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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谢高华，男，浙江衢州人，生于1931年11月，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衢县杜泽区委书记，衢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衢州（县级市）市委书记。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任义乌县委书记。后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1985年后任衢州市（地级市）常务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5年5月退休。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2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由衢州（县级市）市委书记调任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经济底子薄，主城区仅2.8平方公里，当地人以“整个县城一条街，一个高音喇叭响全城”自嘲。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当年沿街叫卖的小百货市场，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世界“小商品之都”。回望30多年前开放义乌市场时的一系列改革，我仍能清楚地记起其中的许多细节。
我上任之时，义乌人的生活还非常困难。因为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少、经济落后，历史上，义乌农民就时兴在农余做点小生意，搞“鸡毛换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推行，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但由于上级没有明确定论，摆地摊做小生意仍不被认可。
1982年5月的一天，义乌小商贩冯爱倩在县委机关大院外拦住了我。冯爱倩在义乌县城的自发“马路市场”摆地摊，经常要东躲西藏。
我把冯爱倩请到办公室，双方理论了约两个小时未果。但冯爱倩一走，我陷入了沉思。接着，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对义乌的“鸡毛换糖”和流动摆摊进行了深入调研。当时，义乌全县有4000多户个体商贩，其中经营小百货的有3000户，从业人员6000多人，且多数没有登记发证。如何管理众多的个体商贩，在义乌县委层面有不同意见。
当时社会上认为，经营小商品就是搞“投机倒把”，从事“假、冒、骗”勾当。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我们抽调人员进行广泛系统的调查，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经营的占50%以上，基本合法、稍有问题的占40%左右，真正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4%～5%。
为了解放思想，我又带队去温州考察。通过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开放义乌市场的决心。最终，县委常委统一了思想，县委班子集体表态：开放义乌市场，发展经济。
1982年9月5日，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正式开业。当时市场内持有营业许可证的个体商贩有200户，持临时许可证和提篮叫卖的共600多人，每市参加购销交易人数一般有3000多人，多时达5000多人。我也由此感到我们找到了发展义乌经济的新路子。
历史是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创造的。义乌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不是“吹出来”、“喊出来”的，而是靠义乌人民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历史上，义乌人就有着“手摇拨浪鼓、脚走四方土”的经商传统。义乌人有经济头脑，懂得以物易物，将鸡毛制成工艺品和肥料；义乌人肯吃苦，虽然赚的都是几分钱的蝇头小利，却依旧不辞辛劳。
曾任义乌市保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荣福，因带农民外出打工，被定为“黑包工头”开除党籍。当时，他给我写了张纸条，提出要承包凤凰山的120亩土地。凤凰山是一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本，无法经营。他提出，承包期为5年，每年上缴大队2万元，果木场10多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
这事没有先例。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觉得他承包这个一直亏损的果木场，对集体、职工和他本人都有好处，且不拿国家一分钱，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就在条子上批了“同意”，并写上：“5年承包期太短了，可以承包30年。”
孙荣福在凤凰山搞种植、养殖业，成了义乌有名的大富户。后来，他捐资四五百万元钱建造稠州公园，并将它无偿赠给了保联村，义乌县委也恢复了他的党籍，任命他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年的义乌，像孙荣福这样有经商本领的人不胜枚举，大陈镇擅长裁剪的徐爱巧、苏溪镇办服装厂的陈平、佛堂镇农技员金序龙……我数都数不过来。为了大力支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1982年11月，义乌县委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明确提出了允许转包责任田、允许带几个学徒、允许议价销售、允许长途运销，让更多的能人施展身手，带领广大群众发家致富。
市场的活力是无穷的。义乌在改革开放中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松绑，发挥其作用，为义乌市场的繁荣发展聚集巨大能量。
在国家统购统销的环境下，火腿加工都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佛堂镇农民办了田心火腿厂，随之受到了省、地、县食品公司的干涉，他们的理由是农民没有权利从事火腿经营，要求关闭火腿厂。
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的创造，并非食品公司的创造。私人火腿加工只要保证达到质量和出口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了。基于此，县委决定支持田心火腿厂继续生产。此外，义乌的传统特产红糖、蜜枣的加工情况也大体相同。农民对食品加工的积极性由此调动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群走上了崛起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亲临义乌视察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到中央工作后，他亲自推动义乌改革试点、“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等工作，多次点赞义乌。如今的义乌，仅国家级改革试点就有12项。新时代，义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武淳）
