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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一个午夜，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若干天后病逝他乡。有传言说，他是为了逃避婚姻，与妻子索菲亚决裂。此后百年间，索菲亚常常被描述为固守陈规、世俗、利己的女人，是托尔斯泰晚年痛苦不堪的症结。2010年，《索菲亚·托尔斯泰日记》英文版，及传记《索菲亚·托尔斯泰》出版，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索菲亚。这是一个孤独、饱受折磨的妻子，她的细腻与柔情被丈夫的大名与冷漠吞噬，却仍坚忍、执着。她是托尔斯泰唯一的真正朋友。
1862年，18岁的索菲亚嫁给34岁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新婚的索菲亚对自己的文豪丈夫满心崇拜。然而当她读过丈夫青年时代的日记后，一切都变了样。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详细记述了自己赌博、酗酒、纵酒淫乐的种种不堪经历。
生活在阴暗面的托尔斯泰，让年轻的索菲亚不能承受。才两个星期，她就在日记中写道：“我丈夫过去的全部生活史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致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我会接受这些事实。”而此时的托尔斯泰，也日渐表现出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的脾性。这让索菲亚陷入极度的抑郁，并且至少两次试图自杀。
1863年11月13日，这位妻子描述她的生存状况说：“早晨、下午和晚上我都是单独度过的，我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和他孩子的保姆，我是一件家庭的用具。”索菲亚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因为只要她显得有点精神或变得活跃一点，托尔斯泰就会嫌弃她愚笨和令人恼怒。这样的生活让索菲亚常常陷入半疯狂状态。
她开始一遍又一遍抄写他的手稿——《战争与和平》的有些章节甚至抄了7遍，因为“当我抄写的时候，我体验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有新的情感、新的思想、新的印象。没有东西能够让我如此深刻地领会他的理念、他的天才”。
同时，她不断地怀孕，最后生育了13个孩子。然而丈夫仍然是一贯的冷落，以至于她竟为一个小小的夫妻情爱细节感恩不已：“这几天，他居然第一次吻了我。”这时的索菲亚不到30岁，如花的岁月。
被冷落的索菲亚愈加向往某种事物。“我有时探究我的内心，问我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答案令我战栗，令我恐怖，原来，我希望的是欢乐，时髦的衣服，与朋友们推心置腹、促膝密谈。我希望人们羡慕我，说我有多么美好幸福。我希望他能看见和听到我内心的这些需求。我渴望他偶尔也能摆脱他痴迷的内向的生活方式，但这对他是过高的要求……”
随着年月的推移，托尔斯泰越来越奉行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又称“僧侣社会主义”）的禁欲观念，吃素，尽可能像农民那样生活。最后，这位小说家连鞋子也亲手做。他居住在他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里，而一切管家的重负都落到了索菲亚的身上，包括养育孩子，计划家庭财务开支，庞大的地产管理，房屋庭院的管理和维修等等。
索菲亚显然疲于应对这种繁重而乏味的生活。“我感到自己有病，我背痛，我的鼻子不断出血，我的门牙很痛……我整个早晨都用来抄写卢奥沃奇卡（索菲亚对托尔斯泰的称呼）的日记，刷净和整理他的外衣，清洗他的内衣，清理和擦净他的书房，直到那里没有丝毫斑点污迹为止，然后我织补他的袜子。我就这样忙个不停，直到吃午饭才歇一歇”。
在托尔斯泰日记的一页上，忠实的抄写员索菲亚偶尔读到这一句：“这儿没有任何爱情之类的成分，只有为了性交的肉体需要，和为了生活上有人做伴的实际需求。”索菲亚尖刻地评论道：“我只是希望我29年前能读到这段话，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同他结婚了。”
