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偏爱茅台，大自然更爱郎酒。”同为酱香鼻祖，“赤水河畔的姐妹花”一个在贵州，一个在四川，共饮一江水。离开茅台镇，造不出茅台酒，不在二郎滩，也绝不会有青花郎。红色的历史让茅台举世闻名，而大自然则赋予了郎酒以独步天下的造化神秀，后者因此具有了庄园的禀赋。汪俊林带着郎酒，从一个濒临破产的老酒厂，走向高端、时尚的大酒企，年产值超百亿，跨进中国酒林前茅。郎酒一家企业，在二郎镇和古蔺县都是地方经济支柱，其发展与公共利益一致，因而总能获得官方与社会的充分理解与支持。
　　于是，一个白酒庄园，在十年的擘画中走向现实。
　　“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汪俊林对郎酒庄园核心价值的表述虽然简洁，却已经囊括了作为工农商结合体的白酒庄园的所有内在要素。当它和外部的强大消费力相遇，一个更加精致的美酒时代降临。
　　仁和洞的揭幕，预示着时代帷幕拉开。

美酒的脚步

　　酿好酒，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以贯之的向往。
　　梳理清楚历史，就会知道郎酒庄园最后归结到“酿好酒”三个字，其实是扪及了酒类进化史的核心。
　　酒文化绚丽缤纷，但酒的历史则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古代几乎没有什么专业文献去详细记录。但我们知道，至少从石器时代开始，酒就产生了。先秦古籍《世本》里说：“昔仪狄始作酒醪，以变五味。少康始作秫酒。”
　　后面这句很关键：“少康始作秫酒。”
　　秫是什么呢？就是具有黏性的高粱。熟悉中国白酒的人们一下子就会想到郎酒的主要原料—米红粱。它又叫糯小红粱、糯红高粱。
　　少康是夏朝君主，有人说他就是杜康，传说中的酒神。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一说杜康是黄帝时代的人，一说和大禹同时，还有说杜康是汉代的酒泉太守。四重身份，不管是其中哪一个都可以证明，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用糯高粱酿酒了。
　　少康开始，真正的高粱美酒在中华历史上第一次闪现光芒，那也预见着郎酒的发育。
　　回顾赤水河畔酿酒的历史，最早追溯到汉武帝时代的“枸酱”。但在那个时代，枸酱可能跟现在的酱香酒还没有太大的血缘关系，因为蒸馏技术还没有出现，酒度还很低。汉武帝饮过枸酱，“甘美之”，说明酒还是很甜，而甜则说明酒度很低。 　　酒度很低是古代爱酒之人的心病。
　　唐代白居易写诗说：“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户大”不是说家里有钱有势，而是指酒量大，酒量大的人嫌弃酒度低的甜酒，就像才气高的人嫌弃小家子气的诗一样。但一般认为那时还没有蒸馏技术，所以想要更高的酒度，只能从酿造方式入手。

　　于是我们听到中唐诗人张籍说“酿酒爱干和”。干和，是指酒的酿造过程更纯粹，少加水。爱它，是因为那时酒的度数本来就低，加水會进一步降低度数，度数太低，爱酒之人就感觉没意思。
　　“干和”又叫干酢酒，从隋朝开始出现，大体上相当于现在说的“固态发酵法”，这正是郎酒酿造方法的典型特征之一。干酢酒酿造过程中少加水，滋味醇厚，被视为酒中珍品。也就是说，从唐代开始，好酒的标准之一，就是推崇固态法。
　　只是那时尚无蒸馏术，酒度仍然有限。
　　回头看唐朝以前的酒文化史，爱酒之人动辄饮酒一石。一石是一百升，唐代以前度量衡比较小，一石约等于现在33瓶600毫升的大瓶啤酒。虽然酒精度很低，但这个酒量也非常惊人。窦苹在《酒谱》里说，“由唐以来，遂无其人”，因为度量衡改革以后，一石是过去两倍的容量，生理上已经不可能喝下去。干酢酒的出现以及后来蒸馏术的传入，更让动辄“石余”“数斗”的酒量成为历史。
　　蒸馏术满足了人们对酒精度的渴求。蒸馏后的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因为是酒蒸汽冷却而成，如晨露凝结，所以被古人形象地称为“露酒”，今天则叫烧酒、白酒。
　　蒸馏术是从阿拉伯地区向两端传到东西方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众说纷纭，这就是前面所谓“酒的历史比较模糊”的一个侧面。李时珍说是从元代开始，今天很多人考证是宋代，而李约瑟教授则认为从南北朝开始就有了。李约瑟是科技史学家，也是著名汉学家，原本他的话是有权威性的，但考虑到他情感上对中国的偏爱，又很难定论了。
　　综合来看，大概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有了白酒。蒸馏技术普及之后，地域性的差异形成了名酒并立的格局，郎酒，也就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在西南一隅灿然生辉。
　　世界酒文化星汉灿烂，但同时酒是稀缺的，因为粮食本就匮乏。西晋阮籍求为步兵校尉，东晋陶渊明谋作彭泽令，唐代王绩想方设法取得太乐署丞的职位，都是冲着酒去的。可见即便古代名士，想要在日常喝上酒也并不容易，何况一般百姓。
　　酒已然难得，好酒更不待言。所以人类对美酒，始终有着饥渴般的向往，这是历史决定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内生动力，一步一步催动着酒的质量和产量不断跃升。
　　但凡商业性生产，文化、情怀始终是点缀，市场、利润和技术才是根本线索，郎酒所在的赤水河流域成为酒林奇葩，与清代盐运带动的市场需求分不开。新中国以后，随着国家稳定，市场化深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酒的考究也就随着时间进展而深度递进。红花郎、青花郎的问世，就是中国人世代渴求美酒的必然结果。
　　直到今天，郎酒走到了“白酒庄园”这一步。
　　这是怎样的一步？

