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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督教文化在当代中国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当代作家都有意无意地在宗教文化中寻求文学资源，使得当代文学或隐或现地蒙上了一层宗教的光环。本文主要阐释了基督教话语下史铁生的个体言说，史铁生深受现代神学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现代神学思想，再加上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自觉将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写作，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宗教观念和言说方式。在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史铁生领受了对神性的感性依赖，在求索中追寻个体生存之根，在问信中思考生命的欠然，在爱愿中实现心魂的救赎，从而创造出一种彼岸的语言，超越一切的限制，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完成了他神性和诗性的个体言说。
关键词： 史铁生 基督教 寻根 问信 救赎
宗教和文学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学的起源与宗教关系密切，正如周作人所说：“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二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后来又从宗教里分化出来。”[1]这种渊源关系也给基督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学提供了亲和力，同时中国小说叙事变革的诉求以及基督教文化所具有的文学资源为二者发生联系提供了前提。但光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因为文学本身是创作客体，它是人类精神的产品，离不开创作主体，所以，基督教文化要想渗人中国文学，还需要-个条件即中国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具体到基督教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有研究者称：“就整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而言，最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家应是史铁生和北村。”[2]
一
史铁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善思的天性，再加上他喜爱西方文学，喜欢存在主义，所以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宗教观念和言说方式。著名学者刘小枫曾指出：“早在五四时代，某些知识分子已表达出个体性的基督信仰意向，并在文学、艺术、哲学中缓慢伸延。这种个体性基督信仰意向尽管并没有完全解脱民族承诺，毕竟已经逐步进入生存论的个体性语域。”[3]史铁生深受刘小枫的影响并认同他面对现代性问题坚持自由的、批判的个体言说，他的《圣灵降临的叙事》《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大都结合人们面临着的生存论上的问题，从神学角度探讨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可能，给当时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参照。在“文革”后精神失语和“人道主义”无力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史铁生，开始注意到除了“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之外还存在“神本位”的“第三种知识立场”。
史铁生曾在散文、书信中多次明确谈到这种认同，虽然他没有受过洗礼也没有参加教会、教派，但可以说，他属于刘小枫所说的“文化基督徒”。他在1994年写的散文《神位·官位·心位》中写道：“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令我茅塞顿开……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4]在其他散文作品中，史铁生又多次提及这位西方现代神学的主要汉语传播者和“文化”基督徒的“领袖”。在《给姚育明》的信中他说“近几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刘小枫，”“今天的文学批评，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实在是成就最高的一部”，据史铁生先生自己回忆，写作《务虚笔记》时，他正在读《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之前读过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足见史铁生对基督教文化的特别关注。阅读史铁生的小说和散文可以发现文本中有大量基督教色彩的词汇和句子：上帝、地狱、天堂、乐园、拯救、赎罪等等；“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他有时还在文章里引用圣经故事，如借约伯的故事表达他对苦难和信仰的看法。此外，从一些小说的名字里也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如《树林里的上帝》、《礼拜日》、《原罪·宿命》。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里，坦然承认自己相信上帝并在遗作中坦言自己“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5]认为“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很明显史铁生是深受现代神学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现代神学思想，并将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写作，以别样的角度看人生，以明晰的个人意识观世态。
