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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传播形式，除了口耳相传外，最重要的就是文献传播。写本作为文献的主要载体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元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都是以写本的形式生成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典籍，几乎都是宋元以来以刻本的形式流传至今的。所以当战国秦汉简帛、敦煌吐鲁番纸写本出土后，人们还是以刻本的眼光和方法看待它，对它作为写本的特点和价值认识不够。
编辑写本，就是后世的结集。结集的目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典藏，一类是流通。在早期，典藏主要是为了祭祀之用，或国家重大典礼上使用。流通，主要是为了人们阅读和学习。我们下面谈的，主要是流通领域的结集。典藏的文献，是专职史官抄写的，早期的纪言纪事的史官，与汉代以来的“书佐”“书吏”还是有区别的。一般的士人想要阅读典籍，一是根据师之传授，自己制作写本，抄录文献，二是得之于友朋赠予和书市交易。根据历史记载，战国时期已经有专职抄手和书市，这应当是西周后期礼崩乐溃，官学下移的结果。
在论及结集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必须进行讨论，就是“一个写本”。编联若干枚简而成为一个简牍写本。简牍的形制，在大量出土材料面世之前，人们基本上是宗信汉唐人的记载，比如清人汪继培和徐养原的同名作《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的《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收入阮元《诂经精舍文集》）等。二十世纪初，有零星的简牍出土，为学人所关注。其中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是说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其次八寸，最短者六寸;“牍则自三尺（椠），而二尺（檄），而尺五寸（传信），而一尺（牍），而五寸（门关之传）”。简长短皆是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王国维主要是根据汉唐人的经注，并结合少量的居延汉简。近百年来，大量的简牍出土后，人们发现，王充、郑玄等所讲的简牍长短制度，可能只是一时一地的规定，不具有普遍性。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类别的文献，所用的简牍长短是不一样的。如战国时期的简较长，曾侯乙墓中的遣册，最长者7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论诗》完整者约56厘米。居延汉简的诏令长近68厘米，与《汉书》记载的三尺法相符。武威《仪礼》简约56厘米，与汉人记载的儒家经典二尺四寸相符。西汉一般书籍简长24厘米左右，与汉人所谓“尺书”相当。
至于一个简牍写本由多少枚简编联而成，由于简绳朽栏，难以确知。根据出土的战国简、秦简和汉简的形制、字体、文献内容等方面进行过初步推断。战国秦汉的简册，少则数十枚简，多则一百多枚简，甚至更多，没有定数。居延的“兵物册”有77枚简，以麻绳二道编联一起。睡虎地秦简规定，下级给上级汇报的文书，一个简册不能超过百枚简。根据传世文献考察，一个简牍书籍写本上抄写2500左右字者比较普遍。出土的一支简上抄写的字数多少有差异，而40字左右者居多。按此计算，一个写本由60多支简编联者比较多，这样阅读也比较方便。比如《老子》五千言，分两个写本抄，分别为下篇和上篇，每个写本就是2500字。《周易·系辞》大约也是五千言，分为上下篇或上下卷，每篇（卷）是2500字左右。《仪礼》十七篇，《乡射礼》、《大射礼》、《士丧礼》（包括《既夕礼》）、《少牢》（包括《有司》）等篇都是六千字以上，如果按照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每支抄60字左右，每篇就得100支以上的简，阅读翻检不方便，所以改为上下篇（编）两下写本。那么每个写本50支简左右。《韩非子·说林》分上下两篇约6000字，《储说》分内外，《内储说》又分上、下两篇约10000字，《外储说》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约20000字，《难篇》分为一、二、三、四篇约12000字。每篇的字数，多则5000字，少则2500到3000字。简牍写本的大小，大致如此。当然，正规典藏的书籍，一般编联的简要多一些，一百枚以上也常见。如北大《老子》，分“上经”“下经”，有三道编绳，竹简的制作很精致，每支简32厘米，一般只写28字，字与字之间分布很均匀整齐，字体清秀飘逸。据整理者推测，原书应有完整的竹简223枚以上，每个写本（编）110支以上。