庄园震撼

　　郎酒庄园是震撼的，一种自然与人文结合的震撼。
　　位于峭壁之上的天宝洞、地宝洞、仁和洞，是天然的大酒窖，世上独一无二。爱酒之人，若能进去参观一次，尝一口洞藏数十上百年的老酒，于酒无憾。

大概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有了白酒。蒸馏技术普及之后，地域性的差异形成了名酒并立的格局，郎酒，也就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在西南一隅灿然生辉。

　　知名作家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都在游历之后为它们写过文章，但无论怎样的文字，都不能真正传递造化之神奇。
　　天宝洞、地宝洞位于山崖的不同高度，常年气温稳定，而其温度恰好最适宜高端酱香型白酒的陈化老熟。一般的洞窟深入山腹，无法对流，所以酒会缺氧，而天宝洞地宝洞之间竟天生一条垂直通道相连，形成对流，洞内空气可与外界交换。
　　人们都知道赤水河流域的水质、气候、微生物种群以及产于周边的米红粱，一同成就了美酒之河，这对于流域内酿酒企业是一视同仁的。说“大自然更爱郎酒”，是因为它额外地赠予郎酒这几个巨大的、最适宜藏酒的自然洞窟，让它的美酒生长链条至为完整。
　　经验主义酿酒的神秘性，叠加在自然造化的神秘性之上，一同把二郎镇推上了爱酒之人以及文人雅士的朝圣、揽胜之地的高度。后天景观，如十里香广场、千忆回香谷、问天台、金樽堡、红运阁、洞仙别院，全都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展开，身临其境，也足够震惊。
　　千忆回香谷，71个巨大的钢铁酒罐沿着山谷一字长蛇般排列，最小的可盛酒1000吨，最大的5000吨。倘若不是明知身在郎酒厂，你根本无法相信里面储存的30万吨的液体竟然是中国顶级的酱香白酒，市值超千亿元。这里昭示的是生产能力，是工业时代人类能动性的强悍证明。
　　沿着千忆回香谷的走势往上，就能抵达天宝峰之巅，此处呈现的磅礴景象，名为“十里香广场”。4万只陶坛，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在层层阶梯上森严列阵，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露天陶坛库。陶坛自古是中国酒最理想的容器，因为有生命的酒体，可以通过坛壁的微小气孔与外界实现物质交换。
　　如果所有的陶坛一同打开，酒香将飘至山外，十里可闻，这就是“十里香广场”命名的道理。
　　陶坛盛酒放置于日晒雨淋的露天场所的情形并不多见，然而在历史上也不是无迹可寻。《酒谱》里就提到，北魏河东人刘白堕善酿，“六月以瓮盛酒，曝于日中，经旬味不动而愈香美，使人久醉”。 　　“瓮”，就是郎酒所使用的口小腹大的陶壇。刘白堕是有记载的露天陈化的鼻祖，只是当时人们因为无法获得高度酒，曝晒的目的之一，是“使人久醉”，和今天的诉求迥异。
　　这些令人心旌动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当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对应郎酒的问世过程，天人合力，一同构建的功能链条。“生在赤水河，长在天宝峰，养在陶坛库，藏在天宝洞”，美酒就在这样的历练中成长。只是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轰轰烈烈的相遇，让它们意外地成为了景观，为郎酒庄园的应运而生完成了基础铺垫。
　　为了养酒，郎酒人做到了极致。在他们的集体认知中，酒是一种人格化的、有灵魂的存在，而且他们相信，就像儒家“修身”的层递关系一样，美酒如人，是不断自我完善的。
　　这很哲学，一般的商品无力承受。
　　唯有酒，本身就是和哲学形影相随的，不分古今中外。

深邃世界

　　哲学是人对世界的抽象把握，其根本在于人。
　　孔子二十多岁时，向师襄学琴。孔子每天练习同一首曲子，师襄多次表示满意，劝他学习新曲，孔子每一次都认为自己尚未完全领悟，从曲调，到节奏，再到神韵，层层递进，不厌其烦，持续揣摩。直到心神合一，连师襄都认为已经臻于化境，孔子仍说，我还没领会曲作者试图传达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