正如邓晓芒所说，“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话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地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6]邓晓芒认为史铁生“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作家王安忆推崇的“抽象化语言”，是学者王一川所说的“中国人的新的生存寻到新的安居处”的“新的原创性语言”。[7]正因为史铁生知道有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存在，所以他要努力去寻求，从而寻找到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二
（一）寻根：追寻个体生存之根
史铁生的写作与思想事实上是在寻索个体生存的根基，他崇尚个体言说，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他有着一种清醒的个人意识，一种即使投身群体也依然保持思想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能力，他的理想主义是自我的精神拯救，而不是救世的工具；是以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作为支撑，而不是将自我融化到群体之中。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不以群体为本位，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立场。他所有的困境、痛苦都是很个人化的，他在轮椅上经历、体验、深入了一个特殊个体的生命。他在《我与地坛》中坦然承认，当初投身写作动机仅仅是“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由此显示出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反抗命运、争取自身尊严的非凡勇气。”[8] 史铁生在创作之初（70年代末）关注点在社会现实层面，如“文革”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如《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及普通人生存的窘境（如《午餐半小时》）等等。《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直接表现了“文革”时期政治迫害导致的社会混乱，和在被煽动起来的盲目暴力摧残下，人们毫无保障的生存状况。小说以一个法学教授的困惑，聚焦式地组织起情节，将主题直接逼近法制建设问题，但他以疑问结束，没有光明的尾巴，其艺术思考明显地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这篇小说表面上看只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问题小说，实际上是史铁生的文本系列一个富于暗示性的开始，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他的作品从主题到形式都无法安放于思潮的框架之中，但他从这里出发，建立起了自己的精神之维。《午餐半小时》截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将底层社会卑微的生存，浓缩在一个场景中。对于人物精神心理素描中的人文情怀，一开始就是以平等的叙事立场，表现出对于生存的独特敏感。他从存在出发，解构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他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问题，如《爱情的命运》（1978年）写一对从小相识后来相爱的青年，终于没有如愿结合，酿成一出令人遗憾的爱情悲剧。对于造成悲剧的原因，有社会层面的如社会的荒诞、世俗的偏见等等，但他也感到了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一种说不清楚、认识不透，但却客观存在的超人力量在支配着人的命运。
“他解构了主流话语的叙事，在政治历史之外，拓展出人生与人性的疆域，而且是一代人负荷沉重的集体记忆。”[9]他逐渐走向了宗教精神，建构起爱的信仰，生命之爱与人类之爱，直到自然之爱。而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然要不断经受苦难的宿命，唯有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真诚信仰，才是渺小生命的至福。而越到晚近，他对于生命的感悟越通透。宇宙是不断运动的，生命是别无选择的偶然存在，人生是无数生的循环往复，克服孤独与荒谬的唯一出路就是汇入人类精神的伟大行旅。他以这样的思绪，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人类信仰的天河，还原以个体生命为单位的历史表象，在这个漂泊无根的时代寻出个体生存之根来。
（二）问信：思考生命的欠然
生存的困境中，史铁生面临着“活还是不活”的哈姆雷特式的选择，经过紧张、痛苦的精神煎熬，他选择了活，由此也就开始了漫长的追问“生之意义”的精神之旅。由残疾而生的独特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使史铁生不断发出超验之问，正如刘小枫所说：“超验之问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寻求解决某种困惑的途径，一种精神存在赖以确立的行动。”[10]史铁生曾是在这种困难中询问思考生存的有限性，洞察出超越个人的残疾体验，逐渐走向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原始欠然”（罪）的领受。正如史铁生在《给严婷婷Ⅱ》信中说：“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11]，精神方能诞生”，就像史铁生对王尧所说“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12]