1982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由衢州（县级市）市委书记调任义乌县委书记。
当时的义乌经济底子薄，主城区仅2.8平方公里，当地人以“整个县城一条街，一个高音喇叭响全城”自嘲。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当年沿街叫卖的小百货市场，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世界“小商品之都”。回望30多年前开放义乌市场时的一系列改革，我仍能清楚地记起其中的许多细节。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我上任之时，义乌人的生活还非常困难。因为土地贫瘠、自然资源少、经济落后，历史上，义乌农民就时兴在农余做点小生意，搞“鸡毛换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推行，已经包产到户的义乌农民开始从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种副业，在城里逐渐自发形成了小规模的路边摊市场。但由于上级没有明确定论，摆地摊做小生意仍不被认可。
1982年5月的一天，义乌小商贩冯爱倩在县委机关大院外拦住了我。冯爱倩在义乌县城的自发“马路市场”摆地摊，经常要东躲西藏。
我把冯爱倩请到办公室，双方理论了约两个小时未果。但冯爱倩一走，我陷入了沉思。接着，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对义乌的“鸡毛换糖”和流动摆摊进行了深入调研。当时，义乌全县有4000多户个体商贩，其中经营小百货的有3000户，从业人员6000多人，且多数没有登记发证。如何管理众多的个体商贩，在义乌县委层面有不同意见。
当时社会上认为，经营小商品就是搞“投机倒把”，从事“假、冒、骗”勾当。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我们抽调人员进行广泛系统的调查，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合法经营的占50%以上，基本合法、稍有问题的占40%左右，真正有投机倒把行为的仅占4%～5%。
为了解放思想，我又带队去温州考察。通过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开放义乌市场的决心。最终，县委常委统一了思想，县委班子集体表态：开放义乌市场，发展经济。
1982年9月5日，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正式开业。当时市场内持有营业许可证的个体商贩有200户，持临时许可证和提篮叫卖的共600多人，每市参加购销交易人数一般有3000多人，多时达5000多人。我也由此感到我们找到了发展义乌经济的新路子。
为能人搭建发展平台
历史是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创造的。义乌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不是“吹出来”、“喊出来”的，而是靠义乌人民脚踏实地干出来的。
历史上，义乌人就有着“手摇拨浪鼓、脚走四方土”的经商传统。义乌人有经济头脑，懂得以物易物，将鸡毛制成工艺品和肥料；义乌人肯吃苦，虽然赚的都是几分钱的蝇头小利，却依旧不辞辛劳。
曾任义乌市保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孙荣福，因带农民外出打工，被定为“黑包工头”开除党籍。当时，他给我写了张纸条，提出要承包凤凰山的120亩土地。凤凰山是一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本，无法经营。他提出，承包期为5年，每年上缴大队2万元，果木场10多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
这事没有先例。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觉得他承包这个一直亏损的果木场，对集体、职工和他本人都有好处，且不拿国家一分钱，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就在条子上批了“同意”，并写上：“5年承包期太短了，可以承包30年。”
孙荣福在凤凰山搞种植、养殖业，成了义乌有名的大富户。后来，他捐资四五百万元钱建造稠州公园，并将它无偿赠给了保联村，义乌县委也恢复了他的党籍，任命他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年的义乌，像孙荣福这样有经商本领的人不胜枚举，大陈镇擅长裁剪的徐爱巧、苏溪镇办服装厂的陈平、佛堂镇农技员金序龙……我数都数不过来。为了大力支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1982年11月，义乌县委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明确提出了允许转包责任田、允许带几个学徒、允许议价销售、允许长途运销，让更多的能人施展身手，带领广大群众发家致富。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的活力是无穷的。义乌在改革开放中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松绑，发挥其作用，为义乌市场的繁荣发展聚集巨大能量。
在国家统购统销的环境下，火腿加工都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佛堂镇农民办了田心火腿厂，随之受到了省、地、县食品公司的干涉，他们的理由是农民没有权利从事火腿经营，要求关闭火腿厂。
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的创造，并非食品公司的创造。私人火腿加工只要保证达到质量和出口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了。基于此，县委决定支持田心火腿厂继续生产。此外，义乌的传统特产红糖、蜜枣的加工情况也大体相同。农民对食品加工的积极性由此调动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义乌小商品市场群走上了崛起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亲临义乌视察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到中央工作后，他亲自推动义乌改革试点、“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等工作，多次点赞义乌。如今的义乌，仅国家级改革试点就有12项。新时代，义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武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