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王夫之将佛教因明学中的“现量”引入其文学论著从而创造了现量论，对后人诗歌创作、文学批评起到了一定的先导指引作用。本文通过解读分析王船山关于“现量”的各种材料，结合他本人的生平、观点与历史风云，深入探讨“现量”论的内涵，并试图厘清理论中模糊矛盾之处。
关键词：王夫之 现量 儒学 佛教
王夫之在文学论著《姜斋诗话》中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个来自佛教因明学的术语，即“现量”。在因明学理论中，“思维是用一定工具来求得知识的过程，这称之为‘量’”。“现量”与“比量”是一对基本的范畴，“比量”表示推理得来的知识，“现量”则指不加入思维活动、不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纯粹感觉。而王夫之在《相宗络索》中对“现量”做出如下阐释：“‘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现量”一词在《姜斋诗话》中出現了两次。第一次是《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五则：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王夫之批驳了“推敲”所代表的雕琢字句、反复考量、写他人事的诗歌创作方法。认为这样的诗过于虚妄精细，已经与主体不再有关联，而认为“长河落日圆”“隔水问樵夫”等句突出了“我”的存在与直觉体验，可谓“现量”。
第二次是《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四八则：
“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为所欺邪？”
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形成堆砌辞藻、艳情浮泛的靡丽诗风，极尽镂绘之工，有匠气，却无高雅刚直、天然本色的“士气”。“现量”发掘本色，去伪存真、抛弃过于繁复的思量与技巧，以“诚”作诗。
在王夫之的其他著作中也数次出现，如《古诗评选》卷六评王籍《入若邪溪》诗：
“清婉则唐人多能之；一结弘深，唐人之问津者寡矣。‘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论者以为独绝，非也；自与‘海色晴看雨，江声夜听潮’同一反跌法，顺口转成，亦复何关至极！‘逾“更’二字，斧凿露尽，未免拙工之巧；拟之于禅，非、比二量语，所摄非现量也。’
连“逾”“更”这样表示程度的副词都被王夫之认为“斧凿露尽”，不符合“现量”去除思辨性语言的标准，可见他对诗歌创作应是瞬时的、直觉的体验的要求之严苛。
《唐诗评选》卷三评杜甫《野望》诗：
“诗有必有影射而作者，如供奉《远别离》，使无所为，则成呓语。……如此作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
诗有影射作用，比如李白的《远别离》，借娥皇女英二妃的别离写诗人面对现实政治的满腔悲愤。杜甫的《野望》将景与情完美融合，孤苦多病的诗人独自骑马郊游，看到西山终年的积雪和战争带来的萧条衰败世相时，感时伤怀、思念亲人、壮志难酬的复杂感情尽情涌流。通过体验自然，诗人最本真的情感流露出来，由“兴”而“怨”，景以显情，情排布景。于是诗学“兴观群怨”的传统融为一炉，兼有了《风》与《雅》的格调。
《明诗评选》卷一评石宝《长相思》诗：
“只写现量。不可及。”
此处船山用七个字高度赞美了这首诗。
《明诗评选》卷四评皇甫津《谒伍子胥庙》诗：
“吊古诗必如此乃有我位，乃有当时现量情景。二又取太白‘子房’之作，曾不知当世之有子安，将其言亦亿中乎？”
借谈论咏古诗的创作推及审美实践中“我”的存在，斥太白而兴子安，引发对当下和历史的思考。强调诗歌应以“现在”为创作时间，以“我”为创作主体。
《题芦雁绝句》序言中评王维的诗画艺术：
“家相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二者同一风味，故得水乳调和，俱是造未造、化未化之前，因现量而出之，一觅巴鼻，鹞子即过新罗国去矣。”
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水乳交融，清新隽永，巧夺天工。王摩诘与佛教有缘，推崇空灵自然之道，其诗歌摈弃矫饰，去除执念，注重捕捉心灵的瞬间体悟，因而很好地达到了物我和谐、情景相融。
综合以上材料来看，王夫之的“现量”论可以总结为：以“现在”为时间要求，着眼当下；以“现成”为规范，直觉体验；以“显现真实”为旨归，真诚探索。“现在，不缘过去作影”，即不以过去的经验和记忆为基础进行创造活动，而是着眼于现在、注重当下此刻的心灵体验；“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指审美体验来自主体与客体的瞬间相遇，不需要过多的逻辑思辨，物我交融，亲密无间；“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指表现出事物的真实的本质，诗人的真实情感，追求美的无蔽显现。