残疾主题是史铁生的创作的主线，其中不仅有个人化的残缺，还有超越了个人残疾体验的社会化的残缺，如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残疾作为疾病主题的一种，在史铁生小说里也鲜明地表现为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精神的和道德的，他们直接渗入了残疾者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的紧张感、孤独感和不安感，而这又使他觉得生活中确是危机重重。”[13]正是这种危机感使他成为“中国作家中的约伯”，成为了当代的“西绪福斯”，由苦难走向信仰。
在史铁生创作初期，突然瘫痪使他感觉陷入了人生的绝境，不仅是肌体的折磨还有社会的歧视，这使他沉浸在自我感受之中，难以逾越对宿命的哀怨，作品中总是不自觉的流露出与常规社会的抵触，更多的是对命运的质问。《没有太阳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来到人间》等小说都表现出残疾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立意识，《山顶上的传说》中年青的寻鸽人他忽然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地走着两条变了形的残腿非常显眼丑陋走路的样子也显得滑稽。他拼命地逃离，想象着“马车从天上掉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这是小伙子在渴望一个幻想的家园来收容自己孤单、受伤的心，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精神逃避，不能给予残疾人以切实的精神归宿。[14]后期残疾主题的作品以《命若琴弦》的发表为标志，代表作有《我与地坛》《务虚笔记》，这时的史铁生开始逐渐超越前期的残疾主题的作品，为残疾的人生寻找到一条切实的精神出路。史铁生在基督教精神中寻找到归宿，他说“所以我倾向于基督，因为那是指向一条永恒的道路”（《给胡山林Ⅰ》），“这位救世主的救世方针并不是要全面满足人欲，而是要扭转人的幸福观——从物利转向爱愿，从目的转向过程”（《给CL》）。《命若琴弦》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味，超过了题材本身，文中的老瞎子以一生的奔波和辛劳，弹断了一千根琴弦，求得的药方竟然是一张无字白纸，他在清醒过来后悟出无字药方的真谛而获救。《毒药》中主人公养鱼失败，想一死了之，在拿到海豚肝脏做成的毒药的那一刻精神上反而轻松下来，划着小船离开故土，在远方的陆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面对苦难，史铁生以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为支撑，以完成自我的精神拯救。宗教的本质并非是对苦难中的肉身的拯救，他救赎的只是苦难中的“心魂”，所以比起救世，史铁生更注重救心，即对个人灵魂和精神残缺的拯救。
史铁生敬重一切困境，把困苦看成是命运的赠礼，把灾难看成是命运的试炼，通过自我拯救，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以欣赏和沉醉的姿态面对生活，从而打破绝望的怪圈。
（三）救赎：拯救心魂的爱愿
所谓拯救不仅是拒绝简单地屈从于不幸的处境，而且由于现世苦难守恒，需求助于神圣的爱。基督教宣扬博爱思想，主张爱上帝，爱邻如己，甚至爱仇人。如果说史铁生是从个人经历体会到“爱”的价值和必要性，那么基督教这一“爱的宗教”则提升了他对爱的理解，爱不是占有，也不是奉献。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因而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不要求回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治他人和捆绑自己的“地狱”。宗教精神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15] 史铁生的文字中到处充满了对爱与美的呼唤。他认为“十字架”由圣爱、受难这两根柱子交叠而成，经由受难懂得圣爱，于是生命被升华、优化。“一个无爱的人间，谁都难免于饱受折磨，健康长寿惟使这折磨更长久，因此，爱的弘扬是这种意见看中的拯救之路”，史铁生认为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间永恒的隔膜，爱需要互相敞开心魂，进行真诚地沟通和交流，“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应当是脆弱的人们彼此的心灵慰藉，应该是互相的、双向性的，不仅如此，他看中的是平凡而又高尚的相濡以沫、惺惺相惜，而非经过粉饰的家国之思，“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他认为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个人有时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他所谓的爱贵在真、诚，贵在心灵坦然地交流。到了《务虚笔记》，《灵魂的事》，《病隙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中，宗教不仅仅被看作善良和美丽的谎言，而成了维系人类本真生存的爱情。在史铁生的人生体验中，残疾与爱情是“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爱情具有救赎的力量。他不仅看到了人类显性的残缺而且看到了隐形残缺，“人类正是因着各自的局限和残缺而彼此隔离，人们为此陷入孤独，而爱情正是残缺的个体在灵魂深处对与同样孤独的另一半复合的呼唤，”[16]正如史铁生所说“宗教精神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
