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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4-0074-02
今通读梁氏《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改造国民性实为梁氏译政治小说之不二旨归。
文章开篇即指出政治小说体之滥觞，即自泰西人始也。据查，“政治小说”最早起源于英国，一般认为是迪斯累理（Benjamin Disraeli）所开创。迪斯累理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曾两度出任首相。在其尚未入仕之前，便写就了第一部长篇小说Vivian Grey，也是一部政治小说。此后，他的政治小说被翻译成日文，风靡日本。日本文人学士继而争相效法创作，其中以柴四郎所著《佳人奇遇》和矢野龙溪的《经世美谈》为最。梁氏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在赴日途中，他通读了日本友人相赠的《佳人奇遇》一书。读罢，感慨万千并颂其“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及“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有鉴于此，梁氏遂兴以译介政治小说而传其革变时局之思。故此，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其后，梁氏又道，“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指出恶庄严之语好诙谐戏谑之辞实为人之本性。因此，即便是圣贤也多借滑稽寓言讽谏施教。然而，梁氏批判中土小说多为诲淫诲盗之作，为大方之家所不屑。梁氏有此驳论，究其缘由，可能是因为小说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处于卑微地位，是“壯夫不为”之“雕虫小技”，创作小说的人也多为市井俗夫，难登大雅。虽即如此，梁氏又指出奈何人之本性，厌庄喜谐，故而小说者擁读者之众非经史子集可比，禁之不可，确可导之。六经、正史、语录、律治皆可借小说得以传扬。由是观之，梁氏直言不讳，称“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换言之，一直遭鄙之夷之的小说如今可与六经四书并列。可见梁氏极言小说之重要性，可是其居心何在？这个答案可以从下文获得。下文梁氏写到往昔欧洲各国自变革之始，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便借小说，结合自身经历，一吐心中之块垒，抒怀己见。待其一经刊行，举国上下莫不诵览而议论为之一变。进而梁氏总结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甚至援引所谓英国一名士称小说为国民之魂。由此可见，梁氏推崇小说已极，可谓是千秋之伟业，经国之盛事，而域外诸强国政治进莫不因小说之兴。思及此，梁氏特编集译述国外名儒所著之书，以飨关切中国时局者，冀求开启民智，图强救国。此序结篇，梁氏用心可谓“昭然”。即译政治小说，改造国民性，此实为梁译政治小说之旨归。一则，小说者之在中国，读者之众是其他体裁望尘不及的；二则，中国当时所处时局动荡不安，内外交困。变革政治之思已深入人心，译国外政治小说，引鉴域外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对开启民智大有裨益。
但是梁氏之言亦有不妥之处。其一，小说固然有助于变革思想，启迪民智，但是否能标榜为“国民之魂”？各国政治日进，能否称小说居功至伟，为功最高？我觉得如此表述有待商榷。但是，转念一想，梁氏如此极言小说之功，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想给此酣睡雄狮以当头棒喝。国家危旦之际，求变图强不可不谓之急迫。有鉴于此，梁氏所为就无可厚非了，虽说法不妥却合乎时宜。其二，梁氏对比中西方小说，极言西方小说为文学正宗，而中国小说乃莫不流于诲淫诲盗之两端。其实，我觉得此种论断并非梁氏本意，只不过是限于当时时局，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非此不能兴小说，不能革思想，不能救时局。
综上论述，就翻译而言，显然梁氏并未看重自己译事之成就，他关注的社会思潮的引领，更多的是社会责任的担当。其实，翻译本就不能一种纯粹的孤立的活动，它会受限于诸多方面，比如当时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正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制约，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会持有不同的翻译目的，故而翻译见解互异，翻译成果殊同。比如，梁启超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而非翻译家，心怀的是革新变法之志向，他就不能做到“为译书而译书”。
今通读梁氏《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最深刻的感觉就是改造国民性实为梁氏译政治小说之不二旨归。
文章开篇即指出政治小说体之滥觞，即自泰西人始也。据查，“政治小说”最早起源于英国，一般认为是迪斯累理（Benjamin Disraeli）所开创。迪斯累理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曾两度出任首相。在其尚未入仕之前，便写就了第一部长篇小说Vivian Grey，也是一部政治小说。此后，他的政治小说被翻译成日文，风靡日本。日本文人学士继而争相效法创作，其中以柴四郎所著《佳人奇遇》和矢野龙溪的《经世美谈》为最。梁氏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在赴日途中，他通读了日本友人相赠的《佳人奇遇》一书。读罢，感慨万千并颂其“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及“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有鉴于此，梁氏遂兴以译介政治小说而传其革变时局之思。故此，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其后，梁氏又道，“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指出恶庄严之语好诙谐戏谑之辞实为人之本性。因此，即便是圣贤也多借滑稽寓言讽谏施教。然而，梁氏批判中土小说多为诲淫诲盗之作，为大方之家所不屑。梁氏有此驳论，究其缘由，可能是因为小说在中国文学中一直处于卑微地位，是“壯夫不为”之“雕虫小技”，创作小说的人也多为市井俗夫，难登大雅。虽即如此，梁氏又指出奈何人之本性，厌庄喜谐，故而小说者擁读者之众非经史子集可比，禁之不可，确可导之。六经、正史、语录、律治皆可借小说得以传扬。由是观之，梁氏直言不讳，称“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换言之，一直遭鄙之夷之的小说如今可与六经四书并列。可见梁氏极言小说之重要性，可是其居心何在？这个答案可以从下文获得。下文梁氏写到往昔欧洲各国自变革之始，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便借小说，结合自身经历，一吐心中之块垒，抒怀己见。待其一经刊行，举国上下莫不诵览而议论为之一变。进而梁氏总结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甚至援引所谓英国一名士称小说为国民之魂。由此可见，梁氏推崇小说已极，可谓是千秋之伟业，经国之盛事，而域外诸强国政治进莫不因小说之兴。思及此，梁氏特编集译述国外名儒所著之书，以飨关切中国时局者，冀求开启民智，图强救国。此序结篇，梁氏用心可谓“昭然”。即译政治小说，改造国民性，此实为梁译政治小说之旨归。一则，小说者之在中国，读者之众是其他体裁望尘不及的；二则，中国当时所处时局动荡不安，内外交困。变革政治之思已深入人心，译国外政治小说，引鉴域外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对开启民智大有裨益。
但是梁氏之言亦有不妥之处。其一，小说固然有助于变革思想，启迪民智，但是否能标榜为“国民之魂”？各国政治日进，能否称小说居功至伟，为功最高？我觉得如此表述有待商榷。但是，转念一想，梁氏如此极言小说之功，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想给此酣睡雄狮以当头棒喝。国家危旦之际，求变图强不可不谓之急迫。有鉴于此，梁氏所为就无可厚非了，虽说法不妥却合乎时宜。其二，梁氏对比中西方小说，极言西方小说为文学正宗，而中国小说乃莫不流于诲淫诲盗之两端。其实，我觉得此种论断并非梁氏本意，只不过是限于当时时局，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非此不能兴小说，不能革思想，不能救时局。
综上论述，就翻译而言，显然梁氏并未看重自己译事之成就，他关注的社会思潮的引领，更多的是社会责任的担当。其实，翻译本就不能一种纯粹的孤立的活动，它会受限于诸多方面，比如当时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正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制约，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会持有不同的翻译目的，故而翻译见解互异，翻译成果殊同。比如，梁启超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而非翻译家，心怀的是革新变法之志向，他就不能做到“为译书而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