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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道教的兴盛主要起于唐代。唐代初年，道教在唐初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下迅速发展，道观遍布、信徒增多，道教理论、戒规科仪等都得到长足发展。本文即试对唐初统治者尊崇道教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做一梳理。
关键词：唐初；崇道；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60-01
在唐代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道教一直居于儒释道三教之首。作为中国历史上尊崇道教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唐初之所以会出现崇道现象，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应验乱世谶言
隋朝末年社会动乱，当时社会上曾出现了“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等谶言。为此，许多起义军便借此为旗号，纷纷起义并表示将应验谶言而为帝王，如李密、李轨等人的起义就是其中代表之一。隋大业十一年，为了避免谶言应验，在方士安陁迦“尽诛海内凡李姓者”的建议下，隋炀帝开始对朝中李姓官员进行清理，为此，当时隋王朝内的许多李姓官员受到牵连，如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就是因为此事被杀的，后来唐王朝的开创者唐高祖李渊也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猜疑。至隋大业十三年，李渊便直接利用“李氏将兴”等谶语于晋阳起兵反隋。既然李渊以上述与老子紧密相关的谶言作为乱世起兵的重要依据，那么唐王朝建立之后大力推崇奉老子为教祖的道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制造政治舆论
在李渊父子起兵之初，他们便开始积极地借助道教为起兵与日后建立新的政权制造政治舆论。如李渊起兵后，曾有楼观道士岐晖表示积极响应，称李渊为“真主”或“真君”，并且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援。然而就是这位岐晖，早在大业七年便曾对其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另外，隋末道士王知远也于李渊起兵前夕，声称奉老君之命，向李渊秘传符命，推李渊当受天命而为天子。此外尚有道士李淳风、李渊本人声称获老君降显之秘命等，总之，这些所谓的老君降世、秘传符命等都不过是在利用老君为李氏制造皇权神授的政治舆论而已，并借此博取百姓群众的拥护支持。
三、攀附汉族名门
总所周知，李唐王朝素来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并尊奉老子为“圣祖”，这背后除制造政治舆论、应验隋末谶言的目的之外，还与李唐王室攀附汉族名门、提升宗室地位的意图有关。史载李渊本陇西成纪人，乃北魏拓跋氏之后，這也就意味着李唐宗室是出身于少数民族的。
然而在重视门第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在强烈的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若要证明自身所建政权的合法性，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攀附一个汉族名门，而隋末出现的诸如“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等各类谶言，恰巧为李唐提供了最佳的攀附对象——本姓为李的老子。即使到了唐太宗朝时，李唐宗室的这一心理诉求也仍然是忌讳的话题之一，如贞观年间，僧人法琳曾在佛道之争中质疑李唐宗室的出身，称李唐并非老子后裔，为此，唐太宗大怒，最后，法琳被捕入狱，并死于流放途中。由此可见，唐初尊崇老子还有攀附汉族名门以确保政权的合理性这一层考虑。
四、抑制佛教发展
唐初，在隋王朝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佛教仍然盛行，然而，此时佛教的盛行却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带来了直接的利益损害。如大量剃度的僧人，直接影响了唐初军事发展中对士兵的需求和恢复经济中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佛教的寺院经济同时也在冲击着唐初的财政收入，另外，还有一些僧人利用佛教的特权而无视国家法令规定，对唐初的社会稳定带了消极影响。
为此，唐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是抑制政策，而唐初对道教的尊崇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实现对佛教的抵抗限制。如武德八年，唐高祖李渊曾对儒释道三教的排序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以道教为先，儒教次之，佛教则居最末。至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以诏书的形式指出道教优于佛教，进一步明确了崇道抑佛政策。这一时期，佛道之间的争辩也异常激烈，如道士刘进喜的《显正论》、僧人法琳的《辩正论》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争辩中，唐朝统治者无疑是站在道教一方的。
五、满足帝王喜好
唐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将道教视为辅佐统治、巩固统治的一种工具与手段，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道教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相较于外来的佛教而言，唐初统治者在心理上对道教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另外，正如秦始皇曾在方士的劝诱下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一般，求得长生不老历来是中国帝王的共同理想之一，而道教本身所宣扬倡导的长生不老恰恰与帝王们的心理诉求不谋而合。特别是道教理论中针对如何实现长生不老的目标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如服食丹药等，道教宗旨的这种可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吸引着帝王君主。因此，唐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无疑也与他们的特殊的喜好有着一定关系。
综上可见，在政治因素、对抗佛教和个人喜好等原因的影响下，唐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的是尊崇政策，而这一宽松积极的态度也为道教创造了一次前所有未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王友胜.试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黄世中.论唐代诗人的崇道迷狂[J].唐代文学研究；2008
[3]席红略.论唐代崇道之风与魏晋玄学的联系[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