但是，“现量”论依然存在着一些饱受争议的地方。
其一是“现在”义，王夫之给定的时间是当下，要求不依靠过去的经验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创作与历史完全割裂、完全崭新、完全陌生。文学创作必然是产生在一定的前期积淀的基础上的，否则文化会中断，诗人将失语。我们知道“现量”来自佛家学说，“佛家顿悟理论与呵佛骂祖的晚明狂禅思想高扬了审美主体的自觉性。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艺术反模仿、反复古的规则”，王夫之对诗歌派系之争、过于注重技巧、形式先于内容的文坛现象颇为反感。他“不缘过去作影”一是想让诗人关注现实，不消极逃避，二是劝诫诗人摆脱窠臼和僵化模式，拒绝创作习惯带来的惯性，不断创新，超越自己。但他并没有反对诗人进行必要的文学知识积累，也没有声明反对使用任何已有的文学素材，这点是需要厘清的。 其二是“现成”义，“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似乎有直觉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直觉主义认为经验和理性不能给人知识，惟有神秘的内心体验的直觉，才能使人理解事物的本质。这无疑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王夫之的“现量”论只是主张摈弃过分的逻辑思辨和技巧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给理性留有余地。通过五官，诗人能感觉到万事万物，这是“直觉”的过程，即直接的、无蔽的审美体验。但在五官之上，有“心”的统领。“一身之要，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也就是说，必然要有“心”，即思想、意识、理性等来判断和处理所有感觉，没有理性，一切感觉都会乱作一团，毫无头绪。但是诗人在运用理性时要克制，不能让理性喧宾夺主，压抑破坏主体真实的感情。至于行文语言技巧，王夫之以“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而体要立矣。”表明写文章要“文质彬彬”，因此修辞技巧也是必要的，但不可滥用修辞技巧，痴迷斧凿，而失去浑然天成的灵秀之气。
其三是“显现真实”义。“真实”如何界定，是现实真实，还是艺术真实，亦或是某种更为特别的真实？结合王夫之的个人生平与学术主张来看，他所推崇的“真实”绝非简单的“事物本原”，而含有他的政治诉求。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一代鸿儒，也正是他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同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那么怎样的文章算是经世致用呢？根据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的主流文化传统，积极人世的儒家学说才是治国救世的良方。王夫之高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大旗，开创了“现量”论学说。呼吁诗人正视现实，敞开怀抱体验生活，从中发现符合儒学价值观的、经世致用的“真实”。于是这种“真实”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儒学“礼”的色彩。不过，王夫之对儒家学说也不是照单全收的，他扬了儒学积极人世、和谐美善的部分，而弃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等摧残人性的部分。对儒学及其衍生理论的严谨甄选是王夫之的“现量”论拥有充沛生命力的关键原因。也是王夫之过人学识和超前思想的精彩显现。
当然，“现量”论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它过于强调直接的、当下的体验，限制了创作空間，“否定了审美想象的功能”，压抑了人的意识的自然流动。“经世致用”的政治诉求也使之丧失了文学的纯洁性，不得不在封建伦理的冷峻注视下束手束脚地前进。除此之外，王夫之有时对“现量”论的阐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如“一方面又反对诗人雕凿词句，一方面又强调诗是语言艺术，要求诗人‘工于达意’，善于使用艺术语言。”。但瑕不掩瑜，有些缺点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他“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的崇高情怀一直令我们感动。
