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0日，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中国大陆（含香港）的500强数量达到124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121家）。加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中国更大幅领先，世界500强达到了133家。
　　第三名日本只有53家，不到中美的一半。之后依次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分别为31家、27家和21.5家。因为知名快消品公司联合利华是英国和荷兰“双总部制”，所以两个国家各算了一半，为“0.5个”。
　　回望本世纪加入WTO的最初几年，中国人一直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世界500强成为中国人心中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首要标准。如今，中国企业群体早已超额实现了“做大”的目标，而至于是否“做强”，则标准不一，众说纷纭。
　　至少，从“芯片禁运”事件来看，中国企业群体距离“做强”的确还有一段距离，在很多“卡脖子”的领域，中国军团依然需要奋起直追。而且，对于到底什么是好企业，判断标准也开始变得和过去不一样。

企业“做大”的合理性

　　《财富》世界500强的排行榜始于1955年。从1945年到1950年年代中期大约10年的光景，这是美国经济最高光的10年，其经济总量一度超过全球的50%。这个时代，日本、联邦德国这两大工业国尚未从战争中完全恢复，美国的工业产品风靡全球，一大批大型企业不断在全球攻城略地。
　　于是在1955年，《财富》杂志对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进行了排名，排名根据是各公司1954年的总收入。1995年，《财富》杂志首次发布了同时涵盖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之后，“财富500强”成为通行全球企业领域的最重要排行榜，尤其让后发国家和经济体趋之若鹜。

　　除了华为“可以一战”之外，富士康、联想和小米与美国ICT制造行业的同行是没有可比性的。美国军团无不处于价值链的顶端，而中国企业多数都处在更低附加值的环节。

　　这一排行榜的核心依据是营业收入，即规模领先。在当时，这一标准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首先，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都是大公司为王的时代，由于二战之后全球化的加速，大型企业开始在全球扩张着投资和销售版图，营业收入的增长代表着企业是否具有利用全球化做大的能力，这是那个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在工业领域，大公司之间展开了研发竞赛。研发投入必须以收入为基础，研发投入除以销售收入即为“研销比”，这是体现企业研发力度的首要指标。换个角度看，即在“研销比”一定的情况下，收入总量越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越多。于是，全球的大型企业逐渐认同了这样一个道理：营业收入是研发投入的基础，“做大”才有“做强”的资本。
　　今天来看，这一标准依然不过时。以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华为公司为例，其“研销比”一直在中国大企业中名列前茅。2019年，华为的“研销比”为15.3%，在全球实现销售收入为8588亿元，其研发费用超过1300亿元。此外，近十年来，华为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了6000亿元。显然，巨大的销售收入是华为加码研发的“物质基础”。
　　2020年的全球500强榜单凸显了中国力量，但对这份榜单也必须“辩证看待”。首先，最容易观察到的是，中国企业的“真实实力”并未超过美国。“真实实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核心产业的掌控力，二是企业本身的盈利能力。
　　在美国的上榜企业中，除了传统的汽车制造巨头之外，还有四个产业是上榜企业的主要来源，分别是ICT（信息与通讯技术）制造业、医疗器械制药业、军工航空航天和机械制造，而这四大领域无不都是“硬体技术”和“底层技术”的主要创新力量所在。在中国军团中，尽管也有商飞、华为等“硬体技术”为导向的企业和航天军工类企业，但龙头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和美国还不是一个数量级。
　　以ICT制造业为例，中国有华为、富士康、联想和小米等，而美国有苹果、英特尔、IBM和思科等，理性一点的人都清楚，除了华为“可以一战”之外，富士康、联想和小米与美国ICT制造行业的同行是没有可比性的。美国军团无不处于价值链的顶端，而中国企业多数都处在更低附加值的环节。
　　此外，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有差距。在这一榜单之中，美国只占企业数量的24.2%，但利润总额高达8447亿美元，占比高达40.98%。对比来说，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超过美国，但利润总和为4437.18亿美元，占比21.43%，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
　　实际上，除了在“强”的环节和美国还有差距，即使在“大”的环节，中国军团也还需努力。

还缺世界性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团的销售收入总和为9.8万亿美元，占全球500强企业总和的29.45%，中国第二为8.29万亿美元，占比24.9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平均规模低于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海外销售占比低于美国同行，这更不是一个秘密。和在海外开疆拓土相比，中国巨头们更受惠于巨大的母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公司绝大多数都是世界性的企业，而中国公司要寻逊色不少。
　　华为应该算是海外銷售占比最高的一家。2019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其中，海外市场占比约41%。如果时间回溯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华为海外销售占比更高。2008年，华为全年合同销售额233亿美元，约为现在的六分之一，但海外收入占比竟高达75%。
　　显然，如果没有华为早期外销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便不会有今天的华为。因为，世界性的企业才有更大概率成为好企业。在没有母国市场保护的情况下，在全球和同行短兵相接地搏杀，才能真正锤炼出一流的技术和管理。当然，好企业的标准远远不止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这一项。 　　那么，中国好企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按照常识的标准，至少有三个。第一，生长于健康的市场结构之中，并非垄断或寡头式企业。这些年，不少观点质疑中国的“三桶油”是在“搞垄断”。实际上，按照经济学的市场结构概念严格定义，它们更像是寡头而不是垄断。而且，这种市场结构也并非一无是处。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在与上游原油供应商议价的时候，规模大意味会削弱原油供应商的定价能力，对降低石油进口价格和缓解输入性通胀，最终提升国民福利是有好处的—至于内部管理水平，则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这种寡头式市场结构有着其合理性和正义性。那么，问题在于哪里？在于中国的石油公司还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海外销售收入占比。

