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2月1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日子——世界艾滋病日。
1980年，人类第一次在人体身上发现艾滋病病毒。次年6月，有关专家从同性恋群体中发现了艾滋病病例。在发现艾滋病的最初几年中，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多国都发生了“血污案”，受害者超过数万。后来，这些案件有的以经济赔偿了结，有的经过了诉讼程序，但将罪责一直追究到领导人的只有法国。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法国卫生部门的渎职，让已受艾滋病病毒或其他病毒污染的血液进入血库，制造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悲惨世界”：从1981年至1989年，有3000多名血友症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有近300人直接因艾滋病死亡;因外科手术接受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数高达8000多人;全法国有46万人染上各类肝炎。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3年，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前社会事务部长杜福瓦夫人、前卫生国务秘书埃尔韦被以非故意杀人罪推上被告席。前总理和部长坐在被告席上，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漏洞百出的采血操作
了解艾滋病的人都知道，同性恋者、吸毒者、卖淫者和遭监禁的囚犯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让法国人没想到的是，导致成千上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污染血液正是来自监狱里的囚犯。
从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中，法国国家输血中心曾无数次到狱中无偿抽取犯人血液，供输血用。在输血中心的记录中，仅1985年一年，被抽血的犯人就达14375人。据有关机构的艾滋病检查报告显示，当时的法国，每1万名犯人中就有441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在普通的献血人群中，每1万人中只有6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当时已有媒体对输血中心的采血操作和献血者的身份提出质疑，却遭到相关机构的打压。
此外，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输血中心在街头采血的操作也是漏洞百出。
1983年，时任卫生部卫生总局局长雅克·胡曾发布一个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在采血前应对献血者进行筛选，注意血液清洁，避免从吸毒者、同性恋者等“危险族群”身上取血。可惜的是，当时的卫生国务秘书埃尔韦没有对通知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落实到下级各个机构，导致工作人员忽略血液检测步骤，直接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身上采血。后来，埃爾韦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道，因为法国一直号召民众志愿和无偿献血，他担心若把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排除在外，自己会遭到公众指责“反对自由”。殊不知，正是他的自私想法让许多不知情的民众感染病毒，并因此失去生命。
另一方面，输血中心还涉嫌故意减少对血液制品的处理步骤。
为避免病毒对血液制品的影响，美国公共卫生局在1984年秋就已提出加热血液可实现灭菌的建议。第二年2月，法国教授蒙塔尼埃等人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也证明了加热血液灭菌的有效性。1个月后，法国卫生部卫生总局收到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法国输血中心现有的血液制品已遭艾滋病病毒污染，且从未进行过热处理。在法庭上，埃尔韦却坚称自己从未看到过那份关于血液已遭污染的报告。但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介绍，卫生部门忽视该报告的原因是担心输血中心的血液制品库存不足，以及检测血液、对血液热处理会带来的更多经费支出。
艾滋病毒笼罩下的“悲惨世界”
正是政府部门在采血对象筛选、采血检验、血液消毒等几个环节上决策的一错再错，在法国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悲惨世界”。
1985年，年仅21岁的西尔韦·卢伊在医院分娩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丙型肝炎，几年后并发症发作，余生都要靠轮椅生活;一位名叫艾格尼丝·科钦的母亲曾有个5岁的儿子，孩子因黄疸症治疗输入带有病毒的血液去世;伊夫·奥皮克原是个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摔伤接受了输血，两年后他被告知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起群体性悲剧，涉及了许多因输入污染血液而身患重病的患者，以及失去亲人的家庭。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带有病毒的血液还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出口外国。法国梅里厄研究所曾在1985年向伊拉克、希腊等11国出口了未经消灭艾滋病病毒处理的血液。伊拉克方面称，至少有123名伊拉克血友病患者在使用这些进口血液时感染上了艾滋病。
无可辩驳的事实，激起了法国舆论的强烈不满，要求追究罪责、惩办首恶的呼声四起。
1988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将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两个月后，受害者们以“欺诈罪”控告“血污案”责任人——法国国家输血中心主任、副主任等4名负责人，指控他们在职期间，人为导致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流入血库，最终造成恶果。
