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春节之后，整治医院号贩子的措施频出，然而一边是屡屡抱怨挂号难的患者，一边是严重过劳的医务工作者。号贩子真的是看病难的根源吗？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号贩子不但损害了患者的利益，也让医生很委屈。有的医生的号被号贩子炒到8000块钱，但医生只能按每天看60到100个病人的速度看病。
黄洁夫认为，治理号贩子要“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不要怕用市场经济的规律，现在有的好像说到市场就是洪水猛兽”。总之，不能再用行政命令控制医疗服务的价格。
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让首诊到社区，可以有效减少对专家号的需求，是未来必须选择的道路。号贩子8000元的炒号费，是一个生动的教材。如果医疗价格体系不能尊重市场，优质医疗资源就必定无法摆脱如此荒诞的黄牛价格。
从患者到号贩子
北京协和医院在挂号大厅拉起了“严厉打击号贩子”的红色条幅，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自助挂号的方法，以前这里聚集的四十多个号贩子，已经无影无踪。
王宏和李菲夫妇第一次来北京看病时，便遇上号贩子。他们的儿子患有脑瘫，经常来医院就诊，最终久患成贩，夫妻俩都成了号贩子。
第一次挂号时，他们排队站在第一个，号贩子走过来塞给他们50元钱，请他们帮忙挂一张专家号。他们照做了，也看到了商机。“其实很多号贩子家里都有长期病患，大多是半身不遂、精神疾病等，”一位三甲医院的驻院民警告诉记者，“这叫以贩养病。有的号贩子之前也有可能是受害者，但是这行利益太大了，他们就从患者变成号贩子。”
如果王宏的孩子不是脑瘫患者，他也会叫儿子入行，毕竟在“圈里”，一家三口都做号贩子的不在少数。“他们像家族企业似的。”民警张萌说，她所在的辖区有两家知名三甲医院。她告诉记者，一家人更容易分工，面善的妻子负责招揽客人，熟悉APP等预约方式的儿子去挂号，丈夫给病患送号、收钱。
这种模式被不断复制，号贩子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上线、中间人和下线。有时，张萌也能连续抓住好几个来自同一个县城的号贩子。只要一个人“衣锦还乡”，第二年这家医院附近就能冒出很多相同口音的“同行”。
如果不是“家族生意”，上线则会雇用多名中线、下线，为他招揽客人、排队挂号。一般一张14元的专家门诊号，号贩子会收300元左右；300元的特需专家号，则会根据专家的知名度被炒至上千元。号贩子会雇人去排队挂号，并付给他们50元佣金，剩下的再由中间人和上线分成。“抓到的通常都是最低级的下线，和患者有金钱交易的人一般只是个跑腿的，很难找出来究竟谁是老大。”张萌说。
泡在医院里，已经成了号贩子的习惯，甚至有人大年三十都要来医院晃一圈。即便被患者拒绝，他们还会发给患者一张小卡片，上面除了印着联络方式，还写着他们对自己的定义——“专业跑腿服务”。“买卖不成仁义在，下次说不定就来找我了。”一位号贩子这样解释。
早年间，为了抢占地盘，号贩子常有械斗。“他们打完架，还去派出所报案，我们处理慢了，他们居然还会投诉。”一位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但打完架，这些号贩子还是盘踞在同一家医院，相互制约。不过，一旦遇上和医院保安发生冲突时，他们却能“同仇敌忾”。一名医院保安向记者抱怨，他曾带着一名号贩子去警站做身份证核录，结果陆续冲过来3个号贩子，和他扭打在一起。这些号贩子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姓名或外号，只是脸熟。
2000元一个专家号
2012年，张萌所在辖区的号贩子最为猖獗。那时，几乎每天都有便衣警察在医院巡查。他们拿着录像机拍下号贩子的交易过程，再实行抓捕。如今，为了躲避现场录像，号贩子把现金交易搬到网上，他们开始透过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收款。有的则干脆把生意做到网上，人也不在医院晃了，这让他们的生意不只局限在一家医院。
“除了协和医院，你想在哪家医院妇产科建档都可以帮你。”一名号贩子拿着一个手册告诉记者，手册上罗列着宣武医院、同仁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的挂号情况。
取证变得越来越难。“现在那种一对一交易很少了，一张号都倒好几手。抓住的也都是跑腿、排队的。”张萌说。
即便抓住号贩子，民警还需要患者配合取证，但更多的情况是，刚把号贩子摁倒在地，买号的患者又跑了。一位民警坦言：“我们现在是两头追，一边追号贩子，一边追事主。不配合的事主太多了，根本追不过来。医院的保安看着我们追，都不上手帮忙。”时间久了，号贩子和医院保安也混成了“熟脸”，有时他们甚至会给保安买个煎饼、带个水果。医院保安没有执法权，只能劝说号贩子离开，尽量避免肢体接触，久而久之，他们也懒得再劝。
