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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寒少年爱好上马克思主义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务后就在书架旁逡巡，马列选集、鲁迅小说、苏联文学，开始了他的启蒙。
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变化……
“小人物”打响“可贵的第一枪”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这个转折，既是李希凡本人的脱颖而出，也牵扯出5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轮文化批判，涉及了更多人命运的变故。
那年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接下来的事情实属预料之外了。
首先，毛泽东看到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压制革命力量”（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了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其个人功名而言，开始了风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当年，李希凡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
偶像的烦恼也总还是幸福的烦恼。当年李希凡和蓝翎遭到的追捧也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普遍认为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就将“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林希翎”，定为自己的笔名。而据李希凡说，他两年前为编“艺术史”申请经费，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慷慨地答应，笑说，自己当年可是李的“粉丝”。
不听江青的话
“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革命不息战斗不止。
多年来，李希凡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不仅对各时期的重要文艺作品，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等发表评论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历次的问题论争中来，比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批“鬼戏”、哲学上批杨献珍“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晖，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这位大人物的夫人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一个小人物”，在大人物们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阴影里，左右不是，诚惶诚恐。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李希凡又红又正的地位罩上了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
毛主席啊毛主席
如今，年近80的李希凡对“左”、“僵化”这样的标签，已无意反驳；但在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他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李希凡称自己：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主编：耿立 本文作者：刘天时）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白天，李希凡在做完家务后就在书架旁逡巡，马列选集、鲁迅小说、苏联文学，开始了他的启蒙。
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变化……
“小人物”打响“可贵的第一枪”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这个转折，既是李希凡本人的脱颖而出，也牵扯出5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一轮文化批判，涉及了更多人命运的变故。
那年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最近《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先是蓝翎写了初稿，然后我修改誊抄。”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文章写就写了，发就发了，接下来的事情实属预料之外了。
首先，毛泽东看到发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10月，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压制革命力量”（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了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希凡，就其个人功名而言，开始了风光得意的航程：
1954年当年，李希凡即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1955年，出席第一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并获奖章；同年6月，作为新闻界代表，出席国际青年联欢节，出访东欧和苏联……
偶像的烦恼也总还是幸福的烦恼。当年李希凡和蓝翎遭到的追捧也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被普遍认为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就将“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林希翎”，定为自己的笔名。而据李希凡说，他两年前为编“艺术史”申请经费，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慷慨地答应，笑说，自己当年可是李的“粉丝”。
不听江青的话
“小人物”的命运就此结束了。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革命不息战斗不止。
多年来，李希凡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不仅对各时期的重要文艺作品，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等发表评论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历次的问题论争中来，比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批“鬼戏”、哲学上批杨献珍“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晖，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这位大人物的夫人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一个小人物”，在大人物们政治运动、权力斗争的阴影里，左右不是，诚惶诚恐。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李希凡又红又正的地位罩上了阴影。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李希凡来了没有”。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之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幻大王旗’啊……”
毛主席啊毛主席
如今，年近80的李希凡对“左”、“僵化”这样的标签，已无意反驳；但在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他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李希凡称自己：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 主编：耿立 本文作者：刘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