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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革命阵营，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
[中图分类号]K10 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05—07
《苏联共产党历史》说“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它在国内革命时机成熟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利用了人民的胜利，趁着革命的浪头爬上领导地位”。以后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沿用这种说法，其实，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应该得到客观的描述和应有的评价。
一、以前较少提到的一些反对派
1．宗教反对派。一般谈到俄国革命时很少有人提到历史久远的反沙皇的宗教反对派——“分裂教徒”，它是俄国最古老最坚决的反对派力量。彼得大帝以前俄国的东正教中有很多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地方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但是它的自由度大、多元性和兼容性强。1666年莫斯科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把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全部按照希腊文本进行校订，统一宗教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凡是“不改邪归正的古老宗教”统统被视为打击的对象，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分裂运动”，分裂教派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作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挑战君权神授、挑战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的官方宗教思想。为抗拒宗教改革，17世纪末甚至曾出现过几万人的自焚狂潮。分裂派约占当时俄国总人口的，到1900年俄国的分裂派和其他官方不承认的教徒已达2000万人。他们从不去教堂祈祷，或者逃匿、或者抗税、或者直接掀起农民起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批地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一直持续到1905年《信仰自由法》颁布时，他们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俄国著名画家苏里可夫的名画《女贵族莫罗佐娃》反映的就是宁死不屈的“分裂派”教徒的抗争以及民众对他们的同情。
教会的分裂开始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国历史的深刻分裂，分裂派始终不认同沙皇制度，把他们看作是“敌基督”的莫斯科贵族的篡逆势力。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对派力量。分裂教派只有一个信念：人的生活信念、积累财富都应该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他们坚决不向官方东正教妥协，认为真正的东正教在民间。分裂派的这种内在的抗争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这批被称作是“东正教中的犹太人”努力勤奋创业、聚敛财富去资助旧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20世纪初俄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中65％的人都是分裂教徒，从事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分裂教徒创办报纸宣传宗教自由，揭露沙皇的罪恶行径，在历次革命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马蒙托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都是分裂教徒。比如莫罗佐夫家族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普·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很好，在1905年革命中他呼吁厂主向工人妥协，要求公民必须享有言论、新闻、信仰、集会、结社的权利。后来，因为既同情民众又害怕暴民政治的矛盾心理以及疾病，他在1905年自杀，遗嘱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俄国社民党。这批人是尚处在地下状态的政治反对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在经济上赞成共产主义式的团体，对社会主义者宣传的公有制模式保有好感。但由于他们同信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以前很少有历史教科书把他们列为革命的动力，虽然他们既不批判资本主义，也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客观上是政治反对派的盟友。十月革命以后的10年，分裂派迅速瓦解和没落，财产被没收，不少人移居海外成为俄侨。
2．作为“心灵反对派”的知识分子。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从根源上说，就是17世纪分裂运动的传人，俄国知识分子最早就是作为一个教派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4世纪修道院隐修士创立罗斯古典文学开始，俄国文学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隐修院在经济上、思想上比较独立，所以有很强的批判功能。俄国历史上是一个鄙视商业、漠视物质的民族，崇尚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宗教情感，这使他们先天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因此文学在俄国素有“第二国家”之称。俄国人一直认为作家应遵循的是内心的呼唤，为商业活动而写作的人充其量是“写手”，而不是真正的“作家”。因为作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为了“小人物”活着。
“分裂运动”以后，民间的文化阶层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官方思想表示质疑，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传承者，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民间在沉默寡言的人民中寻找真理，寻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杰什城。这些“真理的寻觅者”，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他们把否定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极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极端偏执，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只有依赖这种思想的狂热和自我陶醉，他们才能经受住残酷的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俄国人特别崇拜这些“怪人”、漂泊者和虔诚的教徒，民间有“平凡的人因为流浪而不平凡”的说法，流浪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