来自河南的董齐娜在北京连续排了4天队，最终不得不交给号贩子2000元，才挂上了一张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特需专家号。早上6点半，协和医院的挂号窗口开始放号，董齐娜5点到医院排队，轮到她的时候，专家号早已全部挂满。
事实上，为了缓解挂号难，协和医院在2013年开设自助挂号区，这里24小时开放，并且与窗口挂号共用当日号源，先挂先得。除了自助挂号机，患者还可以通过114电话、银行卡预约等方式在这里挂号。
2015年6月，协和医院、广安门医院、人民医院、儿童医院等均推出了各自的APP，提供预约挂号、查询检验结果等多项服务。协和医院会在APP上放出八千多号源，约占每日总号源的70%。为了防止号贩子抢号，儿童医院甚至把所有紧俏的专家号全部放在了APP上。此外，第三方APP如支付宝、好大夫等也陆续提供预约挂号。
董齐娜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号贩子。不到1分钟，2000元的付出让她拿到了一张原本只需要300元的专家号。随后的3年里，董齐娜索性不再排队，直接寻找号贩子挂号。“不想等只能这样。” “这就是明明可以海淘，你非要找代购。”一名民警向记者抱怨是懒惰的患者养肥了号贩子。他发现，号贩子只是比患者更加熟悉各大医院的挂号时间等规则，有时他们只是拿着患者的银行卡去ATM机预约挂号，患者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自己挂号。
一个月七八万，你干不干？
张琳为了帮家人挂上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号，不得不提前一天来到医院。下午5点多，挂号大厅下班了，她带着小板凳，从窗户翻了进去，和她一起翻窗的还有一名号贩子。张琳排在一个挂号窗口的第一位。这个“好心”的号贩子叮嘱她：“如果别人说比你来得早，你就说你一大清早就来了。”
张琳很快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至少有三四拨号贩子企图把张琳挤走。即便挨骂她也不敢说话，只是死死抓住挂号窗口旁边的栏杆。“当时心里只有害怕，由着他们骂，就是不放手。”
“好心”号贩子的“上线”也来到挂号大厅，看到“他的人”没有排在第一个，便对张琳说：“你信不信，我能让你排在第一个，也能让你排在第10个？”张琳不敢应声，也不敢看他，感觉全身都在发抖。“好心”号贩子帮她打了圆场，他告诉“上线”，张琳与他们的目标科室不同，才不了了之。“我没想到那些小声问你要不要号的人，抢号的时候这么穷凶极恶。”
在这个通宵排队的夜里，张琳发现有一个和她同龄的男孩，他是一个号贩子，刚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了钱。”男孩只淡淡地对张琳说了这一句。
如今，号贩子也成了一碗“青春饭”。王宏和李菲年纪大了，通宵熬夜吃不消，渐渐消失了。而张萌抓过的最年轻的号贩子只有19岁，他们并不担心被多次拘留。
从拘留所出来的第二天，21岁的王超（化名）又被抓了。当王超再次离开拘留所时，张萌问他：“以后还干吗？”“不能不干，一个月给你七八万，你干不干？”王超拿回自己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再一次走出了拘留所。
张萌知道，面对巨大利益，号贩子是抓不尽的。这让不少民警陷入苦恼和疲惫。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倒卖有价票据可以处以5至15天的拘留和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有时号贩子进去就像休假一样，有前科后，他们就不在乎自己的记录了。一笔生意赚了上千元，交了罚款还能有富余。”
事实上，倒卖车票、船票已经被写入《刑法》：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告诉记者，对于倒卖医疗号源的号贩子，《刑法》上仍然处于空白。
“仅仅依靠加大惩罚力度，并不能最终根除号贩子。因为不能说号贩子是挂号难、看病难的根源。”郑雪倩说。有时，一些医院的“明星”科室，连号贩子也无计可施。一个号贩子告诉记者，协和医院的产科基本不可能建档，“谁都没有号，协和医院的医生自己都挂不上。那些号到底都被谁挂了呢？”他甚至有些疑惑。
60%患者不应在三甲医院首诊
下午6点半，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刚刚出完急诊，这一天她工作了至少11个小时，午休只有40分钟。而她要面对的是不断冲进诊室催促她的患者，这是急诊医生的常态。在她看来，90%的患者不应该来看急诊，“发烧、感冒都要看急诊，还要到最好的医院，这种心理没法解决。”