不过，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史铁生较少宣扬博爱，他的小说里表现更多的是对真“爱情”的追求。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着墨最重，篇幅最长，涉及面最多最广的也是关于爱情这个主题的思考。《务虚笔记》共二十二节，在第三节“死亡序幕”中，作者留下了O自杀的谜团。到了第二十一节，几乎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都出场对O的死进行猜测，这个谜团才得到了可能的解释。这构成了小说情节上最大的框形结构，然而O的问题恐怕正是作者心中最深的疑问。O从与WR的初恋、与第一任丈夫的结合，直到投入画家Z的怀抱，都是立足于邓晓芒所谓的“纯情”，也就是陈朗所谓的“本能迷恋”，[17]但女教师O又是“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她相信爱、平等和拯救。面对自己深爱的Z的冷酷和怀疑，O决定死，这样她就能向他展示纯粹的圣爱，使他明白她对他的爱不是崇拜，而是悲悯和拯救，所以O的死不是放弃爱情，而是在信仰中坚守爱情的真谛，这种选择更加接近神圣的本质；“那永恒的爱的疑问即是爱的答案，那永恒的爱的追寻即是爱的归宿，那永恒的爱的欲望正是均匀地在这宇宙中漫展，漫展中，无处不在……”这里所说的爱情，包括现实中的，但更是属于理念世界、属于信仰的。只有信仰爱、实践爱的心魂，才能实现自由与平安。
正如史铁生曾说“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性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18]史铁生要在爱情中将性升华成一种神圣的语言，在文学中追寻一种灵魂的语言。史铁生已经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优美的“神圣情怀”，却执着不离人间，在圣化的情感中打通一条救赎之路。
三
在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史铁生领受了对神性的感性依赖，完成了他神性和诗性的个体言说，在求索中追寻个体生存之根，在问信中思考生命的欠然，在爱愿中实现心魂的救赎，在信仰失落的时代为我们的灵魂寻找栖居之地。他要颠覆中国传统对话言的压制和摧残，要改变那个“无语的人间”，“无爱的人间”，“要说出人们的原罪，恢复人的自由，解除文化的魔咒”。他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甘愿作鲁迅所说的“夜之子”，直面心灵的黑暗，超越一切的限制，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
[2]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
[3]刘小枫.现代性语境与知识分子的信仰形式.三联书店，1996：183.
[4]史铁生.神位·官位·心位.对话练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217.
[5]史铁生.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收获，杂志，2012（2）.
[6]邓晓芒.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51.
[7]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279.
[8]史铁生.我与地坛.对话练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22.
[9]季红真.冥想中的精神跋涉.当代作家评论，2007（2）.
[10]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7.
[11]史铁生.给严婷婷Ⅱ.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2008：116.
[12]王尧.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铁生身上.当代作家评论，2011（2）.
[13]吴俊.当代的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文学评论，1989（1）.
[14]谭桂林.大江健三郎与史铁生.现代中外文学比较教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98.
[15]史铁生.宿命的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书面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3（1）.
[16]王文胜.论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与心理疗伤.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
[17]陈朗.因为追问所以信仰——《务虚笔记》中的基督教思想.当代作家评论，2003（1）.
[18]史铁生.爱情问题.对话练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25，130.
关键词： 史铁生 基督教 寻根 问信 救赎
宗教和文学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学的起源与宗教关系密切，正如周作人所说：“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二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后来又从宗教里分化出来。”[1]这种渊源关系也给基督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学提供了亲和力，同时中国小说叙事变革的诉求以及基督教文化所具有的文学资源为二者发生联系提供了前提。但光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因为文学本身是创作客体，它是人类精神的产品，离不开创作主体，所以，基督教文化要想渗人中国文学，还需要-个条件即中国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具体到基督教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有研究者称：“就整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而言，最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家应是史铁生和北村。”[2]
