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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主要靠十字架来维系，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利玛窦辈传教士们尽心竭力利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来传播天主教，而文人士大夫中的容教者对于天主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总体来说，敬其人，学其技，而疏其教，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主要态度。
关键词：明清之际；士大夫；容教者；基督教传教士；中西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授课教师所给参考书目中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讲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龙与上帝》一书，本书旨在从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質，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别，从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明清时期士大夫中的容教者产生较大兴趣，本文试图通过对容教者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方法进行分析，以此来了解容教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基督教自千余年前辗转东来，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冲突与融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为基督教起码在唐代即传来中国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纵观自唐朝贞观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夕，基督教经历了几次起而复跌、跌而复起的过程，不管基督教在华起也好跌也罢，传教士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明清之际基督教来华传教士中利玛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位，他的传教策略对于基督教在华发展到高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利玛窦到底是如何传教的，他与士大夫文人阶层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利玛窦的聪明之处在于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在儒家文化之中寻找到与基督教文化相通之处，“他认为世俗文明与基督教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和谐一致的。他在不同文明中看到了人类某种共性，企图从人性的深层对两种文明进行融会贯通，从而为传播基督教信仰打下稳固的基础。”在利玛窦最初进入广东肇庆的时候曾学习罗明坚和巴范济，剃发剃须穿僧服，但是却招致了当时士大夫们的反感，他逐渐发现儒学才是中国社会中的正统学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才受人尊敬。于是利玛窦又适宜的改穿儒服，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全面地中国化，他还在礼仪、饮食、起居等方面学习士大夫，积极结交王侯官绅和各界名流。在利玛窦传教策略中，他用基督教教义去附会儒教的学说，将先秦诗书中的‘天’、‘上帝’解释成天主教的‘天主’，从而证明基督教与儒教在这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立场接近。为了更深入的结交士大夫，利玛窦在有关人性、道德和修身等方面迎合、附会中国人的观念，尽管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但他仍允许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在他看来，中国人敬孔是向孔、孟等先哲名师表达尊敬与感激之情，祭祖则是对祖先的爱戴与感恩。利玛窦这一大胆的做法虽然为基督教各派所诟病并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礼仪之争”。但不得不说，利瑪窦此举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大夫转变了观念，诸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进士级的士大夫们皈依基督教，而这些士大夫便自然成为容教者，利玛窦也与他们成为至交，由此可见他们在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
二、利玛窦结合明代社会情况钻研出来的一整套传教方法可谓行之有效，特别是利用《中庸》《周颂》《雅》等古典文献来引证“吾天主，即华言上帝”的观点这一做法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形成文化上的共鸣。因而，士大夫中未信教的容教者们对天主教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传教士们在华传播天主教少不了用《圣经》等经典直接布道，因而需要大量翻译并印刷《圣经》。在翻译《圣经》过程中容教士大夫积极参与其中，有的直接参与翻译撰写工作，有的为译文作序。直接参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译著作序跋的工作也十分重要。“他序”，一般都是褒美之言，抬高作者的声望，并使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如徐光启在写给利玛窦的《二十五言》的跋中就大力赞扬利玛窦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冯应京则在序中建议士人将此书与佛教的《四十二章经》做对比，“熟可尊用，当必有能辨之者。”徐、冯二人的序跋极大地提高了利玛窦译著的影响，利玛窦本人也十分喜欢这样的序跋。尽管传教士们有的来华年数较长，汉语可以说的比较流利，但是由于明清之际古文盛行，外国人对于艰涩难懂的古文还是感到困难重重，这时得到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帮助无异于如鱼得水。蕴含天主教教义的译著出版之后对于不懂外文的大批中国人来说有了更直接的机会去接触天主教，尽管他们的理解在利玛窦看来仅是九牛一毛，但却能够更广泛的传播天主教。
三、尽管说士大夫基督徒和一些容教者们对基督教在华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他们本身而言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跳至王化的对立面，对他们而言基督教不过是他们通往终极思想追求的一天新路径。对容教士大夫来说，沦肌浃髓的仍是中国的圣贤之道，对基督教的真义同样是相对隔膜的；而利玛窦辈出于策略的考虑又没有直率地、系统地宣传和阐释其教义，而是希望通过隐约的描述来激发中国人的兴趣。以促使他们主动讨教。但是，容教士大夫们也并无这般浓烈兴趣，更何况普通文人。他们更习惯于顺着西教与中学相合的思路，执拗地用中国经典中的蕴意去解释西方教义，这实际上是以儒学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改造。这种情况持续发展着，传教士们最终发现即使入了教的士大夫也只是徒有其表的皈依者，同样，士大夫们也察觉传教士们并非是“慕吾道而来”，实际是“窃吾道而叛”，士大夫们反戈一击者有之，疏远、冷淡传教士者亦有之。总体来说，敬其人，学其技，而疏其教，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主要态度。
参考文献：
[1] 董从林，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J]，《寻根》，第14页.