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2014年北京年诊疗2.2亿人次，其中三级医院的就诊人数达1.1亿，90%的患者会选择专家号，而专家号每年只有约180万个，这意味着99%的患者无法挂上专家号。
面对这样的超负荷状态，不止一位医务工作者希望提高挂号费，以减少三甲医院的就诊人数。一位医生向记者抱怨：“号贩子的价格才是医生真正的价值体现。病人觉得值得才会去买。”在这家三甲医院里，两位著名的专家的挂号费曾被分别炒到2000元、5000元。而平时两位专家的特需挂号费是300元，普通专家门诊则只有14元。“这个价格让一位来我们医院交流的外国医生特别惊讶，他的诊费是300欧元。”
“三甲医院应该治疗疑难杂症，”郑雪倩说，“一些常见病，一级、二级医院完全可以治疗。” 2015年，分级诊疗已经被纳入医疗改革的工作重点。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所有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和综合医改试点省份都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指出，培养全科医生是医改分级诊疗的重要一环。
在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岳看来，应该尽快让一级、二级医院，成为三甲医院的挂号处。目前，有60%的病人都不应该在三甲医院首诊。“基层医院医生做好守门员，他们来认定谁应该去三甲医院就诊。”
但患者的观念也很难轻易改变。“来北京就要看最好的医院专家。”一位皮肤病患者告诉记者，她向号贩子购买了一张三百多元的专家门诊号，但她抱怨：“为什么协和医院给我开的药和县里医生一样呢？”
其实早在2009年，北京三级医院便开始预约挂号。但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在2013年，投入到预约挂号统一平台的三千多万号源中，专家号预约率仅为43.4%，超过半数的专家号被闲置。这些被闲置的专家号，大多是一级、二级医院的医生。而患者对专家号难挂的抱怨从未消减。
对策永远比问题多
为了防止号贩子，无论是医院还是公安部门都做出了不少努力。2001年，协和医院开始实名制挂号，当天还是来了四十多个号贩子。“实名制管不了他们。”一位驻院民警说，号贩子不但可以拿着患者的就诊卡挂号，也可以自己通过北京市统一挂号平台用假造的身份证信息挂号。
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办就诊卡需要身份证，但如果患者忘带了我们还是会给他办，所以一个人可以有N张就诊卡、挂N张号，甚至可以写不同的名字。”
为了杜绝号贩子，这家医院已经在部分科室试行更严格的实名制就诊，要求挂号人和就诊人必须一致。“已经半年了，目前也没有全面展开，可能还是有很多问题。”这位医生说，“你说患者拿着别人挂的号，跪在你面前，你能不给他看病吗？”
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岳告诉记者，号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在看病流程上有两个漏洞。一是在挂号时，尤其是网络预约挂号，并不需要准确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注册并成功挂号。“（这个问题）最亟待解决的是医院就诊卡如何与公安部门、社保部门特别是外地社保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接。”
另一个问题是，在医生看病时，如果发现就诊人和挂号人不一致，难以拒绝治疗。“不应该让医生单方面严格执行这个要求，这是完全可以从技术上解决的。”王岳举例说，譬如在开具处方前，医生必须再刷一次患者的二代身份证才能开出药方。“或者也可以取消就诊卡，就用二代身份证、或者是全国联网后的医保卡。对策永远比问题多。”
在王岳看来，这些方法都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名制就诊。“卫生部应该学习铁道部。”如今，一些高铁线路已经不用取票，凭二代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乘车，“这也体现了一个行政管理问题，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彼此相互依托，但又不相互沟通。”
然而，患者抱怨挂号难，医务工作者抱怨过度劳累，这样的困局似乎从未停止。
一个醒目的变化是，春节之后，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等“稀缺资源”，针对号贩子使出“杀手锏”——不限号。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应对机制似乎难以长久，“这会刺激更多患者跑到大医院就诊，医生只会更累。”