与中国知识阶层追求科举功名的“人世情结”不同，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俄国知识分子具有“普罗性、叛逆性、坚定性、彻底性和深度的干预生活”的特征。沙俄时期文学是良知的唯一呼声，由于艺术性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文学不断的干预生活，生活又不断地干预文学，从而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经历了一次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他们成为抨击专制政府干预现实政治的“路标”。面对俄国社会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顺从和沉默的人民，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沙皇贵族，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自责与忏悔，他们强调自己的语言有放大和传播的功能，如果面对不公正的社会不能站出来疾呼，那就是失职与耻辱。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痛苦、流放、苦役和牺牲相伴，在官方的强权压迫下，他们像异教徒一样在社会的边缘冷眼旁观，强烈感觉到社会的病态和不公平。不满现状、厌恶政权和同情“小人物”便成为俄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那么崇拜苦难、底层意识、“人民至上”和“大地崇拜”等都成了俄罗斯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主题，这些特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尔任尼琴的作品中都很突出。在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格林卡、艾瓦佐夫斯基、苏里科夫、列宾等也都反映了这一主题。俄国历来认为知识分子要有圣徒的情操、受难者的形象，要关心“小人物的价值”，惩罚社会的罪恶。这批人被称作“心灵反对派”“思想反对派”，他们的数量并不大，但影响力不可小觑。
3．非俄罗斯族裔的政治反对派。谁都知道 他们主要在国家杜马和农村组织方面工作。一战爆发以后，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党中央的护国主义立场导致内部分歧，1917年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成立独立的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建立同盟。但是两者的合作是短暂的，先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918年讨论“和约”问题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退出人民委员会，紧接着因不同意布尔什维克政府实行“粮食专卖法”的粮食垄断政策与其彻底决裂。“三仙巷事件”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全面封杀下发生分裂，其左翼组成了“村社共产主义党”和“民粹派共产主义党”继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其他人转入地下活动。1923年社会革命党宣布解散，切尔诺夫等人流亡国外，仍在办杂志探索社会主义模式。切尔诺夫等理论家写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专著，但毕竟只是“事后诸葛亮”的分析，由于封杀和排斥，人们也只是在苏东剧变后才看到这些深刻的总结。
社会革命党在斗争形式上依然保持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斗争性与革命性，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却与革命民粹主义的正统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民粹派正统理论具有害怕“时间对俄国革命不利”的“时间恐惧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发展在俄国已成定局，有关绕过资本主义的“俄国特殊道路”之说信奉者日少，形势已经把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村社解体了，民粹派怎么办?在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村社社会主义”还有立足之地吗?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在对革命民粹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形成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理论，它是对民粹主义正统理论的大修正。
第一，以“劳动原则“取代”公社原则”。传统民粹派对农民的尊崇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他们推崇的是农民公社，是“公社世界”中的农民社会，而不是农民个人，他们对一个个具体农户的“个人主义”要求持敌视的态度，因此在农民的两大美德即“劳动”与“集体主义”中，传统民粹派最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们历来是把“公社原则”置于“劳动原则”之上的。而社会革命党则认为，劳动战胜剥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阶段。
第二，提出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区别，明确革命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应该实现的是“人民一劳动主义”的“最低纲领”，在这个阶段不是用“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而是用“劳动原则”战胜剥削原则，具体说就是消灭地主经济，使土地由地主手里转到劳动人民手里，至于劳动人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形式已不是最重要的事。这时并不是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个体主义”的发展时期，直到“自愿的合作化成为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才可以实现“第二步的最高纲领”，这时“通过集体主义社会在本质上的吸引力来逐渐使他们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社会革命党便把旧民粹主义的一次性“社会革命”论变成了由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分别指导的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打倒地主，第二次革命才是打倒资本家，第一次可以以个体劳动农民为动力，第二次革命才要求他们成为“公社”成员，这样就解决了“个体农民”从革命的对象变成革命的动力这一大难题。