关键词：王夫之 现量 儒学 佛教
王夫之在文学论著《姜斋诗话》中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个来自佛教因明学的术语，即“现量”。在因明学理论中，“思维是用一定工具来求得知识的过程，这称之为‘量’”。“现量”与“比量”是一对基本的范畴，“比量”表示推理得来的知识，“现量”则指不加入思维活动、不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纯粹感觉。而王夫之在《相宗络索》中对“现量”做出如下阐释：“‘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
“现量”一词在《姜斋诗话》中出現了两次。第一次是《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五则：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王夫之批驳了“推敲”所代表的雕琢字句、反复考量、写他人事的诗歌创作方法。认为这样的诗过于虚妄精细，已经与主体不再有关联，而认为“长河落日圆”“隔水问樵夫”等句突出了“我”的存在与直觉体验，可谓“现量”。
第二次是《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第四八则：
“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余，明眼人岂为所欺邪？”
齐梁时期宫体诗盛行，形成堆砌辞藻、艳情浮泛的靡丽诗风，极尽镂绘之工，有匠气，却无高雅刚直、天然本色的“士气”。“现量”发掘本色，去伪存真、抛弃过于繁复的思量与技巧，以“诚”作诗。
在王夫之的其他著作中也数次出现，如《古诗评选》卷六评王籍《入若邪溪》诗：
“清婉则唐人多能之；一结弘深，唐人之问津者寡矣。‘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论者以为独绝，非也；自与‘海色晴看雨，江声夜听潮’同一反跌法，顺口转成，亦复何关至极！‘逾“更’二字，斧凿露尽，未免拙工之巧；拟之于禅，非、比二量语，所摄非现量也。’
连“逾”“更”这样表示程度的副词都被王夫之认为“斧凿露尽”，不符合“现量”去除思辨性语言的标准，可见他对诗歌创作应是瞬时的、直觉的体验的要求之严苛。
《唐诗评选》卷三评杜甫《野望》诗：
“诗有必有影射而作者，如供奉《远别离》，使无所为，则成呓语。……如此作自是《野望》绝佳写景诗，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
诗有影射作用，比如李白的《远别离》，借娥皇女英二妃的别离写诗人面对现实政治的满腔悲愤。杜甫的《野望》将景与情完美融合，孤苦多病的诗人独自骑马郊游，看到西山终年的积雪和战争带来的萧条衰败世相时，感时伤怀、思念亲人、壮志难酬的复杂感情尽情涌流。通过体验自然，诗人最本真的情感流露出来，由“兴”而“怨”，景以显情，情排布景。于是诗学“兴观群怨”的传统融为一炉，兼有了《风》与《雅》的格调。
《明诗评选》卷一评石宝《长相思》诗：
“只写现量。不可及。”
此处船山用七个字高度赞美了这首诗。
《明诗评选》卷四评皇甫津《谒伍子胥庙》诗：
“吊古诗必如此乃有我位，乃有当时现量情景。二又取太白‘子房’之作，曾不知当世之有子安，将其言亦亿中乎？”
借谈论咏古诗的创作推及审美实践中“我”的存在，斥太白而兴子安，引发对当下和历史的思考。强调诗歌应以“现在”为创作时间，以“我”为创作主体。
《题芦雁绝句》序言中评王维的诗画艺术：
“家相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二者同一风味，故得水乳调和，俱是造未造、化未化之前，因现量而出之，一觅巴鼻，鹞子即过新罗国去矣。”
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水乳交融，清新隽永，巧夺天工。王摩诘与佛教有缘，推崇空灵自然之道，其诗歌摈弃矫饰，去除执念，注重捕捉心灵的瞬间体悟，因而很好地达到了物我和谐、情景相融。
综合以上材料来看，王夫之的“现量”论可以总结为：以“现在”为时间要求，着眼当下；以“现成”为规范，直觉体验；以“显现真实”为旨归，真诚探索。“现在，不缘过去作影”，即不以过去的经验和记忆为基础进行创造活动，而是着眼于现在、注重当下此刻的心灵体验；“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指审美体验来自主体与客体的瞬间相遇，不需要过多的逻辑思辨，物我交融，亲密无间；“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指表现出事物的真实的本质，诗人的真实情感，追求美的无蔽显现。
但是，“现量”论依然存在着一些饱受争议的地方。
