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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社会分工中，大学承担着独特的文化责任，通过学术延续和发展人类的文化与智慧，不懈地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思想价值资源和理想图景，是现代大学的理想与使命所在。服务于中国文化大繁荣与大发展的中国大学，应当在诠释当代中国实践、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资源、引领中国的文化创新等方面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中国大学需要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传统、建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治校理念、强化大学的文化育人能力等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
关键词：中国大学；文化责任；文化精英；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16-06
收稿日期：2012-1-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历程与经验”。
作者简介：韩喜平(1965- )，男，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现代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大学的贡献。大学的性质反映着一种文化的特质，大学的作为直观地呈现着一种文化的水平与前景。中国大学因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对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有着其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现代大学的文化责任
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中世纪大学制度确立以后，凡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基本上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它们或是直接诞生在大学里，或是通过大学而得以传播，从而使大学最终成为促进人类文化不断进步的策源地。一方面，大学人通过理论知识的创新，为人们打开新的视界，推动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集萃地，始终承担着社会良知的职责，评判、指引着社会一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实践。可以说，大学对社会文化的贡献是社会对大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所在。
大学应当为何种文化或者说什么意义上的文化发展负责？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文化本身太复杂，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更加复杂，多元价值共时性存在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大学不断世俗化的历史，即大学与社会发展、大学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大学与社会文化的自觉关联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近代的大学原本是求知者远离尘世繁扰，为求知而求知、为学术而学术的场所，在精神自由和学术自由之中追求真理和至善是大学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大学人所关注的只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至于大学的精神创造对于社会的影响或作用则只被看成是某种意外的结果。尽管这时的大学是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家园，但已经开始在质疑社会传统、指斥迷信崇拜、攻击教条权威中引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并贡献着先进的文化创造。随着理性传统与实用目标相结合的近代科学精神的确立，大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大且多元化，大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日益成为社会中的大学，社会日益成为大学中的社会。今天，社会和大众对于大学的文化创造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大学所期许的目标越来越多，大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此，需要对大学的社会责任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尽管从现实性的角度我们不能否定大学有责任有能力满足社会对它的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部期待，但是，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研究所，也不是职业技能培训所。思考大学对社会的文化贡献更应当去关注大学所具有的而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文化特征与文化贡献。如果说一般的社会组织所关注的主要是有限的短暂的存在或目标，那么，大学与暂时性的关系远不及与永恒性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既是大学的特性和生命所在，也是大学特有的文化贡献的源泉。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学术性和基于学术的社会责任。何为学术？竺可桢先生的概括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学术之为学术，就在于学术不是权术，不是“炼金术”，而是独立思考、怀疑批判和为真理而献身。学术是自由的，真理是理想的。在这个意义上，以学术为基本定义的大学也就具有了理想性的气质，大学的学术实际上是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或者说是大学人以理论的形式所表达的对生活与生活世界的理想性理解。由此，大学所关注的文化是比人的“此在”更高层次上的表征，大学的文化责任就是理想性的，因而也就是精神性的，理想与精神的核心是形上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大学的文化责任就是通过学术延续和发展人类的文化与智慧，不懈地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思想资源和理想图景。
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大学的文化责任就是大学对文化发展的责任，即以学术的方式去关注和探讨社会和人的未来，设计种种可能的理想生活形态和实现理想的路径，从而以智慧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和人的现实解放。所以，大学的文化责任主要在于创新而不在于守成，在于实质的发展而不在于形式的翻新，在于改变世界而不在于解释世界。大学不一定能够规划出一幅确定的文化发展的理想图景，毕竟大学不是教会，教授也不是先知。但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自我观照，离不开对于文化的理论构造和理想构造，离不开以追求真理的方式来体现社会良知的学者。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现代大学的文化责任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大学为社会文化提供必备的价值资源。“文化”即是人化，其核心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向往与追求的方式。众所周知，现代性即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在文化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一方面，现代社会在其基本原则上是技术型的，它把技术的无机的模式应用于对人自身的理解以及人对世界和他者的理解。社会生活中工具理性主义极端扩张，而意义和价值的真理性却以自由承诺为借口被消解；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又需要来自形上的支撑，无论是社会的整合、社会发展的方向选择，还是现代人的存在和存在的方式，都需要确定性的最终的理由，但是现代社会并不提供这一理由，相反，它在消解源于传统的意义和价值。矛盾是现代性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大学与社会是文化的二端，一端是形上的价值，一端是形下的功利，二者的相反相成和否定性同一是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大学对真理的追求首先是对价值真理的追求。知识分子以其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独特精神向度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通过文化批判创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为变化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整合基础，使社会得以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纠正和自我定向。 第二，大学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根本的智力支持。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单位，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是现代国家存在的文化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民族文化的建设或者说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显得尤其重要。