这期间社会革命党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土地社会化”以及“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理论。他们认为，应该依靠俄国农民的村社生活传统和劳动观念，按照农民习惯上认为“土地是无主的，谁劳动谁就有权使用”的习俗，把俄国现有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社会化”。“土地社会化”的优点在于采用了非集中和个人权利和谐共处的原则，可以避免“国有化”的集中垄断和官僚化。它的操作步骤是：首先是把土地变成不能买卖的全民财产，然后把土地委托给用民主方式组建的村社以及以相同原则结合成的地域联盟管理，由这些机构按照“平均、劳动”的原则在耕种者中平等地分配土地，然后通过劳动合作组织，使农民走上集约化的统一模式。这个设计方案符合俄国平均主义传统，适应当时反对斯托雷平破坏村社不公正改革的社会情绪。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通过的土地纲领，并不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而是“按照社会革命党所规定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用列宁的话说，这个土地纲领“完全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
可以说，列宁在《四月提纲》、尤其是《国家与革命》中列举的布尔什维克准备在掌权后推行的主张，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实施。列宁的《四月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天后，加米涅夫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列宁不是为党说话，他有关民主革命快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一个由无产阶级的广大革命者组成的党存在，而且不愿变成一个由共产主义宣传者组成的集团，我们就希望尽可能的捍卫我们作为拥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就在同一天，彼得格勒市党委讨论了列宁的提纲，并以13：2否决了这个提纲。参加讨论的党员认为，列宁的政策是“乌托邦式的”，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的生活，与俄国的现实隔膜了，布哈林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四月提纲》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叛”。该次决议承认：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这一胜利取决于即将开始的国际革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受《法兰西内战》影响，把巴黎公社作为一个国家制度的雏形，认为未来国家的特征是：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所谓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全部废除，由充分享有罢免权的人民直接选举政治代表，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相当于工人的工资，人民尽可能地参与政治活动，官僚机构消亡，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报表由所有的工人轮流行使职能，厨娘也可以管理国家，是一个无比高级的无比民主的国家机构的新类型。这些设计几乎都没有得到落实，倒是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制度设计很多方面后来在苏联模式中体现出来。
三、社会革命党除了在村社、农民土地问题上对民粹主义传统进行修正，同时相应地在其他问题上也使“民粹主义变得欧化了”。改变了传统民粹派强调俄国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和对“西方社会”的敌视倾向，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性工作并制造了能够改变社会的无产阶级力量。其次，抛弃了反对政治自由、认为它仅仅是资产阶级工具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而把政治自由列为“最低纲领政治部分的核心”，表示该党要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在实现政治要求之前无论是土地社会化、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最低纲领中其他经济要求都是不能实现的。”
总之，社会革命党是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受文化西方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诸潮流的影响，尤其是受斯托雷平改革中“村社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修正模式，由于欧化之风日益 浸染了民粹派知识分子，逐渐淡化了其传统色彩，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临时性理论联盟对民粹主义论战的胜利，使坚持革命立场的民粹主义日益向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换句话说，革命民粹派的“复兴”与自我“修正”是新形势下各政党各思潮重新定位中最突出的现象。它表现了两个两位一体的特征：其一是民粹派的社会影响与活动能力的大提高，以及革命性与19世纪末相比明显增强。其二是民粹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与它的革命化、社会民主主义化并行不悖。因此可以说“社会革命党”标志着俄国革命民粹派主义运动的最高阶段。
二月革命后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通常人们认为，他们一个是激进的民粹派组织，另一个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似乎布尔什维克是站在他们之间，两者都可能与之有重合部分。但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超民粹派化”、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化”以后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位置发生颠倒，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的距离拉近，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差距加大，以至于以后发展到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联手PK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局面。这两党内部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此时，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
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尽管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当时就曾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列宁也没有隐讳布尔什维克党想执掌国柄的想法，但也是在普选的基础上，选举竞争是前提，“我们的党和其他政党一样，力图为自己争得政治上的统治”。可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如同是希腊悲剧的开场白：革命就像“萨托尔诺斯(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那样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10 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05—07