[4]赵超.初盛唐的崇道狂迷——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作者简介：邹庆超，男，哲学硕士，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助教。
曾爱玲，女，法学硕士，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关键词：唐初；崇道；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60-01
在唐代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道教一直居于儒释道三教之首。作为中国历史上尊崇道教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唐初之所以会出现崇道现象，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应验乱世谶言
隋朝末年社会动乱，当时社会上曾出现了“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等谶言。为此，许多起义军便借此为旗号，纷纷起义并表示将应验谶言而为帝王，如李密、李轨等人的起义就是其中代表之一。隋大业十一年，为了避免谶言应验，在方士安陁迦“尽诛海内凡李姓者”的建议下，隋炀帝开始对朝中李姓官员进行清理，为此，当时隋王朝内的许多李姓官员受到牵连，如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就是因为此事被杀的，后来唐王朝的开创者唐高祖李渊也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猜疑。至隋大业十三年，李渊便直接利用“李氏将兴”等谶语于晋阳起兵反隋。既然李渊以上述与老子紧密相关的谶言作为乱世起兵的重要依据，那么唐王朝建立之后大力推崇奉老子为教祖的道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制造政治舆论
在李渊父子起兵之初，他们便开始积极地借助道教为起兵与日后建立新的政权制造政治舆论。如李渊起兵后，曾有楼观道士岐晖表示积极响应，称李渊为“真主”或“真君”，并且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援。然而就是这位岐晖，早在大业七年便曾对其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另外，隋末道士王知远也于李渊起兵前夕，声称奉老君之命，向李渊秘传符命，推李渊当受天命而为天子。此外尚有道士李淳风、李渊本人声称获老君降显之秘命等，总之，这些所谓的老君降世、秘传符命等都不过是在利用老君为李氏制造皇权神授的政治舆论而已，并借此博取百姓群众的拥护支持。
三、攀附汉族名门
总所周知，李唐王朝素来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并尊奉老子为“圣祖”，这背后除制造政治舆论、应验隋末谶言的目的之外，还与李唐王室攀附汉族名门、提升宗室地位的意图有关。史载李渊本陇西成纪人，乃北魏拓跋氏之后，這也就意味着李唐宗室是出身于少数民族的。
然而在重视门第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在强烈的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若要证明自身所建政权的合法性，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攀附一个汉族名门，而隋末出现的诸如“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等各类谶言，恰巧为李唐提供了最佳的攀附对象——本姓为李的老子。即使到了唐太宗朝时，李唐宗室的这一心理诉求也仍然是忌讳的话题之一，如贞观年间，僧人法琳曾在佛道之争中质疑李唐宗室的出身，称李唐并非老子后裔，为此，唐太宗大怒，最后，法琳被捕入狱，并死于流放途中。由此可见，唐初尊崇老子还有攀附汉族名门以确保政权的合理性这一层考虑。
四、抑制佛教发展
唐初，在隋王朝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佛教仍然盛行，然而，此时佛教的盛行却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带来了直接的利益损害。如大量剃度的僧人，直接影响了唐初军事发展中对士兵的需求和恢复经济中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佛教的寺院经济同时也在冲击着唐初的财政收入，另外，还有一些僧人利用佛教的特权而无视国家法令规定，对唐初的社会稳定带了消极影响。
为此，唐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的是抑制政策，而唐初对道教的尊崇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以此实现对佛教的抵抗限制。如武德八年，唐高祖李渊曾对儒释道三教的排序做出了明确规定，即以道教为先，儒教次之，佛教则居最末。至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以诏书的形式指出道教优于佛教，进一步明确了崇道抑佛政策。这一时期，佛道之间的争辩也异常激烈，如道士刘进喜的《显正论》、僧人法琳的《辩正论》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争辩中，唐朝统治者无疑是站在道教一方的。
五、满足帝王喜好
唐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将道教视为辅佐统治、巩固统治的一种工具与手段，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道教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相较于外来的佛教而言，唐初统治者在心理上对道教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另外，正如秦始皇曾在方士的劝诱下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一般，求得长生不老历来是中国帝王的共同理想之一，而道教本身所宣扬倡导的长生不老恰恰与帝王们的心理诉求不谋而合。特别是道教理论中针对如何实现长生不老的目标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如服食丹药等，道教宗旨的这种可行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吸引着帝王君主。因此，唐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无疑也与他们的特殊的喜好有着一定关系。
综上可见，在政治因素、对抗佛教和个人喜好等原因的影响下，唐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的是尊崇政策，而这一宽松积极的态度也为道教创造了一次前所有未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1]王友胜.试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黄世中.论唐代诗人的崇道迷狂[J].唐代文学研究；2008
[3]席红略.论唐代崇道之风与魏晋玄学的联系[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
[4]赵超.初盛唐的崇道狂迷——谈终南山道教与文人活动[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作者简介：邹庆超，男，哲学硕士，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助教。
曾爱玲，女，法学硕士，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