我们之所以强调“一个写本”，因为“一个写本”就是一个集（后世的总集、别集），它和当时古书的单位有关。《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单位有“篇”和“卷”，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说：“目录中的‘卷’，是皇家图书馆中的帛书，为卷轴的单位，而见于书序中的‘篇’则为原本简牍的单位。”我反复摩挲《汉志》，并结合出土简帛，认为“篇”是一个完整文献的称谓，“编”是编联一个完整的简牍写本，把这个如帘状的写本卷起来，谓之“卷”。所以“编”和“卷”指的是同一写本，而“篇”则指此编上抄录的文献。一编可以抄录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录数篇文章。比如《诗经》中的诗一般都不长，一个简牍写本可以抄录数篇或更多的诗，所以《六艺略》中只有《诗经》类的单位是“卷”而不是“篇”。《尚书》类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说明有的写本上抄录不止一篇。与此类似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里，《子羔》《孔子论诗》《鲁邦大旱》三篇文章从字体和简的形制看是一个写本，这个写本背面题名叫《子羔》，用其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统领三篇文章。郭店楚简的《鲁穆公问子思》和《穷达以时》字体一样，抄写的竹简的形制相似，可以判断是一个写本。郭店战国楚简有三个《老子》写本，其中一个《老子》的抄写字体、竹简形制与另一篇《太一生水》完全一致，可以判断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上抄录数篇文章，是有原因的。要么所抄录的文章内容上有关联，属于同一类，如上博简《子羔》《孔子论诗》《鲁邦大旱》都与孔子有关，是孔子讨论生死、文学和古史等问题的。要么，后面的文章是前面文章的读后感想、材料补充，如郭店简的《老子》和《太一生水》为同一写本。《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和《六德》也抄写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字体亦相近，当为同一写本，《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也当是抄在同一写本上。
简牍写本时期的这种结集方式，对我们理解早期典籍的流传是很有意义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这是从学术上对先秦诸子的分类。刘歆《七略》分诸子为十家，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汉志》因之），这更多是着眼于书籍内容的分类。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古书通例》）。我国传统的认识是，“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行，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但秦汉诸子的情况是，“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以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在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古书通例》）。余嘉锡先生所讲的，正是写本时期文集的结集情形。由于还没有自觉的“文”的意识，人们把相关的文献编为一集，制作为一个写本，为了阅读，为了实用。所以，以类相从，方便阅读和实用是其主要目的。学人得到某一文献，要对其内容进行解读。一封书信，要弄明白讲的是什么事情，写信人和受信人是谁，得到這封信后，事情起了哪些变化。围绕这封信，得到信的人可能把前因后果的材料都作为附录抄在同一个写本上，或者简单说明原委。 我们再举例进行说明。西汉扬雄有一篇《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见于《汉书·匈奴传》，而《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一引《扬雄集》：“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公卿以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雄上书谏。”“书奏，天子召还匈奴使，复报单于使而许之，赐雄黄金十斤。”《太平御览》引《扬雄集》的第一段话，应当是这份谏书的前面文字，这是讲谏书的缘起;第二段话，应当在谏书的最后，讲哀帝收到谏书的处理结果。写清楚前因后果，这是写本时期制作文集的习惯。《史记》在每篇之后，有“太史公曰”一段，《汉书》也是每篇后有“赞曰”一段，都是对传主的评价。当这些传记在社会上流传时，读者总喜欢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意思很完整了，而传世本在此后又有一段话：“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显然，这是对司马迁意见的反对，而且让我们感到，《司马相如列传》中引用相如的文章占到列传总字数的百分之八十，这其中有的文章可能并不是司马迁录入的，后来写本的抄录者采录其中的可能性也很大。《汉书·扬雄传》后的“赞曰”也很有意味：第一段是班彪引用扬雄《自序》中一节，并作了总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刘歆（约前50—23）、范逡、桓谭（约前23—56）与扬雄（前53—18）是同时期的人，所以说“时人”。第二段补充写扬雄在王莽时投阁几死，第三段写扬雄沉潜于学问，不管身后名声，第四段写扬雄的著作必传之后世。这三段，应当是班固写的，其中有“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扬雄卒于天凤五年（18），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班固卒于永元四年（92），扬雄去世四十余年，正是班固在其父班彪卒后整理《史记后传》的时期。写本时期的文集，不断处在累增的状态之下。正式的史书尚且如此，一般学人作为自己使用的读本，随意性就更大了。