《苏联共产党历史》说“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它在国内革命时机成熟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利用了人民的胜利，趁着革命的浪头爬上领导地位”。以后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沿用这种说法，其实，推翻沙皇专制统治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应该得到客观的描述和应有的评价。
一、以前较少提到的一些反对派
1．宗教反对派。一般谈到俄国革命时很少有人提到历史久远的反沙皇的宗教反对派——“分裂教徒”，它是俄国最古老最坚决的反对派力量。彼得大帝以前俄国的东正教中有很多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地方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但是它的自由度大、多元性和兼容性强。1666年莫斯科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把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全部按照希腊文本进行校订，统一宗教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凡是“不改邪归正的古老宗教”统统被视为打击的对象，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分裂运动”，分裂教派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作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挑战君权神授、挑战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的官方宗教思想。为抗拒宗教改革，17世纪末甚至曾出现过几万人的自焚狂潮。分裂派约占当时俄国总人口的，到1900年俄国的分裂派和其他官方不承认的教徒已达2000万人。他们从不去教堂祈祷，或者逃匿、或者抗税、或者直接掀起农民起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批地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一直持续到1905年《信仰自由法》颁布时，他们的处境才有所改善。俄国著名画家苏里可夫的名画《女贵族莫罗佐娃》反映的就是宁死不屈的“分裂派”教徒的抗争以及民众对他们的同情。
教会的分裂开始了俄罗斯社会生活和俄国历史的深刻分裂，分裂派始终不认同沙皇制度，把他们看作是“敌基督”的莫斯科贵族的篡逆势力。这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对派力量。分裂教派只有一个信念：人的生活信念、积累财富都应该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他们坚决不向官方东正教妥协，认为真正的东正教在民间。分裂派的这种内在的抗争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这批被称作是“东正教中的犹太人”努力勤奋创业、聚敛财富去资助旧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20世纪初俄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中65％的人都是分裂教徒，从事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分裂教徒创办报纸宣传宗教自由，揭露沙皇的罪恶行径，在历次革命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马蒙托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都是分裂教徒。比如莫罗佐夫家族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普·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很好，在1905年革命中他呼吁厂主向工人妥协，要求公民必须享有言论、新闻、信仰、集会、结社的权利。后来，因为既同情民众又害怕暴民政治的矛盾心理以及疾病，他在1905年自杀，遗嘱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俄国社民党。这批人是尚处在地下状态的政治反对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在经济上赞成共产主义式的团体，对社会主义者宣传的公有制模式保有好感。但由于他们同信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以前很少有历史教科书把他们列为革命的动力，虽然他们既不批判资本主义，也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客观上是政治反对派的盟友。十月革命以后的10年，分裂派迅速瓦解和没落，财产被没收，不少人移居海外成为俄侨。
2．作为“心灵反对派”的知识分子。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从根源上说，就是17世纪分裂运动的传人，俄国知识分子最早就是作为一个教派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4世纪修道院隐修士创立罗斯古典文学开始，俄国文学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隐修院在经济上、思想上比较独立，所以有很强的批判功能。俄国历史上是一个鄙视商业、漠视物质的民族，崇尚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宗教情感，这使他们先天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因此文学在俄国素有“第二国家”之称。俄国人一直认为作家应遵循的是内心的呼唤，为商业活动而写作的人充其量是“写手”，而不是真正的“作家”。因为作家“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为了“小人物”活着。
“分裂运动”以后，民间的文化阶层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官方思想表示质疑，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因此作为分裂运动传承者，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民间在沉默寡言的人民中寻找真理，寻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杰什城。这些“真理的寻觅者”，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他们把否定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极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他们的行为方式往往极端偏执，在文学创作中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只有依赖这种思想的狂热和自我陶醉，他们才能经受住残酷的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俄国人特别崇拜这些“怪人”、漂泊者和虔诚的教徒，民间有“平凡的人因为流浪而不平凡”的说法，流浪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
