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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攻乎异端”源自《论语·为政》篇：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章。对于“攻乎异端”的解释分歧产生于“攻”和“异端”两处。攻乎异端是儒家面对不同的学说讲求“和而不同”的包容胸怀，而非仅是相互攻讦，是治而通之，海纳百川;同时，儒家攻乎异端之论也在于通过明异端之别，以贞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关键词：攻乎异端;论语;和而不同;文化自觉
一、经典训解的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历来对《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章的经典训解，直接的分歧集中在“攻”和“异端”两处，但内在的原因则是极为深刻复杂的。
（一）关于“异端”释义的不同
1.不正确的学说
杨译本将“异端”解释为“不正确的言论”，因为“孔子之时，自然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学说’，但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6]
2.杂书
皇侃认为：“‘异端’，谓杂书也。”[5]言学者不在六籍正典上正心，而杂于诸子百家。此处的“异端”之害更多地强调儒者不能专攻于儒家经典，而一味追求杂多。没有儒家经典作修养的底子，向外学习再多再广，也只是浮光掠影，不得其要旨。没有根基的学问无法在日常之中所体贴，如同无根之草，没有源泉滋养己身，只能随风摆动，做不到自固，学问也不能日渐丰茂，思想不能与日深厚。更有甚者如一味沉溺于杂乱而不能守其正，则后患无穷不言而喻。
3.邪说
宋明理学视域之下多将“异端”释为“邪说”，尤指与各理学家观点相违背的杨墨、佛老。朱子认为，“异端者，杂杨、墨诸子百家而言之”[15]，将异端视为邪说，具体是指杨墨和佛学。朱子批驳杨墨之学“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 16]，认为这些“异端”有害先王之道，儒家圣人之道向来看重人伦道德，佛学超脱的世俗人伦关系与儒家之学注重人伦纲纪相冲突，必然导致儒者对其的指责。
4.他技
郑玄将异端释为他技。郑注大学云：“断断，诚一之貌也，他技，异端之技也。是与此合。”[4]“断断，专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学之诚意”。常人尚未通于己，不诚而求他技，這是有危害的。如此的话，郑玄即在强调“诚”的重要性。
5.两端
郑注云：“两端，过与不及。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4] 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17]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7]能够依自然之天道而行自然不偏得中，顺其道而行所思所为无不切合自然，能够自立其理自然不倚于外，不从躯壳上起心，不在私利上动念，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不累于外物，无将迎内外，自作主宰。
（二）关于“攻”字释义的不同
1.将“攻”字释为“攻击”之义
此解以杨伯峻先生为代表。《论语译注》中将“攻”字作攻击解，是因为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中提及的“攻”多用攻击解，整句意为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了危害。
2.将“攻”字释为“专治”之义
此解以邢昺、何晏、朱熹以及刘宝楠为代表。朱子引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16]《论语注疏》中何晏注：“治也。吾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也。”[18]《论语正义》注：“攻，犹治也。”[4]将“攻”训为治，是治异端之学之意，意为研究，能够治而通之，为汇通之意。
面对不同于己的学说流派，如若不能汇而通之则不能明白其他学说的不同，也就无法辨明人我之别，也就找不到自己的挺立之处。通过相互的交流与汇通，有害于道的部分能够归正，使之不违义，如此异端之害可以消失了。儒家认为万物一体，和而不同，和实生物，道并行不悖。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态度，是儒家思想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根本，一方面学者如果一味向外驰求，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攻击，就会逐渐走向狭隘;另一方面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思想碰撞，也是儒学以自身规律进行的自我调整。“攻乎异端”之所以能够异中求通，包容汇通，和而不流，究其原因，还是基于儒家自身能够自明吾道，自立其理。将“攻”释为“治”，治而通之，显示出儒学精神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排他的 、封闭的以及一元的。
二、汇通异端才能和而不同
“攻乎异端”之“攻”为“治”也，治异端之学，意为研究，更为汇通之意，能够治而通之。只有通过研究异端，方能对异端之异有清晰认识。明其异则明人我之别，明异端异于己之处不是最终目的，明人我之别的根本还是在于挺立自己。
各家学派相互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会通才能包容，才能和而不流、求同存异。一个成熟的、妥善的哲学理论系统不会仅仅通过封闭来实现自身的完备和自洽，而在与外物相撞，返还回来时，探索越远则推论越深。和而不同既要看到看到人己之异，又要看到人己的殊途同归。通过治而通之方能理清相异之处，亦可清楚相通之处，继而包容汇通，能够和而不同，各家学派于途径细微之处有异，如若心同迹异，则其根本立理之处有可汇通之理。儒家向来讲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孔子本人也是虚怀若谷，而非排除异己、唯我独尊，其云“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中庸》也讲：“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正是这种“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气度、包容的学术态度以及博大汇通的宽容精神，而使得儒家学说生生不息，得以发展延续几千年。
儒家并非不争，凡论及争时均是不得已。孔子不辩，孟子不得已而辩，乃是