另一个消息是，2016年北京市将在22家市属大医院全部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在北京市医管局看来，取消现场放号，推行实名制预约挂号，将有效打击号贩子。
（文据《中国新闻周刊》《京华时报》等）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号贩子不但损害了患者的利益，也让医生很委屈。有的医生的号被号贩子炒到8000块钱，但医生只能按每天看60到100个病人的速度看病。
黄洁夫认为，治理号贩子要“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不要怕用市场经济的规律，现在有的好像说到市场就是洪水猛兽”。总之，不能再用行政命令控制医疗服务的价格。
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让首诊到社区，可以有效减少对专家号的需求，是未来必须选择的道路。号贩子8000元的炒号费，是一个生动的教材。如果医疗价格体系不能尊重市场，优质医疗资源就必定无法摆脱如此荒诞的黄牛价格。
从患者到号贩子
北京协和医院在挂号大厅拉起了“严厉打击号贩子”的红色条幅，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自助挂号的方法，以前这里聚集的四十多个号贩子，已经无影无踪。
王宏和李菲夫妇第一次来北京看病时，便遇上号贩子。他们的儿子患有脑瘫，经常来医院就诊，最终久患成贩，夫妻俩都成了号贩子。
第一次挂号时，他们排队站在第一个，号贩子走过来塞给他们50元钱，请他们帮忙挂一张专家号。他们照做了，也看到了商机。“其实很多号贩子家里都有长期病患，大多是半身不遂、精神疾病等，”一位三甲医院的驻院民警告诉记者，“这叫以贩养病。有的号贩子之前也有可能是受害者，但是这行利益太大了，他们就从患者变成号贩子。”
如果王宏的孩子不是脑瘫患者，他也会叫儿子入行，毕竟在“圈里”，一家三口都做号贩子的不在少数。“他们像家族企业似的。”民警张萌说，她所在的辖区有两家知名三甲医院。她告诉记者，一家人更容易分工，面善的妻子负责招揽客人，熟悉APP等预约方式的儿子去挂号，丈夫给病患送号、收钱。
这种模式被不断复制，号贩子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上线、中间人和下线。有时，张萌也能连续抓住好几个来自同一个县城的号贩子。只要一个人“衣锦还乡”，第二年这家医院附近就能冒出很多相同口音的“同行”。
如果不是“家族生意”，上线则会雇用多名中线、下线，为他招揽客人、排队挂号。一般一张14元的专家门诊号，号贩子会收300元左右；300元的特需专家号，则会根据专家的知名度被炒至上千元。号贩子会雇人去排队挂号，并付给他们50元佣金，剩下的再由中间人和上线分成。“抓到的通常都是最低级的下线，和患者有金钱交易的人一般只是个跑腿的，很难找出来究竟谁是老大。”张萌说。
泡在医院里，已经成了号贩子的习惯，甚至有人大年三十都要来医院晃一圈。即便被患者拒绝，他们还会发给患者一张小卡片，上面除了印着联络方式，还写着他们对自己的定义——“专业跑腿服务”。“买卖不成仁义在，下次说不定就来找我了。”一位号贩子这样解释。
早年间，为了抢占地盘，号贩子常有械斗。“他们打完架，还去派出所报案，我们处理慢了，他们居然还会投诉。”一位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但打完架，这些号贩子还是盘踞在同一家医院，相互制约。不过，一旦遇上和医院保安发生冲突时，他们却能“同仇敌忾”。一名医院保安向记者抱怨，他曾带着一名号贩子去警站做身份证核录，结果陆续冲过来3个号贩子，和他扭打在一起。这些号贩子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姓名或外号，只是脸熟。
2000元一个专家号
2012年，张萌所在辖区的号贩子最为猖獗。那时，几乎每天都有便衣警察在医院巡查。他们拿着录像机拍下号贩子的交易过程，再实行抓捕。如今，为了躲避现场录像，号贩子把现金交易搬到网上，他们开始透过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收款。有的则干脆把生意做到网上，人也不在医院晃了，这让他们的生意不只局限在一家医院。
“除了协和医院，你想在哪家医院妇产科建档都可以帮你。”一名号贩子拿着一个手册告诉记者，手册上罗列着宣武医院、同仁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的挂号情况。
取证变得越来越难。“现在那种一对一交易很少了，一张号都倒好几手。抓住的也都是跑腿、排队的。”张萌说。
即便抓住号贩子，民警还需要患者配合取证，但更多的情况是，刚把号贩子摁倒在地，买号的患者又跑了。一位民警坦言：“我们现在是两头追，一边追号贩子，一边追事主。不配合的事主太多了，根本追不过来。医院的保安看着我们追，都不上手帮忙。”时间久了，号贩子和医院保安也混成了“熟脸”，有时他们甚至会给保安买个煎饼、带个水果。医院保安没有执法权，只能劝说号贩子离开，尽量避免肢体接触，久而久之，他们也懒得再劝。