后发展国家需要建立与传播主流的民族文化，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铸造民族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与团结，巩固意识形态，同时建构国家管理人民和人民效忠国家的合法性。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使保持社会凝聚力和团结越来越困难，个人主义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世俗化以及社会流动等都在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显然，仅靠国家的力量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普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形式、内容、建构途径等都不是政治所能强力规定的，即使是全能政治在现代社会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果说政治精英、大众等是生活在文化的表层，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在文化的深层。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知识分子的学术贡献，如梳理和传承文化传统、比较和分析文化差别、总结和反省当下的文化状况、构建和论证种种可能的文化样式，灌输和传播文化理念，等等。通过深层的文化辩护来推行国家忠诚和塑造现代性的凝聚性的民族文化，通过对民族文化在学术层面的坚守来反击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消解，是大学特别是后发展国家大学的现代职责。
第三，大学为社会和民族国家培养合格的人。大学的教育功能所体现的文化责任就是培养人，或者说使人学会做人。人不是抽象的，所有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被定义被评价被需要的，所以人需要教育。所谓教育，从哲学上来理解，就是扬弃自然的本性，是对超越于自然性的文化的精神内涵的自我吸收或转换。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进入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生活，从而把自我提升到一种普遍性理想性存在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不仅仅是创造了具有文化生命的个体，而且使得历史文化传统获得活生生的生命载体，使之得以传承下去。在此，大学的文化责任既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大学的育人责任，在不同发达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努力方向。西方发达社会基于价值平等和价值观自由的前提，曾经更多提倡的是做人的能力或技术的教育，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把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广泛的兴趣、为就业做准备等列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而后发展国家更加注重的是做人原则教育即价值观教育，如新加坡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后发展国家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把个人的成长方向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确立国家管理个人与个人效忠国家的合法性。目前，发达国家也意识到做人能力教育的局限性，提出了做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促进学生从具有能力到承担责任的设想。
二、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大学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大学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大学依其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核心地位和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打破了几千年未变的独断论的文化传统，通过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入与传播，开放了国人的文化视野，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延安时期的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适应军事斗争需要、培养革命干部的同时，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路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开创出来，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发展传统来巩固和发扬光大。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倦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我们在肯定中国大学文化贡献的历史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亡族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中，大学所承担的更多是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等等，而大学的文化责任没有在一种独立的意义上被确认，只是作为上述责任的附属才具有某种局部的工具性的意义。这种情况不仅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学只被当作政治的传声筒和扬声器，大学的文化功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大学的政治文化功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由政治转向经济，在“教育是生产力”这一高等教育理念的主导下，大学主要以经济进步、科技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为自己的责任，大学的文化承担仍然没有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能。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评价中国大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承担不同责任的正当性，我们只是确认一点，今天的中国大学应当有自己文化责任的自觉和担当，应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责任。
第一，诠释当代中国文化，理论地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走出的这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意义，至少会示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目标选择。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才成为世界的焦点，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无非是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先进性的认可。显然，这一实践层面的文化创造需要理论的诠释与再现，从而形成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按照一种古老的大学观，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真理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追求真理的方式。现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真理是生活的真理和实践的真理，最真实的追求真理的方式既不是“我注六经”，也不是“六经注我”。生活和实践的真理只能来自生活实践本身。因此，大学诠释文化就要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本身。所谓诠释，就是要凝炼中国实践的精神意蕴，升华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构造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辩护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通过这种诠释建立起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当然，文化诠释的目的并不只在解释性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化诠释也意味着反省和自我批判，毕竟中国实践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需要文化上的反思和新的构造。 诠释当代中国的生活与实践，本身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不搞文化输出，但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对于当今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经验值得也需要全世界头脑清醒的人去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创造性已经超越了当下世界的所有的理所应当的教条，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实践。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成功既引起整个世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太多的误解。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形象需要学术层面的文化建构。大学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建构属于中国的学术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形成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学术原理、学术文献和学术权威，从而通过理论的方式把中国实践展示给世界。