1993年7月，法院以“隐瞒出售物品质量罪”判处该案4名责任人4年徒刑，罚款50万法郎（1法郎约合7.2元人民币）。此后不久，法国政府又决定由政府和保险公司牵头共出资120亿法郎，按受害程度向输血受害者支付30万、10万、1万或5000法郎的赔偿金。
该宣判结果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舆论的谴责。一位受害者的母亲在法庭上悲愤地喊道：“一个孩子的生命仅值5000法郎，天理难容！”有人高呼：“国家是杀人犯，法庭是同谋！”更多的受害者表示要继续维权，他们以“血污案”涉及政府的决策为由，坚持追究当时的总理法比尤斯、社会事务部长杜福瓦夫人、卫生国务秘书埃尔韦的刑事责任。
当时的法国宪法规定，政治人物的公务行为不受刑法追究。政府为平息众怒，特地在1993年修改宪法，设立共和国司法法庭，以审判高级官员履行公职时犯下的罪行。“特殊法庭”虽然有了，但在法官的选拔上又藏着政客们的“心机”。法庭共由15名法官组成，其中只有3名是来自最高法院的正牌法官（由最高法院全体法官选举产生），其余12人则由参众两院各选举6名议员出任。
连法国媒体都对此吐槽：议员穿上了法官的衣服依然是议员，他们有能力审案吗？在现场旁听的记者说，议员们审问被告时更像是在与对方交谈和闲聊。
如此“官官相护”的法庭，自然得不到公正的审判。1999年3月，法比尤斯和杜福瓦夫人被判无罪，只有埃尔韦被判犯有“杀人罪”和“渎职罪”。事实上，埃尔韦也因案发时间过久而免于刑事处罚。
判决宣布后，公众纷纷谴责“法官”迫于政客的权威有意偏袒3名被告，为他们洗脱罪名。一位受害者家属愤愤表示，“法官是被告的‘同党’或‘同事’，他们在搞一场‘司法假面舞会’。司法监督权力是民主的支柱，一旦腐烂，就没希望了。”
吸取“血”的教训
人已判，案已了，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的“血污案”至今难以平复受害者和受害家庭的痛苦。超越案件本身，更值得反思的是整个法国医疗系统的不完善，是政府官员因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法制观念而对国民生命的漠视、伤害。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道：“减少卫生健康的风险是国家卫生政策的重点，工作责任应该纳入刑事责任范畴，故国家在案件中被判失职罪。”
同时期，北美、日本等国也发生过类似“血污案”。上世纪80年代，一家名为“绿色十字”的日本医药公司因出售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品，造成1800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500人死亡。2000年，该公司3名主要行政人员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支付感染患者超过2亿美元（1美元约合6.5元人民币）赔偿金。
1980年，上万名加拿大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直到1996年，有关机构才为此案举行调查听证，但未直接对具体人提出指控。
在庞大的死亡人数面前，法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心整改国家输血管理中心。1998年，政府成立国家血液管理中心，中心主任由卫生部长直接任命。管理中心掌管着全法13个大区、200多个血站的血液管理工作，力保血液的质量和输血安全。
为监管血液管理中心，法国政府还成立一个由国家领导任职的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过多年的管理监督，法国血液管理中心现在终于成为欧洲公认的“最健全的血液管理体制”。
1980年，人类第一次在人体身上发现艾滋病病毒。次年6月，有关专家从同性恋群体中发现了艾滋病病例。在发现艾滋病的最初几年中，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多国都发生了“血污案”，受害者超过数万。后来，这些案件有的以经济赔偿了结，有的经过了诉讼程序，但将罪责一直追究到领导人的只有法国。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法国卫生部门的渎职，让已受艾滋病病毒或其他病毒污染的血液进入血库，制造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悲惨世界”：从1981年至1989年，有3000多名血友症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有近300人直接因艾滋病死亡;因外科手术接受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数高达8000多人;全法国有46万人染上各类肝炎。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993年，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前社会事务部长杜福瓦夫人、前卫生国务秘书埃尔韦被以非故意杀人罪推上被告席。前总理和部长坐在被告席上，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漏洞百出的采血操作
了解艾滋病的人都知道，同性恋者、吸毒者、卖淫者和遭监禁的囚犯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让法国人没想到的是，导致成千上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污染血液正是来自监狱里的囚犯。
从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中，法国国家输血中心曾无数次到狱中无偿抽取犯人血液，供输血用。在输血中心的记录中，仅1985年一年，被抽血的犯人就达14375人。据有关机构的艾滋病检查报告显示，当时的法国，每1万名犯人中就有441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在普通的献血人群中，每1万人中只有6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尽管当时已有媒体对输血中心的采血操作和献血者的身份提出质疑，却遭到相关机构的打压。
此外，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输血中心在街头采血的操作也是漏洞百出。
1983年，时任卫生部卫生总局局长雅克·胡曾发布一个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在采血前应对献血者进行筛选，注意血液清洁，避免从吸毒者、同性恋者等“危险族群”身上取血。可惜的是，当时的卫生国务秘书埃尔韦没有对通知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落实到下级各个机构，导致工作人员忽略血液检测步骤，直接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身上采血。后来，埃爾韦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道，因为法国一直号召民众志愿和无偿献血，他担心若把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排除在外，自己会遭到公众指责“反对自由”。殊不知，正是他的自私想法让许多不知情的民众感染病毒，并因此失去生命。