儒家文化虽包容但各家仍有边界，包容的底线就是不失掉自己文化和文明的主体性，攻击异端显然不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更关键的是，对他人的攻击不是树立自己的方法，依赖于外物的兴衰不是真正的挺立，能够“足乎己无待于外”，一种文化的根本树立不赖于对异己的攻伐，而在于自己根本精神的挺立。《中庸》中讲“执两用中”，“中”就是不偏，不偏的同时也是不倚，不倚就是拒绝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其他力量上，拒绝倚靠任何自己以外的其他力量。自己挺立自己，才不是虚妄。道家所讲的“宠辱若惊”，《论语·雍也》讲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都体现了儒家的不赖于外物，不偏不倚的精神。儒家强调外在的东西是不能给我提供确定的自我的，真正确定的自我要由内在来发现，发现自己内在的东西，发现并坚持。 既有包容自信的氛围，又有自立儒家精神态度的醒觉，文化自觉的精神也就自然而然涌现出来。中华文化有文化自觉这样一个基础，能够维持两千年持而不坠，几经艰辛持而不坠，这样一个学说就在不断地累积，这种醒觉使得这种精神的影响不断扩大，它所笼罩的范围，激活的生命，所照亮的心灵不断在积累。如今儒家哲学甚至整个中华文化，面对更多的不同外来文化影响，在和而不同的同时，也应该明确不同文化交流中的边界，在自我的挺立之中明确边界，保有文化的本土特點和历史传承，尤其是“勿徒以他人之眼光视己，亦不当自惭形秽，认定老干已无法在现代开花，非得‘接种’或‘变种’”[9]。依靠外来文化而改造自身既混淆了人我边界，也不能自立精神。唯有坚守自身的文化边界与主体，慎取的基础上广纳才是文化生生不息的长久之道。
参考文献
[1]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张居正.四书直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59页.
[5]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09页.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8页.
[7]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钱穆，人生十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9]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页.
[10]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唐代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容忍度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03）：23-32.
[12]宋健.“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發微[J].诸子学刊，2012（01）：25-32.
[13]松川健二，陈涤.关于阳明学者所谓的异端[J].社会科学战线，1999（06）：50-57.
[14]胡长海. 宋明理学“异端”观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15]朱熹：《朱熹传》卷五十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21页。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7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页。
[18]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关键词：攻乎异端;论语;和而不同;文化自觉
一、经典训解的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历来对《论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章的经典训解，直接的分歧集中在“攻”和“异端”两处，但内在的原因则是极为深刻复杂的。
（一）关于“异端”释义的不同
1.不正确的学说
杨译本将“异端”解释为“不正确的言论”，因为“孔子之时，自然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学说’，但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6]
2.杂书
皇侃认为：“‘异端’，谓杂书也。”[5]言学者不在六籍正典上正心，而杂于诸子百家。此处的“异端”之害更多地强调儒者不能专攻于儒家经典，而一味追求杂多。没有儒家经典作修养的底子，向外学习再多再广，也只是浮光掠影，不得其要旨。没有根基的学问无法在日常之中所体贴，如同无根之草，没有源泉滋养己身，只能随风摆动，做不到自固，学问也不能日渐丰茂，思想不能与日深厚。更有甚者如一味沉溺于杂乱而不能守其正，则后患无穷不言而喻。
3.邪说
宋明理学视域之下多将“异端”释为“邪说”，尤指与各理学家观点相违背的杨墨、佛老。朱子认为，“异端者，杂杨、墨诸子百家而言之”[15]，将异端视为邪说，具体是指杨墨和佛学。朱子批驳杨墨之学“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 16]，认为这些“异端”有害先王之道，儒家圣人之道向来看重人伦道德，佛学超脱的世俗人伦关系与儒家之学注重人伦纲纪相冲突，必然导致儒者对其的指责。
4.他技
郑玄将异端释为他技。郑注大学云：“断断，诚一之貌也，他技，异端之技也。是与此合。”[4]“断断，专一，即中庸之用中，大学之诚意”。常人尚未通于己，不诚而求他技，這是有危害的。如此的话，郑玄即在强调“诚”的重要性。
5.两端
郑注云：“两端，过与不及。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4] 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17]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7]能够依自然之天道而行自然不偏得中，顺其道而行所思所为无不切合自然，能够自立其理自然不倚于外，不从躯壳上起心，不在私利上动念，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不累于外物，无将迎内外，自作主宰。
（二）关于“攻”字释义的不同
1.将“攻”字释为“攻击”之义
此解以杨伯峻先生为代表。《论语译注》中将“攻”字作攻击解，是因为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中提及的“攻”多用攻击解，整句意为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了危害。
2.将“攻”字释为“专治”之义
