刀切”清退民办教师、“民办转公办” 未能向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发放经济补偿或补偿过低等问题。
四、一些边远地区辞退民办教师后学校就无人上课,大量乡村教学岗位无人从事教学工作,公办教师派不下去,而又有数量可观的民办教师没有转为公办教师,这样的供求关系使一些地方大量原来的民办教师改称“代课教师”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上从事教学工作。于是在“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之后,演变为代课教师问题。而截止2008年底,全国公办中小学还有代课人员31.1万,前途未知。
身份,比公平更重要吗
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在会上发言时,从自己办学的角度为如何看待代课教师问题提供全新的视点。他认为,代课教师这个名词是新创出来的,最早应该是民办教师,信孚教育集团在10多年前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流动人口学校,这所学校被《人民日报》誉为“城市的希望工程”。当时,外来工穷人的孩子在城市里开始是没有办法读书的,不能读书怎么办?我们就在一个城乡结合的地方用了4个资源:农民闲置的房子,退休校长,下岗的教师和穷人的孩子,把这4个要素结合起来,就是农民工学校,解决了外来工子弟由于户籍问题无法在公校读书的困境。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保障公办学校教师与民办学校教师在整体待遇上的公平。比如,公办教师的工资比民办教师的工资多3到4倍,工作量却没有民办教师大;公办学校不仅有政府免租金、免电费,所有的经费都是政府出,同时每收一个外来工子女学校所收学费是不一样的。在教师待遇上,广州比其他地方做得好的地方是外来工学校所有的教师全部办了“五险”。然而,公立学校的教师是按照体制内享受社保,长期由国家承担福利费用;而民办学校的教师却要自己去买社保,同样是教师身份,却因公立与私立导致了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加上国家政策对公立学校的倾斜,民办学校与民办教师生存问题已然极其严峻,当学校与教师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学生的需求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信力建建议,我们现在关注到农村的代课老师也好,农村的留守儿童也好,乡村学校也好,的确存在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扬汤止沸的一部分,也有釜底抽薪的一部分,两方面都可以努力。比如现在城市化经过30年已经达到50%,很多人在城市里生活,他应该在城市受教育,提早跟城市融合。我们光是说给多少钱是不够的,给再多的钱,就像沙漠下再多的雨也没有它蒸发得快,降雨量永远赶不上蒸发量。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广东省为全国承担了许多教育上的困难,比如广州常住人口不到7000万,外来人员将近3000万,3000万这个数字大概等同于西藏加甘肃和宁夏的总人口。也许,与其去补贴那些边疆的老师,还不如把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受教育。
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每一个孩子都是国民,都同等重要。我们应该是让阳光照耀到每一个孩子,中央财政应该做好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一条。
信力建的发言引起了在场人士的共鸣和支持,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先生认为,不能“一刀切”否定所有代课教师存在的必要。“代课教师问题”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规范”的问题,即如何用制度去加以引导和规范的问题。“代课教师问题关乎我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执政形象,更关乎千万孩子们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的政府在制定每一个相关的政策时,都要慎思而后行。
代课教师,一个尴尬身份的起源
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的介绍,在1979年10月31日,教育部、财政部、粮食部,国家民委、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通知:自1979年起边境136个县(旗)、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职工),分两批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逐步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并规定国家每年安排一定的专用劳动指标,经过严格考核,将合格的民办教师分期分批转为公办教师;师范院校每年都要招收一部分民办教师。通过上述办法,在几年内使民办教师比例降到30%以下。在此时,用于弥补民办教师不足的代课教师便出现了。
而在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提出分年度逐步减少民办教师,到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清退民办教师变成了各级政府必须限期完成的任务。具体的办法是“关、转、招、辞、退”。1998年民办教师数下降到93.9万人,占教师总数的9.87%。
然而,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清退,却带来了遗留的教育难题:
一、对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未给予与其工作相当的补偿,这些人中有的教龄长达二三十年,被清退时政府未给予任何补偿。
二、有的地方在操作过程中存在不公正、不公开的成分,弄虚作假,有的是因为与学校领导关系不好被“清退”;有的因为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等被“清退”;有的则被乡村领导的关系户顶“缺”,而真正的民办教师被“清退”。
三、正常被清退的民办教师,由于他们长期在农村学校工作,身无一技之长,难以另谋职业,晚年生活缺乏保障。各地不同程度存在“一刀切”清退民办教师、“民办转公办” 未能向被清退的民办教师发放经济补偿或补偿过低等问题。
四、一些边远地区辞退民办教师后学校就无人上课,大量乡村教学岗位无人从事教学工作,公办教师派不下去,而又有数量可观的民办教师没有转为公办教师,这样的供求关系使一些地方大量原来的民办教师改称“代课教师”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上从事教学工作。于是在“解决了”民办教师问题之后,演变为代课教师问题。而截止2008年底,全国公办中小学还有代课人员31.1万,前途未知。
身份,比公平更重要吗
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在会上发言时,从自己办学的角度为如何看待代课教师问题提供全新的视点。他认为,代课教师这个名词是新创出来的,最早应该是民办教师,信孚教育集团在10多年前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流动人口学校,这所学校被《人民日报》誉为“城市的希望工程”。当时,外来工穷人的孩子在城市里开始是没有办法读书的,不能读书怎么办?我们就在一个城乡结合的地方用了4个资源:农民闲置的房子,退休校长,下岗的教师和穷人的孩子,把这4个要素结合起来,就是农民工学校,解决了外来工子弟由于户籍问题无法在公校读书的困境。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保障公办学校教师与民办学校教师在整体待遇上的公平。比如,公办教师的工资比民办教师的工资多3到4倍,工作量却没有民办教师大;公办学校不仅有政府免租金、免电费,所有的经费都是政府出,同时每收一个外来工子女学校所收学费是不一样的。在教师待遇上,广州比其他地方做得好的地方是外来工学校所有的教师全部办了“五险”。然而,公立学校的教师是按照体制内享受社保,长期由国家承担福利费用;而民办学校的教师却要自己去买社保,同样是教师身份,却因公立与私立导致了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加上国家政策对公立学校的倾斜,民办学校与民办教师生存问题已然极其严峻,当学校与教师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学生的需求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信力建建议,我们现在关注到农村的代课老师也好,农村的留守儿童也好,乡村学校也好,的确存在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扬汤止沸的一部分,也有釜底抽薪的一部分,两方面都可以努力。比如现在城市化经过30年已经达到50%,很多人在城市里生活,他应该在城市受教育,提早跟城市融合。我们光是说给多少钱是不够的,给再多的钱,就像沙漠下再多的雨也没有它蒸发得快,降雨量永远赶不上蒸发量。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广东省为全国承担了许多教育上的困难,比如广州常住人口不到7000万,外来人员将近3000万,3000万这个数字大概等同于西藏加甘肃和宁夏的总人口。也许,与其去补贴那些边疆的老师,还不如把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受教育。
每一个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每一个孩子都是国民,都同等重要。我们应该是让阳光照耀到每一个孩子,中央财政应该做好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一条。
信力建的发言引起了在场人士的共鸣和支持,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先生认为,不能“一刀切”否定所有代课教师存在的必要。“代课教师问题”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规范”的问题,即如何用制度去加以引导和规范的问题。“代课教师问题关乎我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执政形象,更关乎千万孩子们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的政府在制定每一个相关的政策时,都要慎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