第二，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实现在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否定性同一之中，实现在大众与精英的良性循环互动之中。那么，大学作为文化的中心，其责任在于坚守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主导着社会的政治走向、道德风尚、审美情趣、舆论导向，对于大众具有示范和教化的作用。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文化精英总是有其时代内涵的。从规范的意义上说，文化精英就是掌握精英文化的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应当是体现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理想目标的精英，除了拥有专业知识和专业创新能力以外，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忠诚的信仰，对于中国人民有着深重的责任感，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对于中国的大众有着足够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没有文化上的冷漠或自卑，相反，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是他们自觉的“第二自然”，而且是他们刻意守护并发扬光大的神圣之物。由此，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精英教育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武装青年学生，使他们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自觉地担当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未来发展的伟大使命。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是学习做人的地方。这既是源于西方的古老的大学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早在1943年，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就说过，“延大今后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1]。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也就是培育优秀的中国人。文化，从表层来说，是由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审美方式以及能力所构成的一个系统，是人的获得性遗传。从深层上说，是意义、价值和理想，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文化就是人的“活法”。党中央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号召从形式上说是强调文化外在表现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作为共同体对生存的意义、理想、方式的设计、创造和普遍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体现着当代中国人追求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的整体性要求和意愿，而优秀的中国人就是以先进的中国文化为生活模式且因此获得尊严和幸福的人。因此，大学教育应当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考虑的不仅是学生的未来生存技能，更是学生的文化归属和精神家园。学生个体成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文化层次上的统一才是大学以人为本教育的实质与核心。
第三，抵御市场和资本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冲击。矛盾是现代性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性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学与市场的相反相成也许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尽管不能否认资本逻辑与市场经济对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到，市场体系是一种非人化的体系，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文化繁荣容易成为一种虚假甚至异化的繁荣。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和普及来说，可以借助资本的逻辑和文化市场的作用，但这一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毕竞利益才是资本文化与市场文化的核心，其他文化只有内容与形式符合或可以纳入利益考量时，才能进入其中。因此，资本与市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实质性效果的推广和普及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被其消解的危险。同时，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已经揭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来自市场以外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和人的自然欲望无限膨胀的抑制平衡因素。这一文化资源在西方是传统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由、超越、追求真理与至善是大学的本己特征，以批判社会的方式服务于社会是大学基本的社会功能。就当代中国而言，需要大学以其超越现实的独特精神向度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对市场文化保持一种清醒理智甚至是警惕的态度，通过对市场文化和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性解读，提醒人们注意确定市场膨胀和资本逻辑延伸的边界，防止整个社会的泛市场化，并为市场正常健康发展提供文化支持。
第四，引领中国的文化创新。“大学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影响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方向。”[2]创新是自由的学术的本性。中国大学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自己的创新性贡献。总体上说，中国现在仍然处在文化转型期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目前来说，还处于一种相当抽象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其一，自近代以来反复思考和争论的诸多事关民族文化及其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如东方与西方、普世与地方性、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等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公认的解决，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争论还在进行中，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如果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形不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那么，文化建设和发展就缺乏确定性的原则和坚定的指导立场。其二，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只是停留在精神或原则的层面，还没有现实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系统的规范以及可操作的行为方式。精神或原则如果不以实践或对象化的方式存在，就仍然只是一种主观性和偶然性。其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理解文化发展是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人们更多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发展的，对于文化发展的工具性要求有可能导致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立场，进而实质性地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内容。在此，大学的责任是，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形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想道路和理想图景，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信仰，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进而形成属于当代中国人自身的精神文化家园。 文化创新，既包括文化的实质内容的创新，也包括文化及其发展的形式创新。如何把主观形态的文化对象化、客观化为政治、经济、艺术，并通过这些形式自我发展同样是大学要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有力形式，那么，创新文化形式，从而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资源并作必要的反省，是今天中国大学不能回避的责任。