此解以邢昺、何晏、朱熹以及刘宝楠为代表。朱子引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16]《论语注疏》中何晏注：“治也。吾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也。”[18]《论语正义》注：“攻，犹治也。”[4]将“攻”训为治，是治异端之学之意，意为研究，能够治而通之，为汇通之意。
面对不同于己的学说流派，如若不能汇而通之则不能明白其他学说的不同，也就无法辨明人我之别，也就找不到自己的挺立之处。通过相互的交流与汇通，有害于道的部分能够归正，使之不违义，如此异端之害可以消失了。儒家认为万物一体，和而不同，和实生物，道并行不悖。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态度，是儒家思想不断发展、生生不息的根本，一方面学者如果一味向外驰求，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攻击，就会逐渐走向狭隘;另一方面儒家与其他学派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思想碰撞，也是儒学以自身规律进行的自我调整。“攻乎异端”之所以能够异中求通，包容汇通，和而不流，究其原因，还是基于儒家自身能够自明吾道，自立其理。将“攻”释为“治”，治而通之，显示出儒学精神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排他的 、封闭的以及一元的。
二、汇通异端才能和而不同
“攻乎异端”之“攻”为“治”也，治异端之学，意为研究，更为汇通之意，能够治而通之。只有通过研究异端，方能对异端之异有清晰认识。明其异则明人我之别，明异端异于己之处不是最终目的，明人我之别的根本还是在于挺立自己。
各家学派相互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会通才能包容，才能和而不流、求同存异。一个成熟的、妥善的哲学理论系统不会仅仅通过封闭来实现自身的完备和自洽，而在与外物相撞，返还回来时，探索越远则推论越深。和而不同既要看到看到人己之异，又要看到人己的殊途同归。通过治而通之方能理清相异之处，亦可清楚相通之处，继而包容汇通，能够和而不同，各家学派于途径细微之处有异，如若心同迹异，则其根本立理之处有可汇通之理。儒家向来讲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孔子本人也是虚怀若谷，而非排除异己、唯我独尊，其云“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中庸》也讲：“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正是这种“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气度、包容的学术态度以及博大汇通的宽容精神，而使得儒家学说生生不息，得以发展延续几千年。
儒家并非不争，凡论及争时均是不得已。孔子不辩，孟子不得已而辩，乃是
儒家文化虽包容但各家仍有边界，包容的底线就是不失掉自己文化和文明的主体性，攻击异端显然不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更关键的是，对他人的攻击不是树立自己的方法，依赖于外物的兴衰不是真正的挺立，能够“足乎己无待于外”，一种文化的根本树立不赖于对异己的攻伐，而在于自己根本精神的挺立。《中庸》中讲“执两用中”，“中”就是不偏，不偏的同时也是不倚，不倚就是拒绝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其他力量上，拒绝倚靠任何自己以外的其他力量。自己挺立自己，才不是虚妄。道家所讲的“宠辱若惊”，《论语·雍也》讲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都体现了儒家的不赖于外物，不偏不倚的精神。儒家强调外在的东西是不能给我提供确定的自我的，真正确定的自我要由内在来发现，发现自己内在的东西，发现并坚持。 既有包容自信的氛围，又有自立儒家精神态度的醒觉，文化自觉的精神也就自然而然涌现出来。中华文化有文化自觉这样一个基础，能够维持两千年持而不坠，几经艰辛持而不坠，这样一个学说就在不断地累积，这种醒觉使得这种精神的影响不断扩大，它所笼罩的范围，激活的生命，所照亮的心灵不断在积累。如今儒家哲学甚至整个中华文化，面对更多的不同外来文化影响，在和而不同的同时，也应该明确不同文化交流中的边界，在自我的挺立之中明确边界，保有文化的本土特點和历史传承，尤其是“勿徒以他人之眼光视己，亦不当自惭形秽，认定老干已无法在现代开花，非得‘接种’或‘变种’”[9]。依靠外来文化而改造自身既混淆了人我边界，也不能自立精神。唯有坚守自身的文化边界与主体，慎取的基础上广纳才是文化生生不息的长久之道。
参考文献
[1]程颐，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张居正.四书直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4]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59页.
[5]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09页.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8页.
[7]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钱穆，人生十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9]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页.
[10]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唐代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容忍度思想[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03）：23-32.
[12]宋健.“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發微[J].诸子学刊，2012（01）：25-32.
[13]松川健二，陈涤.关于阳明学者所谓的异端[J].社会科学战线，1999（06）：50-57.
[14]胡长海. 宋明理学“异端”观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15]朱熹：《朱熹传》卷五十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21页。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7页。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页。
[18]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