读书人往往是时代风气的传声筒。先秦两汉时期，读书人读的最多的书，其内容与这一时期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密切有关。围绕这些社会问题，会有比较多的“文集”流传。比如，战国中期以来，学人最关注纵横家。士人想要出人头地，必须通过纵横之术游说诸侯大夫获得高官厚禄，张仪、苏秦成为掌握这一手段的成功者，成为相当长时期士人学习的榜样。张仪、苏秦的纵横长短之术，尤其是表现这种法术的说辞（自荐书）流传到士人阶层，成为他们竞相学习的对象，一些士人也摹仿这些说辞撰写文章，甚至托名伪造张仪、苏秦的说辞以兜售获利。纵横家的书信，或作为范文为士人学习模仿，或作为历史材料为学人所考证，于是就有大量的说辞写本传世，名称叫法很多，《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战国策叙录》）等，不一而足。刘向编集的《战国策》就是汇集整理这些纵横家言，再加上学者对这些书信的考证而成。可见，在战国后期到秦、汉初，有关纵横家的“文集”大量流行，司马迁撰写《苏秦列传》时面对众多材料，一时难以判断真伪，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说明司马迁所见的苏秦史料庞杂众多，而荒诞不经者多有之。司馬迁是经过了慎重的选择，但可惜的是，“《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和张仪是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材料抛弃了”（杨宽语）。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有27章内容，其中10章见于传世本《战国策》，8章见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的，有16章是佚书。《战国策》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14章的内容与苏秦有关，苏秦的同一个谈话有不同的写本记载，且有较大差异。如帛书第五章、《战国策·燕策一》中的“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和“苏代谓燕昭王”两章，讲的是同一件事，说辞的内容是说一个人如果过分地“信”“廉”“孝”则对国家没有好处。对话的框架相同，而阐述“信”“廉”“孝”三部分的说辞侧重点各不相同。我们猜想，这件文本使用者受到“不信”“不廉”“不孝”指责的程度不同，辩解时就要有所侧重，对各自用的文本要有所增补加工。就像战国时楚国的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说宋玉“好色”，宋玉给楚王陈辞，就极力讲自己不好色，见了天下之绝色也毫不动情（见《文选·登徒子好色赋》）。直到敦煌写本中，这种情形还存在。吴真博士研究敦煌P.3911、P.2809、P.3319、P.3718四个写本抄录的孟姜女歌词，发现即便是同一首歌、同一个故事，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写手（亦即故事的不同受众）手中，仍会被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与生发。P.3911的写手希望所写之本可以作为实际演出提示的唱本，所以他会严守曲调以及动作提示，P.2809、P.3319、P.3718的抄写者却把抄写孟姜女曲子当作练字抄经之外的娱乐调节，抄写更重一时文字之快。孟姜女故事受众的多样性（乐工、学郎、僧人）给写本带来了书写情境的变异性。只有体察孟姜女曲子书写情境的私人性、变异性，才能理解唐代孟姜女故事传播转型的具体社会情境，这是宋代以后整齐划一的印刻本所无法提供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写本，就是后世的结集。结集的目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典藏，一类是流通。在早期，典藏主要是为了祭祀之用，或国家重大典礼上使用。流通，主要是为了人们阅读和学习。我们下面谈的，主要是流通领域的结集。典藏的文献，是专职史官抄写的，早期的纪言纪事的史官，与汉代以来的“书佐”“书吏”还是有区别的。一般的士人想要阅读典籍，一是根据师之传授，自己制作写本，抄录文献，二是得之于友朋赠予和书市交易。根据历史记载，战国时期已经有专职抄手和书市，这应当是西周后期礼崩乐溃，官学下移的结果。
在论及结集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必须进行讨论，就是“一个写本”。编联若干枚简而成为一个简牍写本。简牍的形制，在大量出土材料面世之前，人们基本上是宗信汉唐人的记载，比如清人汪继培和徐养原的同名作《周代书册制度考》、金鹗的《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收入阮元《诂经精舍文集》）等。二十世纪初，有零星的简牍出土，为学人所关注。其中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简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是说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其次八寸，最短者六寸;“牍则自三尺（椠），而二尺（檄），而尺五寸（传信），而一尺（牍），而五寸（门关之传）”。简长短皆是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王国维主要是根据汉唐人的经注，并结合少量的居延汉简。近百年来，大量的简牍出土后，人们发现，王充、郑玄等所讲的简牍长短制度，可能只是一时一地的规定，不具有普遍性。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类别的文献，所用的简牍长短是不一样的。如战国时期的简较长，曾侯乙墓中的遣册，最长者7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论诗》完整者约56厘米。居延汉简的诏令长近68厘米，与《汉书》记载的三尺法相符。武威《仪礼》简约56厘米，与汉人记载的儒家经典二尺四寸相符。西汉一般书籍简长24厘米左右，与汉人所谓“尺书”相当。