来自河南的董齐娜在北京连续排了4天队，最终不得不交给号贩子2000元，才挂上了一张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特需专家号。早上6点半，协和医院的挂号窗口开始放号，董齐娜5点到医院排队，轮到她的时候，专家号早已全部挂满。
事实上，为了缓解挂号难，协和医院在2013年开设自助挂号区，这里24小时开放，并且与窗口挂号共用当日号源，先挂先得。除了自助挂号机，患者还可以通过114电话、银行卡预约等方式在这里挂号。
2015年6月，协和医院、广安门医院、人民医院、儿童医院等均推出了各自的APP，提供预约挂号、查询检验结果等多项服务。协和医院会在APP上放出八千多号源，约占每日总号源的70%。为了防止号贩子抢号，儿童医院甚至把所有紧俏的专家号全部放在了APP上。此外，第三方APP如支付宝、好大夫等也陆续提供预约挂号。
董齐娜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号贩子。不到1分钟，2000元的付出让她拿到了一张原本只需要300元的专家号。随后的3年里，董齐娜索性不再排队，直接寻找号贩子挂号。“不想等只能这样。” “这就是明明可以海淘，你非要找代购。”一名民警向记者抱怨是懒惰的患者养肥了号贩子。他发现，号贩子只是比患者更加熟悉各大医院的挂号时间等规则，有时他们只是拿着患者的银行卡去ATM机预约挂号，患者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自己挂号。
一个月七八万，你干不干？
张琳为了帮家人挂上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号，不得不提前一天来到医院。下午5点多，挂号大厅下班了，她带着小板凳，从窗户翻了进去，和她一起翻窗的还有一名号贩子。张琳排在一个挂号窗口的第一位。这个“好心”的号贩子叮嘱她：“如果别人说比你来得早，你就说你一大清早就来了。”
张琳很快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至少有三四拨号贩子企图把张琳挤走。即便挨骂她也不敢说话，只是死死抓住挂号窗口旁边的栏杆。“当时心里只有害怕，由着他们骂，就是不放手。”
“好心”号贩子的“上线”也来到挂号大厅，看到“他的人”没有排在第一个，便对张琳说：“你信不信，我能让你排在第一个，也能让你排在第10个？”张琳不敢应声，也不敢看他，感觉全身都在发抖。“好心”号贩子帮她打了圆场，他告诉“上线”，张琳与他们的目标科室不同，才不了了之。“我没想到那些小声问你要不要号的人，抢号的时候这么穷凶极恶。”
在这个通宵排队的夜里，张琳发现有一个和她同龄的男孩，他是一个号贩子，刚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为了钱。”男孩只淡淡地对张琳说了这一句。
如今，号贩子也成了一碗“青春饭”。王宏和李菲年纪大了，通宵熬夜吃不消，渐渐消失了。而张萌抓过的最年轻的号贩子只有19岁，他们并不担心被多次拘留。
从拘留所出来的第二天，21岁的王超（化名）又被抓了。当王超再次离开拘留所时，张萌问他：“以后还干吗？”“不能不干，一个月给你七八万，你干不干？”王超拿回自己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再一次走出了拘留所。
张萌知道，面对巨大利益，号贩子是抓不尽的。这让不少民警陷入苦恼和疲惫。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倒卖有价票据可以处以5至15天的拘留和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有时号贩子进去就像休假一样，有前科后，他们就不在乎自己的记录了。一笔生意赚了上千元，交了罚款还能有富余。”
事实上，倒卖车票、船票已经被写入《刑法》：票面数额在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告诉记者，对于倒卖医疗号源的号贩子，《刑法》上仍然处于空白。
“仅仅依靠加大惩罚力度，并不能最终根除号贩子。因为不能说号贩子是挂号难、看病难的根源。”郑雪倩说。有时，一些医院的“明星”科室，连号贩子也无计可施。一个号贩子告诉记者，协和医院的产科基本不可能建档，“谁都没有号，协和医院的医生自己都挂不上。那些号到底都被谁挂了呢？”他甚至有些疑惑。
60%患者不应在三甲医院首诊
下午6点半，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刚刚出完急诊，这一天她工作了至少11个小时，午休只有40分钟。而她要面对的是不断冲进诊室催促她的患者，这是急诊医生的常态。在她看来，90%的患者不应该来看急诊，“发烧、感冒都要看急诊，还要到最好的医院，这种心理没法解决。”