[2] 郭熹微，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J]，《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第26页.
关键词：明清之际；士大夫；容教者；基督教传教士；中西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在授课教师所给参考书目中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讲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龙与上帝》一书，本书旨在从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質，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别，从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明清时期士大夫中的容教者产生较大兴趣，本文试图通过对容教者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方法进行分析，以此来了解容教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一、基督教自千余年前辗转东来，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冲突与融合，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为基督教起码在唐代即传来中国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纵观自唐朝贞观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夕，基督教经历了几次起而复跌、跌而复起的过程，不管基督教在华起也好跌也罢，传教士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明清之际基督教来华传教士中利玛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位，他的传教策略对于基督教在华发展到高潮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利玛窦到底是如何传教的，他与士大夫文人阶层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利玛窦的聪明之处在于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重要地位，首先在儒家文化之中寻找到与基督教文化相通之处，“他认为世俗文明与基督教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和谐一致的。他在不同文明中看到了人类某种共性，企图从人性的深层对两种文明进行融会贯通，从而为传播基督教信仰打下稳固的基础。”在利玛窦最初进入广东肇庆的时候曾学习罗明坚和巴范济，剃发剃须穿僧服，但是却招致了当时士大夫们的反感，他逐渐发现儒学才是中国社会中的正统学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才受人尊敬。于是利玛窦又适宜的改穿儒服，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全面地中国化，他还在礼仪、饮食、起居等方面学习士大夫，积极结交王侯官绅和各界名流。在利玛窦传教策略中，他用基督教教义去附会儒教的学说，将先秦诗书中的‘天’、‘上帝’解释成天主教的‘天主’，从而证明基督教与儒教在这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立场接近。为了更深入的结交士大夫，利玛窦在有关人性、道德和修身等方面迎合、附会中国人的观念，尽管基督教禁止偶像崇拜，但他仍允许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在他看来，中国人敬孔是向孔、孟等先哲名师表达尊敬与感激之情，祭祖则是对祖先的爱戴与感恩。利玛窦这一大胆的做法虽然为基督教各派所诟病并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礼仪之争”。但不得不说，利瑪窦此举吸引了不少文人士大夫转变了观念，诸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进士级的士大夫们皈依基督教，而这些士大夫便自然成为容教者，利玛窦也与他们成为至交，由此可见他们在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
二、利玛窦结合明代社会情况钻研出来的一整套传教方法可谓行之有效，特别是利用《中庸》《周颂》《雅》等古典文献来引证“吾天主，即华言上帝”的观点这一做法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形成文化上的共鸣。因而，士大夫中未信教的容教者们对天主教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传教士们在华传播天主教少不了用《圣经》等经典直接布道，因而需要大量翻译并印刷《圣经》。在翻译《圣经》过程中容教士大夫积极参与其中，有的直接参与翻译撰写工作，有的为译文作序。直接参与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译著作序跋的工作也十分重要。“他序”，一般都是褒美之言，抬高作者的声望，并使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如徐光启在写给利玛窦的《二十五言》的跋中就大力赞扬利玛窦为“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冯应京则在序中建议士人将此书与佛教的《四十二章经》做对比，“熟可尊用，当必有能辨之者。”徐、冯二人的序跋极大地提高了利玛窦译著的影响，利玛窦本人也十分喜欢这样的序跋。尽管传教士们有的来华年数较长，汉语可以说的比较流利，但是由于明清之际古文盛行，外国人对于艰涩难懂的古文还是感到困难重重，这时得到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帮助无异于如鱼得水。蕴含天主教教义的译著出版之后对于不懂外文的大批中国人来说有了更直接的机会去接触天主教，尽管他们的理解在利玛窦看来仅是九牛一毛，但却能够更广泛的传播天主教。
三、尽管说士大夫基督徒和一些容教者们对基督教在华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他们本身而言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跳至王化的对立面，对他们而言基督教不过是他们通往终极思想追求的一天新路径。对容教士大夫来说，沦肌浃髓的仍是中国的圣贤之道，对基督教的真义同样是相对隔膜的；而利玛窦辈出于策略的考虑又没有直率地、系统地宣传和阐释其教义，而是希望通过隐约的描述来激发中国人的兴趣。以促使他们主动讨教。但是，容教士大夫们也并无这般浓烈兴趣，更何况普通文人。他们更习惯于顺着西教与中学相合的思路，执拗地用中国经典中的蕴意去解释西方教义，这实际上是以儒学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改造。这种情况持续发展着，传教士们最终发现即使入了教的士大夫也只是徒有其表的皈依者，同样，士大夫们也察觉传教士们并非是“慕吾道而来”，实际是“窃吾道而叛”，士大夫们反戈一击者有之，疏远、冷淡传教士者亦有之。总体来说，敬其人，学其技，而疏其教，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主要态度。
参考文献：
[1] 董从林，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J]，《寻根》，第14页.
[2] 郭熹微，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J]，《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