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制度必将终结。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对于蓝领劳动力主体的这一价值观变化作出明智的回应，迅速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镇化。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都出现回暖迹象，至少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等地的企业接到大量海外订单，让他们苦恼的是，招不到充足的工人。有消息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企业的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
这几年来，每年春节过后都会出现“民工荒”。按照媒体的报道，今年的民工荒规模似乎比较大。这与经济回暖幅度出人意料之大当有一定关系。不过从长期趋势看，民工荒可能缘于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取向合理、全球化等制度性因素之外，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乡村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领域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形成新兴工业区，他们也构成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支柱。可以说，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就来自于农民工的劳动积累。
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这些农民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因此，他们是作为打工者外出的，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地方，他们考虑的唯一事情就是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货币收入，并尽可能压低在这里的消费，将收入储蓄起来，以便在家乡支付子女教育、自身建筑房屋等花费。为此，他们宁可企业延长工作时间，甚至可以说喜欢加班加点，对企业的超常规管理方式也不很敏感。
可以说，正是这类对在外生活预期时间较短的第一代农民工，支撑了珠三角那种利润微薄的三来一补型产业形态，也支持了看起来带有“血汗工厂”色彩的企业工作制度。当然，地方政府也就乐得利用法律、政策强化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农民工”的概念，就是这一系列制度下形成的经济社会产物。
所谓“农民工”就是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业生产。这种制度安排的本质是，政府仅允许农民的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允许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迁徙到城镇，成为享有完整权利和福利的市民。企业同样不把农民当作享有合法权益的产业工人对待，而永远把他们当成可以随时不用支付任何成本即可辞退的临时工。有订单时就强制或诱导农民工超强度工作，没订单时就毫不留情地驱逐工人。
事实上，所谓民工荒就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没有人听说过国有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出现过员工荒。问题的症结在于，那些主要依靠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企业与各级政府，从来就没有给予农民工以市民一工人的身份。农民工和企业都没有长期雇用的合同，也就根本没有这种预期。农民回家过年就相当离职。从短期来看，这种制度安排对企业、对当地政府都是有利的。企业不用向农民工提供什么福利，有的企业甚至可以肆意侵害农民工的法定权利，比如剥夺他们的休假权。
但是，近年频繁发生的“民工荒”却意味着，“农民工”制度正在走向穷途末路。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出生于70年代后期、80年代的农民，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构成所谓的第二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变化的大背景下，他们已经具有不同于其父兄辈的价值体系：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他们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种新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如果他们走出乡村，那他们就不愿再做“农民工”，而要做真正脱离了乡村的产业工人，这背后的诉求就是，他们要做城镇的市民。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镇，他们的理想就是过城镇市民的生活。基于这样的人生规劃，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已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与赚钱、攒钱的机器，而是要像一个市民那样生活。
这样，第二代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尊严感也让他们对工资开始挑剔：如果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自愿失业。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制度必将终结。这些农民人口自进城打工时起，就已抱定了在城镇生活的决心。这样的价值观变化，对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主流产业形态、经济结构必将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已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但同时，这一变化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机遇。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对于蓝领劳动力主体的这一价值观变化作出明智的回应，迅速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镇化。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都出现回暖迹象，至少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等地的企业接到大量海外订单，让他们苦恼的是，招不到充足的工人。有消息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企业的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
这几年来，每年春节过后都会出现“民工荒”。按照媒体的报道，今年的民工荒规模似乎比较大。这与经济回暖幅度出人意料之大当有一定关系。不过从长期趋势看，民工荒可能缘于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取向合理、全球化等制度性因素之外，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乡村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领域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形成新兴工业区，他们也构成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支柱。可以说，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就来自于农民工的劳动积累。
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这些农民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因此，他们是作为打工者外出的，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地方，他们考虑的唯一事情就是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货币收入，并尽可能压低在这里的消费，将收入储蓄起来，以便在家乡支付子女教育、自身建筑房屋等花费。为此，他们宁可企业延长工作时间，甚至可以说喜欢加班加点，对企业的超常规管理方式也不很敏感。
可以说，正是这类对在外生活预期时间较短的第一代农民工，支撑了珠三角那种利润微薄的三来一补型产业形态，也支持了看起来带有“血汗工厂”色彩的企业工作制度。当然，地方政府也就乐得利用法律、政策强化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农民工”的概念，就是这一系列制度下形成的经济社会产物。
所谓“农民工”就是以农民的身份从事工业生产。这种制度安排的本质是，政府仅允许农民的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允许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迁徙到城镇，成为享有完整权利和福利的市民。企业同样不把农民当作享有合法权益的产业工人对待，而永远把他们当成可以随时不用支付任何成本即可辞退的临时工。有订单时就强制或诱导农民工超强度工作，没订单时就毫不留情地驱逐工人。
事实上，所谓民工荒就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没有人听说过国有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出现过员工荒。问题的症结在于，那些主要依靠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企业与各级政府，从来就没有给予农民工以市民一工人的身份。农民工和企业都没有长期雇用的合同，也就根本没有这种预期。农民回家过年就相当离职。从短期来看，这种制度安排对企业、对当地政府都是有利的。企业不用向农民工提供什么福利，有的企业甚至可以肆意侵害农民工的法定权利，比如剥夺他们的休假权。
但是，近年频繁发生的“民工荒”却意味着，“农民工”制度正在走向穷途末路。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出生于70年代后期、80年代的农民，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构成所谓的第二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变化的大背景下，他们已经具有不同于其父兄辈的价值体系：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他们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种新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如果他们走出乡村，那他们就不愿再做“农民工”，而要做真正脱离了乡村的产业工人，这背后的诉求就是，他们要做城镇的市民。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镇，他们的理想就是过城镇市民的生活。基于这样的人生规劃，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已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与赚钱、攒钱的机器，而是要像一个市民那样生活。
这样，第二代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安排生活。尊严感也让他们对工资开始挑剔：如果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自愿失业。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制度必将终结。这些农民人口自进城打工时起，就已抱定了在城镇生活的决心。这样的价值观变化，对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主流产业形态、经济结构必将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已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但同时，这一变化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机遇。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对于蓝领劳动力主体的这一价值观变化作出明智的回应，迅速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