在中年阶段，索菲亚更强烈地厌倦不断地生育和抚育孩子，她感到“自己被邪恶的思想所困扰”。她连续几小时不停地弹钢琴，经常跑到冰冷的河水里游泳，阅读带有诸如“Les Demi-Vierges（半处女）”书名的“黄色”书籍，最后她发现自己开始把尽可能多的时间消磨在同一个名叫谢尔盖·塔涅耶夫的作曲家“文雅地欢乐地相会”上。而托尔斯泰强烈的猜疑心不断增长，甚至威胁要自杀。索菲亚只能克制自己，将友谊给予这个作曲家。
1890年代后期，托尔斯泰已经成了一位精神领袖，吸引了不少拜访者和追随者，其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切尔科夫的人，是托翁晚年的秘书、学生、研究者，据说他曾为骗取托翁日记的版权而离间托翁夫妇。
与之同时，孩子们也不让人省心，儿子一个个成为浪荡子，出嫁的女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流产。在这种死亡、病痛和悲伤接踵而来的日子里，索菲亚仍然在盼望着真正的生活，她选择读塞尔加（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和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的书，认为只有凭借理性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
人们往往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是一位天才，而“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妇女，能嫁这样的天才人物，干吗还不感恩呢？”可是，作为天才的妻子，索菲亚却是痛苦的，因为“不能按我的心愿自由地思想，不能自由地爱我想爱的人，我的行止和去留不能依据我自己的兴趣行事，不能给我带来合乎理智的快乐”。而她的天才丈夫“必须有人给他做饭吃、洗衣服、搞卫生，给他梳妆打扮，必须有人给他无数次抄写手稿，必须有人爱他，同时必须有一个人喂养和教育这个天才生下的无数孩子。天才不可能因照料他自己而操心，因为他要和爱比克泰德（希腊陶工兼画家）之类的艺术家、苏格拉底之类的哲学家以及佛陀之类的宗教领袖谈心，并巴望他自己也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1910年，托尔斯泰离开庄园出走，之后死在离家较远的一个铁路车站里。此前一个月，索菲亚庆祝她的“命名日”（这时她已年近七十），这个日子也是托尔斯泰向她求婚的纪念日。她对自己说：“当年索菲亚·贝尔斯才十八岁，她将她的全部生命、她的爱和她的信任都给了他……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以他的冷漠、他的残酷和他的极端的自我中心来折磨我。”
但她从未遗弃过他，直到1919年告别人世，她始终保守着对他的怀念，捍卫着他的声誉。正因为此，多年以后，人们读到她的日记，才会倍感悲哀，无法释卷。
1862年，18岁的索菲亚嫁给34岁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新婚的索菲亚对自己的文豪丈夫满心崇拜。然而当她读过丈夫青年时代的日记后，一切都变了样。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详细记述了自己赌博、酗酒、纵酒淫乐的种种不堪经历。
生活在阴暗面的托尔斯泰，让年轻的索菲亚不能承受。才两个星期，她就在日记中写道：“我丈夫过去的全部生活史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致我无法想象什么时候我会接受这些事实。”而此时的托尔斯泰，也日渐表现出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的脾性。这让索菲亚陷入极度的抑郁，并且至少两次试图自杀。
1863年11月13日，这位妻子描述她的生存状况说：“早晨、下午和晚上我都是单独度过的，我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和他孩子的保姆，我是一件家庭的用具。”索菲亚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因为只要她显得有点精神或变得活跃一点，托尔斯泰就会嫌弃她愚笨和令人恼怒。这样的生活让索菲亚常常陷入半疯狂状态。
她开始一遍又一遍抄写他的手稿——《战争与和平》的有些章节甚至抄了7遍，因为“当我抄写的时候，我体验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中有新的情感、新的思想、新的印象。没有东西能够让我如此深刻地领会他的理念、他的天才”。
同时，她不断地怀孕，最后生育了13个孩子。然而丈夫仍然是一贯的冷落，以至于她竟为一个小小的夫妻情爱细节感恩不已：“这几天，他居然第一次吻了我。”这时的索菲亚不到30岁，如花的岁月。