三、中国大学应当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大责任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主流地位，事关民族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统一，它在为当代中国大学指明了发展和创新的方向和使命的同时，也要求大学在总结继承已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经验的基础上，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创新能力，从而真正地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发展要求。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大学从来不是中性的、无立场的，因何而在、为谁立言、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在自身发展中必须自觉的问题，也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与大发展的大学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文化的发展面临深刻的困难，多种文化精神严重冲突与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退回平庸的日常生活都是当下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一个资本逻辑日益强大、市场氛围日趋浓重的环境中，大学的发展也面临种种选择。同时，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又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大学自觉地坚守，需要大学人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付出与贡献。因此，中国大学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大学和大学人，保证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中国大学的社会主义特质和精神。
第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传统。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大学的学术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内在活力，在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大学需要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应当是立足中国，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学术传统的融合，具体地说就是“学术自由”与“经世致用”合二而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本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却在人类历史中演化成中西方深刻对立且各具片面性的学术传统。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是无法放弃也不应当放弃的，而学术自由也因其对于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实质性贡献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只有学术自由才能实现社会对大学的深远要求。大学不是随风倒的墙头草，既要满足社会现实的文化要求，更要满足社会的不断发展的文化要求。另一方面，经世致用是社会对大学的现实要求。学术自由不等于现实冷漠，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绝对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去追求纯粹的学术，指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保证绝对的自由学术对社会贡献的最大化是不切实际的。当代中国大学必须意识到，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学术自由是经世致用的前提，经世致用是学术自由的最终体现；以学术自由来追求经世致用，以经世致用来肯定学术自由。现代中国还承担不起隔离现实的学术自由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奢侈与浪费，而急功近利的学术要求则不可能成就大学应有的学术贡献，至于以服务社会的名义从根本上消解学术自由则更是应当受到彻底反省的。
第三，建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治校理念。大学是一个组织，一方面，它不能没有任何秩序，另一方面，它的繁荣与文化创造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容纳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并为其提供独特的、适宜的环境。大学需要科学的管理，需要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制订周密的计划方案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安排明确的责任分工。但是，科学只意味着控制与效率，由科学精神所治理的大学可能是一个极权特征极强的大学，它可以调动起大学人的积极性，但无助于培养或保护大学人本应当具有的尊严，没有尊严约束的积极性只能是利己的积极性，利己的人不会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创造。因此，仅仅是科学的管理并不适合大学，大学管理更需要浸润着浓重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人文关怀意味着对大学人独立自主地追求真理的各种努力的肯定、赞同和支持，在于对大学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的肯认与保障。既然人文意味着自由与尊严，那么，人文的大学治理也就是大学人的自治。大学内部的自治与大学人的尊严、平等、学术责任、学术道德等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大学文化创新的生命线。作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大学组织结构、规章制度、规划设计等，就不应当是大学人生活的异化物或异己控制，而是大学人自主生活的内在需求和具体形式，是大学人理想生活的制度表达。
第四，强化大学的育人能力。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不仅体现在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也体现在文化普及特别是育人方面，育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繁荣与发展的起点。同时，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性与创造性，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政治、道德和能力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也就对大学的育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大学既是国家的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的培育基地，中国的大学教育应当是育人与育才的统一。我们应当意识到，大学的做人教育不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党团组织的工作，而是大学的总体性的责任。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发挥做人教育的功能，毕竟所有的学科都蕴含着自己的文化底蕴；所有的科研创新都可以体现着中国人的民族情怀；所有的教师都可以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者；所有的校园文化都可以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的。毫无疑问，面对当代世界的复杂多变，中国大学的做人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但是，中国大学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义无反顾地探索与创新中去追求育人的最理想结果。
参考文献
[1]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4.
[2] [美]亚伯拉罕?弗兰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5.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HAN Xi-ping WANG Wei-quan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niversities lies in their provision of ideological value and ideal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modern life by academic continuity and developing human culture and wisdom. Chinese universities, serving the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aspects of interpreting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ultivating cultural elites, offering cultural resources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eading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China, etc. To this end, Chinese universit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construction in adhering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orming the modern academic trad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ing university’s ability of cultural education, etc.