一
史铁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和善思的天性，再加上他喜爱西方文学，喜欢存在主义，所以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宗教观念和言说方式。著名学者刘小枫曾指出：“早在五四时代，某些知识分子已表达出个体性的基督信仰意向，并在文学、艺术、哲学中缓慢伸延。这种个体性基督信仰意向尽管并没有完全解脱民族承诺，毕竟已经逐步进入生存论的个体性语域。”[3]史铁生深受刘小枫的影响并认同他面对现代性问题坚持自由的、批判的个体言说，他的《圣灵降临的叙事》《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大都结合人们面临着的生存论上的问题，从神学角度探讨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问题以及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可能，给当时思想文化界提供了崭新的价值参照。在“文革”后精神失语和“人道主义”无力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史铁生，开始注意到除了“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之外还存在“神本位”的“第三种知识立场”。
史铁生曾在散文、书信中多次明确谈到这种认同，虽然他没有受过洗礼也没有参加教会、教派，但可以说，他属于刘小枫所说的“文化基督徒”。他在1994年写的散文《神位·官位·心位》中写道：“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令我茅塞顿开……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4]在其他散文作品中，史铁生又多次提及这位西方现代神学的主要汉语传播者和“文化”基督徒的“领袖”。在《给姚育明》的信中他说“近几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刘小枫，”“今天的文学批评，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实在是成就最高的一部”，据史铁生先生自己回忆，写作《务虚笔记》时，他正在读《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之前读过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足见史铁生对基督教文化的特别关注。阅读史铁生的小说和散文可以发现文本中有大量基督教色彩的词汇和句子：上帝、地狱、天堂、乐园、拯救、赎罪等等；“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即残疾与爱情，即原罪与拯救。”他有时还在文章里引用圣经故事，如借约伯的故事表达他对苦难和信仰的看法。此外，从一些小说的名字里也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如《树林里的上帝》、《礼拜日》、《原罪·宿命》。他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里，坦然承认自己相信上帝并在遗作中坦言自己“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5]认为“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很明显史铁生是深受现代神学的影响，具有深厚的现代神学思想，并将基督教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写作，以别样的角度看人生，以明晰的个人意识观世态。
正如邓晓芒所说，“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话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地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6]邓晓芒认为史铁生“创造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作家王安忆推崇的“抽象化语言”，是学者王一川所说的“中国人的新的生存寻到新的安居处”的“新的原创性语言”。[7]正因为史铁生知道有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存在，所以他要努力去寻求，从而寻找到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二
（一）寻根：追寻个体生存之根
史铁生的写作与思想事实上是在寻索个体生存的根基，他崇尚个体言说，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他有着一种清醒的个人意识，一种即使投身群体也依然保持思想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能力，他的理想主义是自我的精神拯救，而不是救世的工具；是以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作为支撑，而不是将自我融化到群体之中。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不以群体为本位，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立场。他所有的困境、痛苦都是很个人化的，他在轮椅上经历、体验、深入了一个特殊个体的生命。