另一方面，输血中心还涉嫌故意减少对血液制品的处理步骤。
为避免病毒对血液制品的影响，美国公共卫生局在1984年秋就已提出加热血液可实现灭菌的建议。第二年2月，法国教授蒙塔尼埃等人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也证明了加热血液灭菌的有效性。1个月后，法国卫生部卫生总局收到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了法国输血中心现有的血液制品已遭艾滋病病毒污染，且从未进行过热处理。在法庭上，埃尔韦却坚称自己从未看到过那份关于血液已遭污染的报告。但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介绍，卫生部门忽视该报告的原因是担心输血中心的血液制品库存不足，以及检测血液、对血液热处理会带来的更多经费支出。
艾滋病毒笼罩下的“悲惨世界”
正是政府部门在采血对象筛选、采血检验、血液消毒等几个环节上决策的一错再错，在法国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悲惨世界”。
1985年，年仅21岁的西尔韦·卢伊在医院分娩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丙型肝炎，几年后并发症发作，余生都要靠轮椅生活;一位名叫艾格尼丝·科钦的母亲曾有个5岁的儿子，孩子因黄疸症治疗输入带有病毒的血液去世;伊夫·奥皮克原是个登山爱好者，在登山时不慎摔伤接受了输血，两年后他被告知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起群体性悲剧，涉及了许多因输入污染血液而身患重病的患者，以及失去亲人的家庭。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带有病毒的血液还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出口外国。法国梅里厄研究所曾在1985年向伊拉克、希腊等11国出口了未经消灭艾滋病病毒处理的血液。伊拉克方面称，至少有123名伊拉克血友病患者在使用这些进口血液时感染上了艾滋病。
无可辩驳的事实，激起了法国舆论的强烈不满，要求追究罪责、惩办首恶的呼声四起。
1988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将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两个月后，受害者们以“欺诈罪”控告“血污案”责任人——法国国家输血中心主任、副主任等4名负责人，指控他们在职期间，人为导致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流入血库，最终造成恶果。
1993年7月，法院以“隐瞒出售物品质量罪”判处该案4名责任人4年徒刑，罚款50万法郎（1法郎约合7.2元人民币）。此后不久，法国政府又决定由政府和保险公司牵头共出资120亿法郎，按受害程度向输血受害者支付30万、10万、1万或5000法郎的赔偿金。
该宣判结果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舆论的谴责。一位受害者的母亲在法庭上悲愤地喊道：“一个孩子的生命仅值5000法郎，天理难容！”有人高呼：“国家是杀人犯，法庭是同谋！”更多的受害者表示要继续维权，他们以“血污案”涉及政府的决策为由，坚持追究当时的总理法比尤斯、社会事务部长杜福瓦夫人、卫生国务秘书埃尔韦的刑事责任。
当时的法国宪法规定，政治人物的公务行为不受刑法追究。政府为平息众怒，特地在1993年修改宪法，设立共和国司法法庭，以审判高级官员履行公职时犯下的罪行。“特殊法庭”虽然有了，但在法官的选拔上又藏着政客们的“心机”。法庭共由15名法官组成，其中只有3名是来自最高法院的正牌法官（由最高法院全体法官选举产生），其余12人则由参众两院各选举6名议员出任。
连法国媒体都对此吐槽：议员穿上了法官的衣服依然是议员，他们有能力审案吗？在现场旁听的记者说，议员们审问被告时更像是在与对方交谈和闲聊。
如此“官官相护”的法庭，自然得不到公正的审判。1999年3月，法比尤斯和杜福瓦夫人被判无罪，只有埃尔韦被判犯有“杀人罪”和“渎职罪”。事实上，埃尔韦也因案发时间过久而免于刑事处罚。
判决宣布后，公众纷纷谴责“法官”迫于政客的权威有意偏袒3名被告，为他们洗脱罪名。一位受害者家属愤愤表示，“法官是被告的‘同党’或‘同事’，他们在搞一场‘司法假面舞会’。司法监督权力是民主的支柱，一旦腐烂，就没希望了。”
吸取“血”的教训
人已判，案已了，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的“血污案”至今难以平复受害者和受害家庭的痛苦。超越案件本身，更值得反思的是整个法国医疗系统的不完善，是政府官员因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法制观念而对国民生命的漠视、伤害。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道：“减少卫生健康的风险是国家卫生政策的重点，工作责任应该纳入刑事责任范畴，故国家在案件中被判失职罪。”
同时期，北美、日本等国也发生过类似“血污案”。上世纪80年代，一家名为“绿色十字”的日本医药公司因出售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品，造成1800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500人死亡。2000年，该公司3名主要行政人员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支付感染患者超过2亿美元（1美元约合6.5元人民币）赔偿金。
1980年，上万名加拿大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直到1996年，有关机构才为此案举行调查听证，但未直接对具体人提出指控。
在庞大的死亡人数面前，法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心整改国家输血管理中心。1998年，政府成立国家血液管理中心，中心主任由卫生部长直接任命。管理中心掌管着全法13个大区、200多个血站的血液管理工作，力保血液的质量和输血安全。
为监管血液管理中心，法国政府还成立一个由国家领导任职的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过多年的管理监督，法国血液管理中心现在终于成为欧洲公认的“最健全的血液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