Key words: Chinese university;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cultural elite; cultur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李震声）
关键词：中国大学；文化责任；文化精英；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16-06
收稿日期：2012-1-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历程与经验”。
作者简介：韩喜平(1965- )，男，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现代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大学的贡献。大学的性质反映着一种文化的特质，大学的作为直观地呈现着一种文化的水平与前景。中国大学因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对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有着其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现代大学的文化责任
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中世纪大学制度确立以后，凡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基本上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它们或是直接诞生在大学里，或是通过大学而得以传播，从而使大学最终成为促进人类文化不断进步的策源地。一方面，大学人通过理论知识的创新，为人们打开新的视界，推动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集萃地，始终承担着社会良知的职责，评判、指引着社会一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实践。可以说，大学对社会文化的贡献是社会对大学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所在。
大学应当为何种文化或者说什么意义上的文化发展负责？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文化本身太复杂，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更加复杂，多元价值共时性存在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大学不断世俗化的历史，即大学与社会发展、大学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大学与社会文化的自觉关联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近代的大学原本是求知者远离尘世繁扰，为求知而求知、为学术而学术的场所，在精神自由和学术自由之中追求真理和至善是大学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大学人所关注的只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至于大学的精神创造对于社会的影响或作用则只被看成是某种意外的结果。尽管这时的大学是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的家园，但已经开始在质疑社会传统、指斥迷信崇拜、攻击教条权威中引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并贡献着先进的文化创造。随着理性传统与实用目标相结合的近代科学精神的确立，大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强大且多元化，大学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日益成为社会中的大学，社会日益成为大学中的社会。今天，社会和大众对于大学的文化创造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大学所期许的目标越来越多，大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此，需要对大学的社会责任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尽管从现实性的角度我们不能否定大学有责任有能力满足社会对它的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部期待，但是，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研究所，也不是职业技能培训所。思考大学对社会的文化贡献更应当去关注大学所具有的而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文化特征与文化贡献。如果说一般的社会组织所关注的主要是有限的短暂的存在或目标，那么，大学与暂时性的关系远不及与永恒性的关系更为紧密。这既是大学的特性和生命所在，也是大学特有的文化贡献的源泉。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大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学术性和基于学术的社会责任。何为学术？竺可桢先生的概括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学术之为学术，就在于学术不是权术，不是“炼金术”，而是独立思考、怀疑批判和为真理而献身。学术是自由的，真理是理想的。在这个意义上，以学术为基本定义的大学也就具有了理想性的气质，大学的学术实际上是以一种理想的方式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或者说是大学人以理论的形式所表达的对生活与生活世界的理想性理解。由此，大学所关注的文化是比人的“此在”更高层次上的表征，大学的文化责任就是理想性的，因而也就是精神性的，理想与精神的核心是形上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大学的文化责任就是通过学术延续和发展人类的文化与智慧，不懈地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思想资源和理想图景。
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大学的文化责任就是大学对文化发展的责任，即以学术的方式去关注和探讨社会和人的未来，设计种种可能的理想生活形态和实现理想的路径，从而以智慧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和人的现实解放。所以，大学的文化责任主要在于创新而不在于守成，在于实质的发展而不在于形式的翻新，在于改变世界而不在于解释世界。大学不一定能够规划出一幅确定的文化发展的理想图景，毕竟大学不是教会，教授也不是先知。但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自我观照，离不开对于文化的理论构造和理想构造，离不开以追求真理的方式来体现社会良知的学者。具体地说，我们认为，现代大学的文化责任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大学为社会文化提供必备的价值资源。“文化”即是人化，其核心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向往与追求的方式。众所周知，现代性即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在文化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一方面，现代社会在其基本原则上是技术型的，它把技术的无机的模式应用于对人自身的理解以及人对世界和他者的理解。社会生活中工具理性主义极端扩张，而意义和价值的真理性却以自由承诺为借口被消解；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又需要来自形上的支撑，无论是社会的整合、社会发展的方向选择，还是现代人的存在和存在的方式，都需要确定性的最终的理由，但是现代社会并不提供这一理由，相反，它在消解源于传统的意义和价值。矛盾是现代性文化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大学与社会是文化的二端，一端是形上的价值，一端是形下的功利，二者的相反相成和否定性同一是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大学对真理的追求首先是对价值真理的追求。知识分子以其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独特精神向度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通过文化批判创生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为变化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整合基础，使社会得以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纠正和自我定向。 第二，大学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根本的智力支持。民族国家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单位，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是现代国家存在的文化条件。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民族文化的建设或者说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显得尤其重要。后发展国家需要建立与传播主流的民族文化，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铸造民族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与团结，巩固意识形态，同时建构国家管理人民和人民效忠国家的合法性。但是，现代化的发展使保持社会凝聚力和团结越来越困难，个人主义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世俗化以及社会流动等都在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显然，仅靠国家的力量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普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形式、内容、建构途径等都不是政治所能强力规定的，即使是全能政治在现代社会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如果说政治精英、大众等是生活在文化的表层，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在文化的深层。现代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知识分子的学术贡献，如梳理和传承文化传统、比较和分析文化差别、总结和反省当下的文化状况、构建和论证种种可能的文化样式，灌输和传播文化理念，等等。通过深层的文化辩护来推行国家忠诚和塑造现代性的凝聚性的民族文化，通过对民族文化在学术层面的坚守来反击现代性对民族文化的消解，是大学特别是后发展国家大学的现代职责。