他在《我与地坛》中坦然承认，当初投身写作动机仅仅是“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由此显示出一个生活中的强者反抗命运、争取自身尊严的非凡勇气。”[8] 史铁生在创作之初（70年代末）关注点在社会现实层面，如“文革”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如《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及普通人生存的窘境（如《午餐半小时》）等等。《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直接表现了“文革”时期政治迫害导致的社会混乱，和在被煽动起来的盲目暴力摧残下，人们毫无保障的生存状况。小说以一个法学教授的困惑，聚焦式地组织起情节，将主题直接逼近法制建设问题，但他以疑问结束，没有光明的尾巴，其艺术思考明显地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这篇小说表面上看只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问题小说，实际上是史铁生的文本系列一个富于暗示性的开始，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他的作品从主题到形式都无法安放于思潮的框架之中，但他从这里出发，建立起了自己的精神之维。《午餐半小时》截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断，将底层社会卑微的生存，浓缩在一个场景中。对于人物精神心理素描中的人文情怀，一开始就是以平等的叙事立场，表现出对于生存的独特敏感。他从存在出发，解构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他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问题，如《爱情的命运》（1978年）写一对从小相识后来相爱的青年，终于没有如愿结合，酿成一出令人遗憾的爱情悲剧。对于造成悲剧的原因，有社会层面的如社会的荒诞、世俗的偏见等等，但他也感到了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有一种说不清楚、认识不透，但却客观存在的超人力量在支配着人的命运。
“他解构了主流话语的叙事，在政治历史之外，拓展出人生与人性的疆域，而且是一代人负荷沉重的集体记忆。”[9]他逐渐走向了宗教精神，建构起爱的信仰，生命之爱与人类之爱，直到自然之爱。而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必然要不断经受苦难的宿命，唯有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真诚信仰，才是渺小生命的至福。而越到晚近，他对于生命的感悟越通透。宇宙是不断运动的，生命是别无选择的偶然存在，人生是无数生的循环往复，克服孤独与荒谬的唯一出路就是汇入人类精神的伟大行旅。他以这样的思绪，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人类信仰的天河，还原以个体生命为单位的历史表象，在这个漂泊无根的时代寻出个体生存之根来。
（二）问信：思考生命的欠然
生存的困境中，史铁生面临着“活还是不活”的哈姆雷特式的选择，经过紧张、痛苦的精神煎熬，他选择了活，由此也就开始了漫长的追问“生之意义”的精神之旅。由残疾而生的独特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使史铁生不断发出超验之问，正如刘小枫所说：“超验之问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寻求解决某种困惑的途径，一种精神存在赖以确立的行动。”[10]史铁生曾是在这种困难中询问思考生存的有限性，洞察出超越个人的残疾体验，逐渐走向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原始欠然”（罪）的领受。正如史铁生在《给严婷婷Ⅱ》信中说：“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11]，精神方能诞生”，就像史铁生对王尧所说“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12]
残疾主题是史铁生的创作的主线，其中不仅有个人化的残缺，还有超越了个人残疾体验的社会化的残缺，如差别、隔离、恐惧甚至伤害。“残疾作为疾病主题的一种，在史铁生小说里也鲜明地表现为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精神的和道德的，他们直接渗入了残疾者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的紧张感、孤独感和不安感，而这又使他觉得生活中确是危机重重。”[13]正是这种危机感使他成为“中国作家中的约伯”，成为了当代的“西绪福斯”，由苦难走向信仰。
在史铁生创作初期，突然瘫痪使他感觉陷入了人生的绝境，不仅是肌体的折磨还有社会的歧视，这使他沉浸在自我感受之中，难以逾越对宿命的哀怨，作品中总是不自觉的流露出与常规社会的抵触，更多的是对命运的质问。《没有太阳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来到人间》等小说都表现出残疾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立意识，《山顶上的传说》中年青的寻鸽人他忽然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地走着两条变了形的残腿非常显眼丑陋走路的样子也显得滑稽。他拼命地逃离，想象着“马车从天上掉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这是小伙子在渴望一个幻想的家园来收容自己孤单、受伤的心，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精神逃避，不能给予残疾人以切实的精神归宿。[14]后期残疾主题的作品以《命若琴弦》的发表为标志，代表作有《我与地坛》《务虚笔记》，这时的史铁生开始逐渐超越前期的残疾主题的作品，为残疾的人生寻找到一条切实的精神出路。史铁生在基督教精神中寻找到归宿，他说“所以我倾向于基督，因为那是指向一条永恒的道路”（《给胡山林Ⅰ》），“这位救世主的救世方针并不是要全面满足人欲，而是要扭转人的幸福观——从物利转向爱愿，从目的转向过程”（《给CL》）。《命若琴弦》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味，超过了题材本身，文中的老瞎子以一生的奔波和辛劳，弹断了一千根琴弦，求得的药方竟然是一张无字白纸，他在清醒过来后悟出无字药方的真谛而获救。《毒药》中主人公养鱼失败，想一死了之，在拿到海豚肝脏做成的毒药的那一刻精神上反而轻松下来，划着小船离开故土，在远方的陆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面对苦难，史铁生以个人的内在信念和自我意识为支撑，以完成自我的精神拯救。宗教的本质并非是对苦难中的肉身的拯救，他救赎的只是苦难中的“心魂”，所以比起救世，史铁生更注重救心，即对个人灵魂和精神残缺的拯救。