其一是“现在”义，王夫之给定的时间是当下，要求不依靠过去的经验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创作与历史完全割裂、完全崭新、完全陌生。文学创作必然是产生在一定的前期积淀的基础上的，否则文化会中断，诗人将失语。我们知道“现量”来自佛家学说，“佛家顿悟理论与呵佛骂祖的晚明狂禅思想高扬了审美主体的自觉性。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艺术反模仿、反复古的规则”，王夫之对诗歌派系之争、过于注重技巧、形式先于内容的文坛现象颇为反感。他“不缘过去作影”一是想让诗人关注现实，不消极逃避，二是劝诫诗人摆脱窠臼和僵化模式，拒绝创作习惯带来的惯性，不断创新，超越自己。但他并没有反对诗人进行必要的文学知识积累，也没有声明反对使用任何已有的文学素材，这点是需要厘清的。 其二是“现成”义，“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似乎有直觉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直觉主义认为经验和理性不能给人知识，惟有神秘的内心体验的直觉，才能使人理解事物的本质。这无疑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王夫之的“现量”论只是主张摈弃过分的逻辑思辨和技巧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给理性留有余地。通过五官，诗人能感觉到万事万物，这是“直觉”的过程，即直接的、无蔽的审美体验。但在五官之上，有“心”的统领。“一身之要，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也就是说，必然要有“心”，即思想、意识、理性等来判断和处理所有感觉，没有理性，一切感觉都会乱作一团，毫无头绪。但是诗人在运用理性时要克制，不能让理性喧宾夺主，压抑破坏主体真实的感情。至于行文语言技巧，王夫之以“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而体要立矣。”表明写文章要“文质彬彬”，因此修辞技巧也是必要的，但不可滥用修辞技巧，痴迷斧凿，而失去浑然天成的灵秀之气。
其三是“显现真实”义。“真实”如何界定，是现实真实，还是艺术真实，亦或是某种更为特别的真实？结合王夫之的个人生平与学术主张来看，他所推崇的“真实”绝非简单的“事物本原”，而含有他的政治诉求。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一代鸿儒，也正是他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同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那么怎样的文章算是经世致用呢？根据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的主流文化传统，积极人世的儒家学说才是治国救世的良方。王夫之高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大旗，开创了“现量”论学说。呼吁诗人正视现实，敞开怀抱体验生活，从中发现符合儒学价值观的、经世致用的“真实”。于是这种“真实”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儒学“礼”的色彩。不过，王夫之对儒家学说也不是照单全收的，他扬了儒学积极人世、和谐美善的部分，而弃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等摧残人性的部分。对儒学及其衍生理论的严谨甄选是王夫之的“现量”论拥有充沛生命力的关键原因。也是王夫之过人学识和超前思想的精彩显现。
当然，“现量”论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它过于强调直接的、当下的体验，限制了创作空間，“否定了审美想象的功能”，压抑了人的意识的自然流动。“经世致用”的政治诉求也使之丧失了文学的纯洁性，不得不在封建伦理的冷峻注视下束手束脚地前进。除此之外，王夫之有时对“现量”论的阐述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如“一方面又反对诗人雕凿词句，一方面又强调诗是语言艺术，要求诗人‘工于达意’，善于使用艺术语言。”。但瑕不掩瑜，有些缺点往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他“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的崇高情怀一直令我们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