第三，大学为社会和民族国家培养合格的人。大学的教育功能所体现的文化责任就是培养人，或者说使人学会做人。人不是抽象的，所有的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中被定义被评价被需要的，所以人需要教育。所谓教育，从哲学上来理解，就是扬弃自然的本性，是对超越于自然性的文化的精神内涵的自我吸收或转换。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进入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生活，从而把自我提升到一种普遍性理想性存在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不仅仅是创造了具有文化生命的个体，而且使得历史文化传统获得活生生的生命载体，使之得以传承下去。在此，大学的文化责任既是共时性的，也是历时性的。大学的育人责任，在不同发达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努力方向。西方发达社会基于价值平等和价值观自由的前提，曾经更多提倡的是做人的能力或技术的教育，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把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广泛的兴趣、为就业做准备等列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而后发展国家更加注重的是做人原则教育即价值观教育，如新加坡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后发展国家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把个人的成长方向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确立国家管理个人与个人效忠国家的合法性。目前，发达国家也意识到做人能力教育的局限性，提出了做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促进学生从具有能力到承担责任的设想。
二、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大学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大学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大学依其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核心地位和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打破了几千年未变的独断论的文化传统，通过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引入与传播，开放了国人的文化视野，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延安时期的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适应军事斗争需要、培养革命干部的同时，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路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开创出来，而且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发展传统来巩固和发扬光大。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倦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我们在肯定中国大学文化贡献的历史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亡族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中，大学所承担的更多是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等等，而大学的文化责任没有在一种独立的意义上被确认，只是作为上述责任的附属才具有某种局部的工具性的意义。这种情况不仅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学只被当作政治的传声筒和扬声器，大学的文化功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大学的政治文化功能。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由政治转向经济，在“教育是生产力”这一高等教育理念的主导下，大学主要以经济进步、科技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为自己的责任，大学的文化承担仍然没有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能。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要评价中国大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承担不同责任的正当性，我们只是确认一点，今天的中国大学应当有自己文化责任的自觉和担当，应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有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责任。
第一，诠释当代中国文化，理论地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走出的这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意义，至少会示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目标选择。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才成为世界的焦点，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无非是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先进性的认可。显然，这一实践层面的文化创造需要理论的诠释与再现，从而形成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按照一种古老的大学观，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真理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追求真理的方式。现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真理是生活的真理和实践的真理，最真实的追求真理的方式既不是“我注六经”，也不是“六经注我”。生活和实践的真理只能来自生活实践本身。因此，大学诠释文化就要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本身。所谓诠释，就是要凝炼中国实践的精神意蕴，升华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构造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辩护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通过这种诠释建立起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当然，文化诠释的目的并不只在解释性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文化诠释也意味着反省和自我批判，毕竟中国实践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需要文化上的反思和新的构造。 诠释当代中国的生活与实践，本身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不搞文化输出，但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对于当今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经验值得也需要全世界头脑清醒的人去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创造性已经超越了当下世界的所有的理所应当的教条，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实践。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成功既引起整个世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太多的误解。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形象需要学术层面的文化建构。大学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建构属于中国的学术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形成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学术原理、学术文献和学术权威，从而通过理论的方式把中国实践展示给世界。