史铁生敬重一切困境，把困苦看成是命运的赠礼，把灾难看成是命运的试炼，通过自我拯救，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以欣赏和沉醉的姿态面对生活，从而打破绝望的怪圈。
（三）救赎：拯救心魂的爱愿
所谓拯救不仅是拒绝简单地屈从于不幸的处境，而且由于现世苦难守恒，需求助于神圣的爱。基督教宣扬博爱思想，主张爱上帝，爱邻如己，甚至爱仇人。如果说史铁生是从个人经历体会到“爱”的价值和必要性，那么基督教这一“爱的宗教”则提升了他对爱的理解，爱不是占有，也不是奉献。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因而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不要求回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治他人和捆绑自己的“地狱”。宗教精神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15] 史铁生的文字中到处充满了对爱与美的呼唤。他认为“十字架”由圣爱、受难这两根柱子交叠而成，经由受难懂得圣爱，于是生命被升华、优化。“一个无爱的人间，谁都难免于饱受折磨，健康长寿惟使这折磨更长久，因此，爱的弘扬是这种意见看中的拯救之路”，史铁生认为爱之永恒的能量在于人间永恒的隔膜，爱需要互相敞开心魂，进行真诚地沟通和交流，“爱是软弱的时刻，是求助于他者的心情，不是求助于他者的施予，是求助于他者的参加”。爱应当是脆弱的人们彼此的心灵慰藉，应该是互相的、双向性的，不仅如此，他看中的是平凡而又高尚的相濡以沫、惺惺相惜，而非经过粉饰的家国之思，“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他认为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个人有时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他所谓的爱贵在真、诚，贵在心灵坦然地交流。到了《务虚笔记》，《灵魂的事》，《病隙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中，宗教不仅仅被看作善良和美丽的谎言，而成了维系人类本真生存的爱情。在史铁生的人生体验中，残疾与爱情是“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爱情具有救赎的力量。他不仅看到了人类显性的残缺而且看到了隐形残缺，“人类正是因着各自的局限和残缺而彼此隔离，人们为此陷入孤独，而爱情正是残缺的个体在灵魂深处对与同样孤独的另一半复合的呼唤，”[16]正如史铁生所说“宗教精神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
不过，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史铁生较少宣扬博爱，他的小说里表现更多的是对真“爱情”的追求。史铁生在《务虚笔记》中着墨最重，篇幅最长，涉及面最多最广的也是关于爱情这个主题的思考。《务虚笔记》共二十二节，在第三节“死亡序幕”中，作者留下了O自杀的谜团。到了第二十一节，几乎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都出场对O的死进行猜测，这个谜团才得到了可能的解释。这构成了小说情节上最大的框形结构，然而O的问题恐怕正是作者心中最深的疑问。O从与WR的初恋、与第一任丈夫的结合，直到投入画家Z的怀抱，都是立足于邓晓芒所谓的“纯情”，也就是陈朗所谓的“本能迷恋”，[17]但女教师O又是“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她相信爱、平等和拯救。面对自己深爱的Z的冷酷和怀疑，O决定死，这样她就能向他展示纯粹的圣爱，使他明白她对他的爱不是崇拜，而是悲悯和拯救，所以O的死不是放弃爱情，而是在信仰中坚守爱情的真谛，这种选择更加接近神圣的本质；“那永恒的爱的疑问即是爱的答案，那永恒的爱的追寻即是爱的归宿，那永恒的爱的欲望正是均匀地在这宇宙中漫展，漫展中，无处不在……”这里所说的爱情，包括现实中的，但更是属于理念世界、属于信仰的。只有信仰爱、实践爱的心魂，才能实现自由与平安。
正如史铁生曾说“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性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18]史铁生要在爱情中将性升华成一种神圣的语言，在文学中追寻一种灵魂的语言。史铁生已经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优美的“神圣情怀”，却执着不离人间，在圣化的情感中打通一条救赎之路。
三
在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史铁生领受了对神性的感性依赖，完成了他神性和诗性的个体言说，在求索中追寻个体生存之根，在问信中思考生命的欠然，在爱愿中实现心魂的救赎，在信仰失落的时代为我们的灵魂寻找栖居之地。他要颠覆中国传统对话言的压制和摧残，要改变那个“无语的人间”，“无爱的人间”，“要说出人们的原罪，恢复人的自由，解除文化的魔咒”。他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甘愿作鲁迅所说的“夜之子”，直面心灵的黑暗，超越一切的限制，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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