至于一个简牍写本由多少枚简编联而成，由于简绳朽栏，难以确知。根据出土的战国简、秦简和汉简的形制、字体、文献内容等方面进行过初步推断。战国秦汉的简册，少则数十枚简，多则一百多枚简，甚至更多，没有定数。居延的“兵物册”有77枚简，以麻绳二道编联一起。睡虎地秦简规定，下级给上级汇报的文书，一个简册不能超过百枚简。根据传世文献考察，一个简牍书籍写本上抄写2500左右字者比较普遍。出土的一支简上抄写的字数多少有差异，而40字左右者居多。按此计算，一个写本由60多支简编联者比较多，这样阅读也比较方便。比如《老子》五千言，分两个写本抄，分别为下篇和上篇，每个写本就是2500字。《周易·系辞》大约也是五千言，分为上下篇或上下卷，每篇（卷）是2500字左右。《仪礼》十七篇，《乡射礼》、《大射礼》、《士丧礼》（包括《既夕礼》）、《少牢》（包括《有司》）等篇都是六千字以上，如果按照武威出土的《仪礼》简每支抄60字左右，每篇就得100支以上的简，阅读翻检不方便，所以改为上下篇（编）两下写本。那么每个写本50支简左右。《韩非子·说林》分上下两篇约6000字，《储说》分内外，《内储说》又分上、下两篇约10000字，《外储说》分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约20000字，《难篇》分为一、二、三、四篇约12000字。每篇的字数，多则5000字，少则2500到3000字。简牍写本的大小，大致如此。当然，正规典藏的书籍，一般编联的简要多一些，一百枚以上也常见。如北大《老子》，分“上经”“下经”，有三道编绳，竹简的制作很精致，每支简32厘米，一般只写28字，字与字之间分布很均匀整齐，字体清秀飘逸。据整理者推测，原书应有完整的竹简223枚以上，每个写本（编）110支以上。
我们之所以强调“一个写本”，因为“一个写本”就是一个集（后世的总集、别集），它和当时古书的单位有关。《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单位有“篇”和“卷”，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说：“目录中的‘卷’，是皇家图书馆中的帛书，为卷轴的单位，而见于书序中的‘篇’则为原本简牍的单位。”我反复摩挲《汉志》，并结合出土简帛，认为“篇”是一个完整文献的称谓，“编”是编联一个完整的简牍写本，把这个如帘状的写本卷起来，谓之“卷”。所以“编”和“卷”指的是同一写本，而“篇”则指此编上抄录的文献。一编可以抄录一篇文章，也可以抄录数篇文章。比如《诗经》中的诗一般都不长，一个简牍写本可以抄录数篇或更多的诗，所以《六艺略》中只有《诗经》类的单位是“卷”而不是“篇”。《尚书》类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说明有的写本上抄录不止一篇。与此类似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里，《子羔》《孔子论诗》《鲁邦大旱》三篇文章从字体和简的形制看是一个写本，这个写本背面题名叫《子羔》，用其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统领三篇文章。郭店楚简的《鲁穆公问子思》和《穷达以时》字体一样，抄写的竹简的形制相似，可以判断是一个写本。郭店战国楚简有三个《老子》写本，其中一个《老子》的抄写字体、竹简形制与另一篇《太一生水》完全一致，可以判断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上抄录数篇文章，是有原因的。要么所抄录的文章内容上有关联，属于同一类，如上博简《子羔》《孔子论诗》《鲁邦大旱》都与孔子有关，是孔子讨论生死、文学和古史等问题的。要么，后面的文章是前面文章的读后感想、材料补充，如郭店简的《老子》和《太一生水》为同一写本。《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和《六德》也抄写形制相同的竹简上，字体亦相近，当为同一写本，《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也当是抄在同一写本上。
简牍写本时期的这种结集方式，对我们理解早期典籍的流传是很有意义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这是从学术上对先秦诸子的分类。刘歆《七略》分诸子为十家，增加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汉志》因之），这更多是着眼于书籍内容的分类。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即后世之文集（《古书通例》）。我国传统的认识是，“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行，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但秦汉诸子的情况是，“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以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在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古书通例》）。余嘉锡先生所讲的，正是写本时期文集的结集情形。由于还没有自觉的“文”的意识，人们把相关的文献编为一集，制作为一个写本，为了阅读，为了实用。所以，以类相从，方便阅读和实用是其主要目的。学人得到某一文献，要对其内容进行解读。一封书信，要弄明白讲的是什么事情，写信人和受信人是谁，得到這封信后，事情起了哪些变化。围绕这封信，得到信的人可能把前因后果的材料都作为附录抄在同一个写本上，或者简单说明原委。 我们再举例进行说明。