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老师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内迁学校很多，为何西南联大最有名？”陈老师认为，西南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拍摄各种照片，顺便做社会调查和文化考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等。这也是西南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反，作为“同胞兄弟”的西北联大为何长期湮没无闻？至今没有看到出版过哪位西北联大师生的翔实日记或长篇回忆录，只听说黎锦熙先生有很多日记被其后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还只是计划整理呢。一些零星的工作记录（如刘德润《第二中队迁移行军纪要》、徐世度《奉派至汉中区觅校舍工作日记》等），或回忆片段（如《罗章龙回忆录》、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等），又怎么比得上西南联大师生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呢？先天不足，后天也不够。2016年国庆期间，我去西北大学拜会姚远老师。我们交流过一个话题，日渐兴起的西北联大研究还在象牙塔内，在小圈子里，没有走入民间，也就不为普罗大众所知，不能起到普及传播的作用。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从没有踏足过陕甘宁大地。我的兴趣点乃是内迁四川地区的高校特别是武汉大学，对于西北地区的高校从未做非分之想。
　　我没想，人家却在想。这个“人家”，乃金城出版社李涛先生。2015年7月份，李先生联系到我，说是看过我写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的一些书，觉得还不错，想请我写西北联大。
　　深知自己一没名气，二没实力，因此，得到这个消息时，我虽然内心惊喜，还是做了些推让，对李先生说有诸多名家学者比我更适合。但是，李先生丝毫没有退步，似乎就认定我了。
　　我赶紧盘点自己的家底：对抗战内迁高校的历史大背景，我并不陌生，曾经研究过东北大学内迁西安的史实，顺带了解过战时陕西的教育情况，而东北大学与西北联大是有交集的。我的書房里也有一些关于西北联大的书籍资料在睡大觉，赶紧翻出来恶补。恶补之后，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西北联大办学历史太短，牵扯学校太多，分分合合乱如麻。正如陈平原老师在本书序中所说：“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先别说要具备什么样的功力，起码得掌握多少的史料啊。何况我又是业余偷闲写作，不具备频繁出差采访及泡档案馆的条件。可是，西北联大这个重大的冷门课题，对我这个不爱追风凑热闹的人来说，颇具诱惑力。但我不能急于和李先生签合同，万一签了合同，交不了差怎么办？我这只小燕雀也珍惜自己的羽毛，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我决定先写起来再说。小九九这么一打，我的心里似乎就舒坦了许多。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这个浩大工程，先期还得大投入。正如韩石山所言：“写作，应是一种舍得投资的事，完成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花钱是本分。”当初我写武汉大学，花费几年时间，耗费数万钱财，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经验证明，从事文史写作就是要舍得买书。只要花了钱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事。比如，《城固文史》合订本约三百元，“西北行记丛萃”两辑四五百元，薄薄一册《西北联大在城固》一百五十元，寥寥几页纸的童冠贤和胡庶华史料片段一百多元。我不是没纠结，也曾犹豫过，最终还是狠狠心，收入囊中。在家里坐拥书城、史海捞针的感觉，跟在图书馆借阅是不一样的。何况大量书籍资料，在一般图书馆里是没有的。也难怪陈平原老师读了拙稿，不由得感叹：“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有陈老师的这句话，我花费再多也值了。
　　寒来暑往，经过前后一年半的空闲时间，拉拉杂杂地写出了这部书稿。
　　在书稿快要告竣之际，李先生又做了几件让人感动不已的事情：牵线搭桥，让我认识了一些西北联大校友和本领域的研究专家（特别是姚远老师）；无私奉献，给我提供了一些论文资料及国图账号让我查阅近代报刊；不远千里，飞到南方亲手将出版合同递到我手上。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少朋友给我赠送过参考书籍或提供过资料信息，他们是原西北大学未到任的校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先生、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的外孙徐冬冬先生、原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的侄女吴令华老师、西北大学档案馆馆长王旭州先生、天津大学档案馆馆长韩宝志先生、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师桂芳女士、陕西理工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陈海儒先生、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顾问俞行先生、陕西渭南申关林先生、山西太原于长辉先生、湖南长沙任理先生……这些朋友里，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大都没见过面，但他们都很热心。特别是北京大学陈平原老师，我们彼此也未谋面，陈老师却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这个无名小辈作序，更是感念不已。历史书写永远是遗憾的。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我指瑕补阙，假以时日再修订完善。
　　（本文系作者为《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一书所作后记，题目为编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