　　好企业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商业模式的正义性。在互联网公司之中，竞价排名是最受质疑的商业模式。但是，这不是全部。

　　埃克森美孚、BP、壳牌和道达尔等欧美石油公司的特点是，它们的非本国销售收入占比极高，他们在全球与对手展开竞争。这种脱离母国市场的竞争，更能锻炼出更好的石油开采技术和资源性巨头的管理效率，而固守母国市场则没有这种“倒逼”成长的机会。
　　好企业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商业模式的正义性。在互联网公司之中，竞价排名是最受质疑的商业模式。不过百度并没有进入500强，尽管竞价排名的利润高，但营收规模不高，达不到500强门槛。同样，其他领域也存在很多饱受质疑的商业模式，比如银行的“吃利差”。
　　中国银行业共有10家上榜，10家银行利润占全部上榜大陆企业利润总额的44%。显然，银行利润过高，必然挤压非金融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的利润。中国银行的超级盈利能力既来源于存贷利率管制的大环境，也来源于贷款主体预算软约束等深层因素，并非完全是银行自身的问题，但它的确从一个侧面说明好的商业模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好企业的第三个标准是，它必须以技术与产品服务来赢得市场，并非单纯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规模膨胀，更不能通过“收割”中小投资者让股权拥有者获得超额利润。在这个意义上讲，华为和小米这样的企业，的确是好企业。华为一直都没有上市，而小米在香港上市，并未在A股“圈钱”。
　　显然，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标准的中国企业并不多，华为无疑是极少数之一。毫无疑问，这也是任正非广受尊敬的原因。

技术创新的两种战略

　　中国的好企业，并非只有一个华为，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也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台积电走了和华为截然不同的一条路。台积电是横着切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一环，而华为则是纵向布局全球产业链，在多个环节与全球的巨头展开了平行竞争。
　　回顾台积电的崛起，至少有两个厉害之处。一是它的创立和发展，直接改变了全球ICT制造业的格局。在集成电路产业最初勃兴的时代，设计、制造一体化曾是最流行的模式，即芯片品牌企业拥有研发设计、制造甚至封测等全产业链环节。但这个模式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资本密集程度太高。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成电路产业刚刚勃兴，一条集成电路生产线需要投资数千万到上亿美元，在当时即是天文数字。而如今，动辄100亿美元的生产线也不是新闻。这种超级资本密集的特点给了后发经济体以机会，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之后是中国台湾。
　　尽管美国人发明了半导体，但在19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一度凌驾在美国厂商之上。日本的杀手锏是“资本优势”，日本商社控制着银行和证券公司，而半导体公司又是商社的“子孙公司”，于是通过商社企业集群的内部融资，来自信贷市场和股权市场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支持者日本芯片企业。而且，日本公司采取了从芯片设计到制造的纵向一条龙模式。对比之下，美国的金融市场没有这种“资本优势”。
　　但日本人雄霸全球的产品只是存储器，到了中央处理器为王的时代，情况突变。在个人电脑逐渐普及的1980年代末，美国人开始后来居上，其秘诀是两招：一是放弃利润低的存储业务，专攻中央处理器，不断推动中央处理器的升级换代，让日本人没有机会赶上。二是产业分工，将制造环节外包给韩国和中国台湾，而自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设计环节，从而永远地甩开了日本人。

　　台积电是横着切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一环，而华为则是纵向布局全球产业链，在多个环节与全球的巨头展开了平行竞争。

　　1985年，张忠谋从美国返回中国台湾，出任“工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人。1987年，他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创建了全球第一家专业代工公司—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张忠谋创业的时点，正是美日半导体竞争的分化时代，他真正预见到了全球ICT制造业的大势，顺势而为，造就了中国人的产业奇迹。
　　目前，在全球的晶圆代工领域，台积电一直都保持第一，在全球占据约50%的市场份额。第二名则是韩国的三星。
　　台积电的第二个厉害之处是，它以领先的制程和规模的优势成为了代工环节的“价格杀手”，绝对不给进入者一点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台积电得以固守代工环节这一环，不做芯片设计、不做终端品牌，不用与上下游客户发生利益冲突，避免了与欧美巨头的竞争，从而成为全球ICT产业链中极具“系统重要性”的超级企业。形象地说，它已与欧美ICT巨头融为一体。
　　但华为走的是另一条，它并不固守某一个环节，而是在全球与欧美厂商正面竞争，并且有纵向一体化的趋势。这种竞争策略的不同，也决定了华为必然在做大做强之后遭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围堵。
　　但这种策略是华为作为一家中国龙头企业的理性选择，无论日本，还是韩国，东方后发经济体的技术创新，最终必然和欧美展开全方位的竞争，甚至是全产业链通吃的縱向一体化战略。实际上，三星在纵向一体化的道路上比华为走得更远，除了和华为一样有芯片设计企业和移动终端品牌之外，三星旗下的三星电子已经是仅次于台积电的全球第二大芯片代工企业。
　　华为和台积电的模式本无优劣之分，是双方基于时代背景和地区产业禀赋的自然选择。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2017年张忠谋曾透露，外资持有台积电已逾八成。也就是说，从资本控股的意义来讲，台积电或许并非严格意义的中国台湾企业，但它无疑是中国人智慧和雄心的产物。
　　到底什么是中国好企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答案可能并不只有一个维度。
　　责任编辑赵义 z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