西汉扬雄有一篇《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见于《汉书·匈奴传》，而《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一引《扬雄集》：“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公卿以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雄上书谏。”“书奏，天子召还匈奴使，复报单于使而许之，赐雄黄金十斤。”《太平御览》引《扬雄集》的第一段话，应当是这份谏书的前面文字，这是讲谏书的缘起;第二段话，应当在谏书的最后，讲哀帝收到谏书的处理结果。写清楚前因后果，这是写本时期制作文集的习惯。《史记》在每篇之后，有“太史公曰”一段，《汉书》也是每篇后有“赞曰”一段，都是对传主的评价。当这些传记在社会上流传时，读者总喜欢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意思很完整了，而传世本在此后又有一段话：“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显然，这是对司马迁意见的反对，而且让我们感到，《司马相如列传》中引用相如的文章占到列传总字数的百分之八十，这其中有的文章可能并不是司马迁录入的，后来写本的抄录者采录其中的可能性也很大。《汉书·扬雄传》后的“赞曰”也很有意味：第一段是班彪引用扬雄《自序》中一节，并作了总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刘歆（约前50—23）、范逡、桓谭（约前23—56）与扬雄（前53—18）是同时期的人，所以说“时人”。第二段补充写扬雄在王莽时投阁几死，第三段写扬雄沉潜于学问，不管身后名声，第四段写扬雄的著作必传之后世。这三段，应当是班固写的，其中有“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扬雄卒于天凤五年（18），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班固卒于永元四年（92），扬雄去世四十余年，正是班固在其父班彪卒后整理《史记后传》的时期。写本时期的文集，不断处在累增的状态之下。正式的史书尚且如此，一般学人作为自己使用的读本，随意性就更大了。
读书人往往是时代风气的传声筒。先秦两汉时期，读书人读的最多的书，其内容与这一时期社会最关注的问题密切有关。围绕这些社会问题，会有比较多的“文集”流传。比如，战国中期以来，学人最关注纵横家。士人想要出人头地，必须通过纵横之术游说诸侯大夫获得高官厚禄，张仪、苏秦成为掌握这一手段的成功者，成为相当长时期士人学习的榜样。张仪、苏秦的纵横长短之术，尤其是表现这种法术的说辞（自荐书）流传到士人阶层，成为他们竞相学习的对象，一些士人也摹仿这些说辞撰写文章，甚至托名伪造张仪、苏秦的说辞以兜售获利。纵横家的书信，或作为范文为士人学习模仿，或作为历史材料为学人所考证，于是就有大量的说辞写本传世，名称叫法很多，《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战国策叙录》）等，不一而足。刘向编集的《战国策》就是汇集整理这些纵横家言，再加上学者对这些书信的考证而成。可见，在战国后期到秦、汉初，有关纵横家的“文集”大量流行，司马迁撰写《苏秦列传》时面对众多材料，一时难以判断真伪，他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说明司马迁所见的苏秦史料庞杂众多，而荒诞不经者多有之。司馬迁是经过了慎重的选择，但可惜的是，“《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和张仪是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材料抛弃了”（杨宽语）。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有27章内容，其中10章见于传世本《战国策》，8章见于《史记》，除去两书重复的，有16章是佚书。《战国策》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14章的内容与苏秦有关，苏秦的同一个谈话有不同的写本记载，且有较大差异。如帛书第五章、《战国策·燕策一》中的“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和“苏代谓燕昭王”两章，讲的是同一件事，说辞的内容是说一个人如果过分地“信”“廉”“孝”则对国家没有好处。对话的框架相同，而阐述“信”“廉”“孝”三部分的说辞侧重点各不相同。我们猜想，这件文本使用者受到“不信”“不廉”“不孝”指责的程度不同，辩解时就要有所侧重，对各自用的文本要有所增补加工。就像战国时楚国的登徒子向楚王打小报告，说宋玉“好色”，宋玉给楚王陈辞，就极力讲自己不好色，见了天下之绝色也毫不动情（见《文选·登徒子好色赋》）。直到敦煌写本中，这种情形还存在。吴真博士研究敦煌P.3911、P.2809、P.3319、P.3718四个写本抄录的孟姜女歌词，发现即便是同一首歌、同一个故事，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写手（亦即故事的不同受众）手中，仍会被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与生发。P.3911的写手希望所写之本可以作为实际演出提示的唱本，所以他会严守曲调以及动作提示，P.2809、P.3319、P.3718的抄写者却把抄写孟姜女曲子当作练字抄经之外的娱乐调节，抄写更重一时文字之快。孟姜女故事受众的多样性（乐工、学郎、僧人）给写本带来了书写情境的变异性。只有体察孟姜女曲子书写情境的私人性、变异性，才能理解唐代孟姜女故事传播转型的具体社会情境，这是宋代以后整齐划一的印刻本所无法提供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批准号：16ZDA1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