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2014年北京年诊疗2.2亿人次，其中三级医院的就诊人数达1.1亿，90%的患者会选择专家号，而专家号每年只有约180万个，这意味着99%的患者无法挂上专家号。
面对这样的超负荷状态，不止一位医务工作者希望提高挂号费，以减少三甲医院的就诊人数。一位医生向记者抱怨：“号贩子的价格才是医生真正的价值体现。病人觉得值得才会去买。”在这家三甲医院里，两位著名的专家的挂号费曾被分别炒到2000元、5000元。而平时两位专家的特需挂号费是300元，普通专家门诊则只有14元。“这个价格让一位来我们医院交流的外国医生特别惊讶，他的诊费是300欧元。”
“三甲医院应该治疗疑难杂症，”郑雪倩说，“一些常见病，一级、二级医院完全可以治疗。” 2015年，分级诊疗已经被纳入医疗改革的工作重点。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所有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和综合医改试点省份都要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指出，培养全科医生是医改分级诊疗的重要一环。
在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岳看来，应该尽快让一级、二级医院，成为三甲医院的挂号处。目前，有60%的病人都不应该在三甲医院首诊。“基层医院医生做好守门员，他们来认定谁应该去三甲医院就诊。”
但患者的观念也很难轻易改变。“来北京就要看最好的医院专家。”一位皮肤病患者告诉记者，她向号贩子购买了一张三百多元的专家门诊号，但她抱怨：“为什么协和医院给我开的药和县里医生一样呢？”
其实早在2009年，北京三级医院便开始预约挂号。但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在2013年，投入到预约挂号统一平台的三千多万号源中，专家号预约率仅为43.4%，超过半数的专家号被闲置。这些被闲置的专家号，大多是一级、二级医院的医生。而患者对专家号难挂的抱怨从未消减。
对策永远比问题多
为了防止号贩子，无论是医院还是公安部门都做出了不少努力。2001年，协和医院开始实名制挂号，当天还是来了四十多个号贩子。“实名制管不了他们。”一位驻院民警说，号贩子不但可以拿着患者的就诊卡挂号，也可以自己通过北京市统一挂号平台用假造的身份证信息挂号。
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办就诊卡需要身份证，但如果患者忘带了我们还是会给他办，所以一个人可以有N张就诊卡、挂N张号，甚至可以写不同的名字。”
为了杜绝号贩子，这家医院已经在部分科室试行更严格的实名制就诊，要求挂号人和就诊人必须一致。“已经半年了，目前也没有全面展开，可能还是有很多问题。”这位医生说，“你说患者拿着别人挂的号，跪在你面前，你能不给他看病吗？”
北京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岳告诉记者，号贩子的存在是因为在看病流程上有两个漏洞。一是在挂号时，尤其是网络预约挂号，并不需要准确的个人信息，就可以注册并成功挂号。“（这个问题）最亟待解决的是医院就诊卡如何与公安部门、社保部门特别是外地社保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接。”
另一个问题是，在医生看病时，如果发现就诊人和挂号人不一致，难以拒绝治疗。“不应该让医生单方面严格执行这个要求，这是完全可以从技术上解决的。”王岳举例说，譬如在开具处方前，医生必须再刷一次患者的二代身份证才能开出药方。“或者也可以取消就诊卡，就用二代身份证、或者是全国联网后的医保卡。对策永远比问题多。”
在王岳看来，这些方法都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名制就诊。“卫生部应该学习铁道部。”如今，一些高铁线路已经不用取票，凭二代身份证就可以进站乘车，“这也体现了一个行政管理问题，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彼此相互依托，但又不相互沟通。”
然而，患者抱怨挂号难，医务工作者抱怨过度劳累，这样的困局似乎从未停止。
一个醒目的变化是，春节之后，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等“稀缺资源”，针对号贩子使出“杀手锏”——不限号。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应对机制似乎难以长久，“这会刺激更多患者跑到大医院就诊，医生只会更累。”
另一个消息是，2016年北京市将在22家市属大医院全部实施非急诊全面预约。在北京市医管局看来，取消现场放号，推行实名制预约挂号，将有效打击号贩子。
（文据《中国新闻周刊》《京华时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