第二，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实现在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否定性同一之中，实现在大众与精英的良性循环互动之中。那么，大学作为文化的中心，其责任在于坚守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主导着社会的政治走向、道德风尚、审美情趣、舆论导向，对于大众具有示范和教化的作用。文化从来不是抽象的，文化精英总是有其时代内涵的。从规范的意义上说，文化精英就是掌握精英文化的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应当是体现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理想目标的精英，除了拥有专业知识和专业创新能力以外，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忠诚的信仰，对于中国人民有着深重的责任感，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对于中国的大众有着足够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没有文化上的冷漠或自卑，相反，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是他们自觉的“第二自然”，而且是他们刻意守护并发扬光大的神圣之物。由此，大学教育作为一种精英教育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武装青年学生，使他们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自觉地担当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未来发展的伟大使命。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所，是学习做人的地方。这既是源于西方的古老的大学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早在1943年，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就说过，“延大今后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而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1]。培育当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也就是培育优秀的中国人。文化，从表层来说，是由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审美方式以及能力所构成的一个系统，是人的获得性遗传。从深层上说，是意义、价值和理想，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文化就是人的“活法”。党中央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号召从形式上说是强调文化外在表现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作为共同体对生存的意义、理想、方式的设计、创造和普遍化。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体现着当代中国人追求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的整体性要求和意愿，而优秀的中国人就是以先进的中国文化为生活模式且因此获得尊严和幸福的人。因此，大学教育应当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所考虑的不仅是学生的未来生存技能，更是学生的文化归属和精神家园。学生个体成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文化层次上的统一才是大学以人为本教育的实质与核心。
第三，抵御市场和资本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冲击。矛盾是现代性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性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学与市场的相反相成也许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尽管不能否认资本逻辑与市场经济对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到，市场体系是一种非人化的体系，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文化繁荣容易成为一种虚假甚至异化的繁荣。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和普及来说，可以借助资本的逻辑和文化市场的作用，但这一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毕竞利益才是资本文化与市场文化的核心，其他文化只有内容与形式符合或可以纳入利益考量时，才能进入其中。因此，资本与市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实质性效果的推广和普及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被其消解的危险。同时，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已经揭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来自市场以外的文化资源作为市场和人的自然欲望无限膨胀的抑制平衡因素。这一文化资源在西方是传统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由、超越、追求真理与至善是大学的本己特征，以批判社会的方式服务于社会是大学基本的社会功能。就当代中国而言，需要大学以其超越现实的独特精神向度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对市场文化保持一种清醒理智甚至是警惕的态度，通过对市场文化和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性解读，提醒人们注意确定市场膨胀和资本逻辑延伸的边界，防止整个社会的泛市场化，并为市场正常健康发展提供文化支持。
第四，引领中国的文化创新。“大学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它们能够影响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方向。”[2]创新是自由的学术的本性。中国大学应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自己的创新性贡献。总体上说，中国现在仍然处在文化转型期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目前来说，还处于一种相当抽象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其一，自近代以来反复思考和争论的诸多事关民族文化及其发展的一些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如东方与西方、普世与地方性、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等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公认的解决，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争论还在进行中，有时争论还相当激烈。如果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形不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那么，文化建设和发展就缺乏确定性的原则和坚定的指导立场。其二，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只是停留在精神或原则的层面，还没有现实化为相对稳定的制度、系统的规范以及可操作的行为方式。精神或原则如果不以实践或对象化的方式存在，就仍然只是一种主观性和偶然性。其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理解文化发展是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人们更多是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发展的，对于文化发展的工具性要求有可能导致文化上的相对主义立场，进而实质性地消解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内容。在此，大学的责任是，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形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想道路和理想图景，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信仰，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进而形成属于当代中国人自身的精神文化家园。 文化创新，既包括文化的实质内容的创新，也包括文化及其发展的形式创新。如何把主观形态的文化对象化、客观化为政治、经济、艺术，并通过这些形式自我发展同样是大学要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有力形式，那么，创新文化形式，从而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资源并作必要的反省，是今天中国大学不能回避的责任。