与中国知识阶层追求科举功名的“人世情结”不同，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俄国知识分子具有“普罗性、叛逆性、坚定性、彻底性和深度的干预生活”的特征。沙俄时期文学是良知的唯一呼声，由于艺术性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文学不断的干预生活，生活又不断地干预文学，从而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经历了一次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他们成为抨击专制政府干预现实政治的“路标”。面对俄国社会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顺从和沉默的人民，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沙皇贵族，知识分子深深地感到自责与忏悔，他们强调自己的语言有放大和传播的功能，如果面对不公正的社会不能站出来疾呼，那就是失职与耻辱。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痛苦、流放、苦役和牺牲相伴，在官方的强权压迫下，他们像异教徒一样在社会的边缘冷眼旁观，强烈感觉到社会的病态和不公平。不满现状、厌恶政权和同情“小人物”便成为俄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那么崇拜苦难、底层意识、“人民至上”和“大地崇拜”等都成了俄罗斯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主题，这些特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尔任尼琴的作品中都很突出。在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格林卡、艾瓦佐夫斯基、苏里科夫、列宾等也都反映了这一主题。俄国历来认为知识分子要有圣徒的情操、受难者的形象，要关心“小人物的价值”，惩罚社会的罪恶。这批人被称作“心灵反对派”“思想反对派”，他们的数量并不大，但影响力不可小觑。
3．非俄罗斯族裔的政治反对派。谁都知道 他们主要在国家杜马和农村组织方面工作。一战爆发以后，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党中央的护国主义立场导致内部分歧，1917年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成立独立的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建立同盟。但是两者的合作是短暂的，先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918年讨论“和约”问题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退出人民委员会，紧接着因不同意布尔什维克政府实行“粮食专卖法”的粮食垄断政策与其彻底决裂。“三仙巷事件”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全面封杀下发生分裂，其左翼组成了“村社共产主义党”和“民粹派共产主义党”继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其他人转入地下活动。1923年社会革命党宣布解散，切尔诺夫等人流亡国外，仍在办杂志探索社会主义模式。切尔诺夫等理论家写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专著，但毕竟只是“事后诸葛亮”的分析，由于封杀和排斥，人们也只是在苏东剧变后才看到这些深刻的总结。
社会革命党在斗争形式上依然保持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斗争性与革命性，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却与革命民粹主义的正统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民粹派正统理论具有害怕“时间对俄国革命不利”的“时间恐惧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发展在俄国已成定局，有关绕过资本主义的“俄国特殊道路”之说信奉者日少，形势已经把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村社解体了，民粹派怎么办?在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村社社会主义”还有立足之地吗?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在对革命民粹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形成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理论，它是对民粹主义正统理论的大修正。
第一，以“劳动原则“取代”公社原则”。传统民粹派对农民的尊崇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他们推崇的是农民公社，是“公社世界”中的农民社会，而不是农民个人，他们对一个个具体农户的“个人主义”要求持敌视的态度，因此在农民的两大美德即“劳动”与“集体主义”中，传统民粹派最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们历来是把“公社原则”置于“劳动原则”之上的。而社会革命党则认为，劳动战胜剥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阶段。
第二，提出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区别，明确革命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应该实现的是“人民一劳动主义”的“最低纲领”，在这个阶段不是用“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而是用“劳动原则”战胜剥削原则，具体说就是消灭地主经济，使土地由地主手里转到劳动人民手里，至于劳动人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形式已不是最重要的事。这时并不是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个体主义”的发展时期，直到“自愿的合作化成为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才可以实现“第二步的最高纲领”，这时“通过集体主义社会在本质上的吸引力来逐渐使他们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社会革命党便把旧民粹主义的一次性“社会革命”论变成了由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分别指导的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打倒地主，第二次革命才是打倒资本家，第一次可以以个体劳动农民为动力，第二次革命才要求他们成为“公社”成员，这样就解决了“个体农民”从革命的对象变成革命的动力这一大难题。
