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馬光是北宋时期两个标志性人物。声望、地位、能力都是棋逢对手的超一流。两人私交也不错，属典型的惺惺相惜型。但是由于两人政见不一，因此也就造成两人的人生轨迹大相径庭。王安石在庙堂之上竭力攀登鼎故革新的奇峰，而司馬光处江湖之远则一再地向下深掘历代治道的珠贝。当王安石辞世时，伤心落泪且挺身为其说话的正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司馬光。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得到了锐意进取的宋神宗的支持。他要强干弱枝，他要振兴朝廷，他要富国强兵。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如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可见雄心之大，力度之大，效应之大。这样大的举措要是在开基立国时应该不算问题，因为一张白纸可以随心所欲画出任何想要的图画，可是改造旧房子就没有那么省事了。要剜掉“旧疮”，换上“新肉”。这样一来，就势必有人“流血”，就势必有人疼痛难忍。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应该“砍”掉的东西，恰恰被一些人认为这正好是他们家的祖传之宝，他们怎么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呢?他在《答司馬谏议书》中明确地写出了面对的境况：“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一个“汹汹然?形象地表现出了他前进的艰难，正如一个泰山极顶看日出，冰峰项上摘雪莲的勇士，甘苦酸辛难为外人言道。
　　不过，他在他_的名作《游褒禅山记》中似乎感悟颇深：“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实现远大抱负、领略无限风光是要有不少条件的，对于自己来说，只要尽全力而为之就没有什么可遗憾可悔恨的了，至于结果如何，就听天由命了。这不正是当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至于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也”的翻版吗?
　　王安石的攀登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历史没有亏待他，“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美誉就是他不朽的丰碑。
　　
　　司馬光正好相反。蛰居于洛阳的斗室内，还要在本已十分狭窄逼仄的领地挖一个深深的地窖，把自己放进去。向下、向下、一直向下，就像潜水员那样，深深地潜到另一个很少有人光顾的世界。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一直潜了15年。自朝至夕，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潜着、挖着、掘着、辨着，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残稿就堆满了两大屋子。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他在给皇帝的上表中这样说自己的状况：“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也令人辛酸。然而，历史同样深深地记住了他。他的名字和他用心血灌溉出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一起，永远闪耀在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史的天空。
　　“有麝自然香，不用当风扬”，哪怕他潜得再深，潜得再远，也潜不出人们的一颗颗心。“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宋史·司馬光传》)。
　　“王家上天，司馬入地”，这是人们对他们二人的戏谑。其实，去哪都不重要，关键是那是你想去的地方，那是你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