三、中国大学应当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大责任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主流地位，事关民族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统一，它在为当代中国大学指明了发展和创新的方向和使命的同时，也要求大学在总结继承已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经验的基础上，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创新能力，从而真正地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发展要求。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大学从来不是中性的、无立场的，因何而在、为谁立言、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大学在自身发展中必须自觉的问题，也是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与大发展的大学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文化的发展面临深刻的困难，多种文化精神严重冲突与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退回平庸的日常生活都是当下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一个资本逻辑日益强大、市场氛围日趋浓重的环境中，大学的发展也面临种种选择。同时，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又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大学自觉地坚守，需要大学人基于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付出与贡献。因此，中国大学必须坚定政治方向，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大学和大学人，保证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中国大学的社会主义特质和精神。
第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术传统。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大学的学术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内在活力，在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大学需要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应当是立足中国，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学术传统的融合，具体地说就是“学术自由”与“经世致用”合二而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本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却在人类历史中演化成中西方深刻对立且各具片面性的学术传统。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是无法放弃也不应当放弃的，而学术自由也因其对于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实质性贡献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一方面，只有学术自由才能实现社会对大学的深远要求。大学不是随风倒的墙头草，既要满足社会现实的文化要求，更要满足社会的不断发展的文化要求。另一方面，经世致用是社会对大学的现实要求。学术自由不等于现实冷漠，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绝对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去追求纯粹的学术，指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保证绝对的自由学术对社会贡献的最大化是不切实际的。当代中国大学必须意识到，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学术自由是经世致用的前提，经世致用是学术自由的最终体现；以学术自由来追求经世致用，以经世致用来肯定学术自由。现代中国还承担不起隔离现实的学术自由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奢侈与浪费，而急功近利的学术要求则不可能成就大学应有的学术贡献，至于以服务社会的名义从根本上消解学术自由则更是应当受到彻底反省的。
第三，建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治校理念。大学是一个组织，一方面，它不能没有任何秩序，另一方面，它的繁荣与文化创造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容纳具有创造性的个人并为其提供独特的、适宜的环境。大学需要科学的管理，需要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制订周密的计划方案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安排明确的责任分工。但是，科学只意味着控制与效率，由科学精神所治理的大学可能是一个极权特征极强的大学，它可以调动起大学人的积极性，但无助于培养或保护大学人本应当具有的尊严，没有尊严约束的积极性只能是利己的积极性，利己的人不会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创造。因此，仅仅是科学的管理并不适合大学，大学管理更需要浸润着浓重的人文关怀。在这里，人文关怀意味着对大学人独立自主地追求真理的各种努力的肯定、赞同和支持，在于对大学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的肯认与保障。既然人文意味着自由与尊严，那么，人文的大学治理也就是大学人的自治。大学内部的自治与大学人的尊严、平等、学术责任、学术道德等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大学文化创新的生命线。作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大学组织结构、规章制度、规划设计等，就不应当是大学人生活的异化物或异己控制，而是大学人自主生活的内在需求和具体形式，是大学人理想生活的制度表达。
第四，强化大学的育人能力。大学的文化传承功能不仅体现在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方面，也体现在文化普及特别是育人方面，育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繁荣与发展的起点。同时，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性与创造性，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政治、道德和能力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也就对大学的育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大学既是国家的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接班人的培育基地，中国的大学教育应当是育人与育才的统一。我们应当意识到，大学的做人教育不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党团组织的工作，而是大学的总体性的责任。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发挥做人教育的功能，毕竟所有的学科都蕴含着自己的文化底蕴；所有的科研创新都可以体现着中国人的民族情怀；所有的教师都可以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者；所有的校园文化都可以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的。毫无疑问，面对当代世界的复杂多变，中国大学的做人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但是，中国大学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义无反顾地探索与创新中去追求育人的最理想结果。
参考文献
[1]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4.
[2] [美]亚伯拉罕?弗兰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5.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HAN Xi-ping WANG Wei-quan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niversities lies in their provision of ideological value and ideal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modern life by academic continuity and developing human culture and wisdom. Chinese universities, serving the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in the aspects of interpreting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ultivating cultural elites, offering cultural resources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leading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of China, etc. To this end, Chinese universit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construction in adhering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orming the modern academic tradi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ening university’s ability of cultural education, etc.
Key words: Chinese university;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cultural elite; cultur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