这期间社会革命党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土地社会化”以及“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理论。他们认为，应该依靠俄国农民的村社生活传统和劳动观念，按照农民习惯上认为“土地是无主的，谁劳动谁就有权使用”的习俗，把俄国现有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社会化”。“土地社会化”的优点在于采用了非集中和个人权利和谐共处的原则，可以避免“国有化”的集中垄断和官僚化。它的操作步骤是：首先是把土地变成不能买卖的全民财产，然后把土地委托给用民主方式组建的村社以及以相同原则结合成的地域联盟管理，由这些机构按照“平均、劳动”的原则在耕种者中平等地分配土地，然后通过劳动合作组织，使农民走上集约化的统一模式。这个设计方案符合俄国平均主义传统，适应当时反对斯托雷平破坏村社不公正改革的社会情绪。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通过的土地纲领，并不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而是“按照社会革命党所规定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用列宁的话说，这个土地纲领“完全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
可以说，列宁在《四月提纲》、尤其是《国家与革命》中列举的布尔什维克准备在掌权后推行的主张，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实施。列宁的《四月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天后，加米涅夫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列宁不是为党说话，他有关民主革命快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一个由无产阶级的广大革命者组成的党存在，而且不愿变成一个由共产主义宣传者组成的集团，我们就希望尽可能的捍卫我们作为拥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就在同一天，彼得格勒市党委讨论了列宁的提纲，并以13：2否决了这个提纲。参加讨论的党员认为，列宁的政策是“乌托邦式的”，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的生活，与俄国的现实隔膜了，布哈林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四月提纲》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背叛”。该次决议承认：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在小农的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这一胜利取决于即将开始的国际革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受《法兰西内战》影响，把巴黎公社作为一个国家制度的雏形，认为未来国家的特征是：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常备军，所谓资产阶级的镇压机器全部废除，由充分享有罢免权的人民直接选举政治代表，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相当于工人的工资，人民尽可能地参与政治活动，官僚机构消亡，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报表由所有的工人轮流行使职能，厨娘也可以管理国家，是一个无比高级的无比民主的国家机构的新类型。这些设计几乎都没有得到落实，倒是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制度设计很多方面后来在苏联模式中体现出来。
三、社会革命党除了在村社、农民土地问题上对民粹主义传统进行修正，同时相应地在其他问题上也使“民粹主义变得欧化了”。改变了传统民粹派强调俄国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和对“西方社会”的敌视倾向，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性工作并制造了能够改变社会的无产阶级力量。其次，抛弃了反对政治自由、认为它仅仅是资产阶级工具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而把政治自由列为“最低纲领政治部分的核心”，表示该党要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在实现政治要求之前无论是土地社会化、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最低纲领中其他经济要求都是不能实现的。”
总之，社会革命党是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受文化西方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诸潮流的影响，尤其是受斯托雷平改革中“村社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修正模式，由于欧化之风日益 浸染了民粹派知识分子，逐渐淡化了其传统色彩，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临时性理论联盟对民粹主义论战的胜利，使坚持革命立场的民粹主义日益向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换句话说，革命民粹派的“复兴”与自我“修正”是新形势下各政党各思潮重新定位中最突出的现象。它表现了两个两位一体的特征：其一是民粹派的社会影响与活动能力的大提高，以及革命性与19世纪末相比明显增强。其二是民粹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与它的革命化、社会民主主义化并行不悖。因此可以说“社会革命党”标志着俄国革命民粹派主义运动的最高阶段。
二月革命后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通常人们认为，他们一个是激进的民粹派组织，另一个是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似乎布尔什维克是站在他们之间，两者都可能与之有重合部分。但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超民粹派化”、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化”以后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位置发生颠倒，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的距离拉近，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差距加大，以至于以后发展到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联手PK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局面。这两党内部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此时，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
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尽管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当时就曾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列宁也没有隐讳布尔什维克党想执掌国柄的想法，但也是在普选的基础上，选举竞争是前提，“我们的党和其他政党一样，力图为自己争得政治上的统治”。可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如同是希腊悲剧的开场白：革命就像“萨托尔诺斯(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那样吞噬了自己的孩子”。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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