被冷落的索菲亚愈加向往某种事物。“我有时探究我的内心，问我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答案令我战栗，令我恐怖，原来，我希望的是欢乐，时髦的衣服，与朋友们推心置腹、促膝密谈。我希望人们羡慕我，说我有多么美好幸福。我希望他能看见和听到我内心的这些需求。我渴望他偶尔也能摆脱他痴迷的内向的生活方式，但这对他是过高的要求……”
随着年月的推移，托尔斯泰越来越奉行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又称“僧侣社会主义”）的禁欲观念，吃素，尽可能像农民那样生活。最后，这位小说家连鞋子也亲手做。他居住在他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里，而一切管家的重负都落到了索菲亚的身上，包括养育孩子，计划家庭财务开支，庞大的地产管理，房屋庭院的管理和维修等等。
索菲亚显然疲于应对这种繁重而乏味的生活。“我感到自己有病，我背痛，我的鼻子不断出血，我的门牙很痛……我整个早晨都用来抄写卢奥沃奇卡（索菲亚对托尔斯泰的称呼）的日记，刷净和整理他的外衣，清洗他的内衣，清理和擦净他的书房，直到那里没有丝毫斑点污迹为止，然后我织补他的袜子。我就这样忙个不停，直到吃午饭才歇一歇”。
在托尔斯泰日记的一页上，忠实的抄写员索菲亚偶尔读到这一句：“这儿没有任何爱情之类的成分，只有为了性交的肉体需要，和为了生活上有人做伴的实际需求。”索菲亚尖刻地评论道：“我只是希望我29年前能读到这段话，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同他结婚了。”
在中年阶段，索菲亚更强烈地厌倦不断地生育和抚育孩子，她感到“自己被邪恶的思想所困扰”。她连续几小时不停地弹钢琴，经常跑到冰冷的河水里游泳，阅读带有诸如“Les Demi-Vierges（半处女）”书名的“黄色”书籍，最后她发现自己开始把尽可能多的时间消磨在同一个名叫谢尔盖·塔涅耶夫的作曲家“文雅地欢乐地相会”上。而托尔斯泰强烈的猜疑心不断增长，甚至威胁要自杀。索菲亚只能克制自己，将友谊给予这个作曲家。
1890年代后期，托尔斯泰已经成了一位精神领袖，吸引了不少拜访者和追随者，其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切尔科夫的人，是托翁晚年的秘书、学生、研究者，据说他曾为骗取托翁日记的版权而离间托翁夫妇。
与之同时，孩子们也不让人省心，儿子一个个成为浪荡子，出嫁的女儿一而再再而三地流产。在这种死亡、病痛和悲伤接踵而来的日子里，索菲亚仍然在盼望着真正的生活，她选择读塞尔加（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和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的书，认为只有凭借理性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
人们往往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是一位天才，而“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妇女，能嫁这样的天才人物，干吗还不感恩呢？”可是，作为天才的妻子，索菲亚却是痛苦的，因为“不能按我的心愿自由地思想，不能自由地爱我想爱的人，我的行止和去留不能依据我自己的兴趣行事，不能给我带来合乎理智的快乐”。而她的天才丈夫“必须有人给他做饭吃、洗衣服、搞卫生，给他梳妆打扮，必须有人给他无数次抄写手稿，必须有人爱他，同时必须有一个人喂养和教育这个天才生下的无数孩子。天才不可能因照料他自己而操心，因为他要和爱比克泰德（希腊陶工兼画家）之类的艺术家、苏格拉底之类的哲学家以及佛陀之类的宗教领袖谈心，并巴望他自己也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1910年，托尔斯泰离开庄园出走，之后死在离家较远的一个铁路车站里。此前一个月，索菲亚庆祝她的“命名日”（这时她已年近七十），这个日子也是托尔斯泰向她求婚的纪念日。她对自己说：“当年索菲亚·贝尔斯才十八岁，她将她的全部生命、她的爱和她的信任都给了他……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以他的冷漠、他的残酷和他的极端的自我中心来折磨我。”
但她从未遗弃过他，直到1919年告别人世，她始终保守着对他的怀念，捍卫着他的声誉。正因为此，多年以后，人们读到她的日记，才会倍感悲哀，无法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