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津巴布韦女副总统穆菊茹因“公私不分”被九旬高龄的总统穆加贝解职，之前她已经被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中央委员会除名。除了穆菊茹被解职，内阁其他7名部长也遭到解职。有津巴布韦媒体爆料称，“副总统穆菊茹企图谋杀津巴布韦现任总统穆加贝”，穆菊茹反驳称，报道“完全虚假”。
　　穆加贝对不忠诚的政治精英进行洗牌，以确保他的政治地位不受挑战，这并未产生政权震荡。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得益于津巴布韦独特的威权体制。考察世界上各种威权体制的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内部精英的激烈博弈中，什么样的体制更容易得到维系，什么样的体制更容易走向崩溃？
　　“精英分裂”理论的局限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在研究民主与民主化理论方面，西方形成了“结构论”与“过程论”两大派。“结构论”强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条件;“过程论”则强调政治精英派别（如温和派与强硬派）的行为策略互动。
　　然而，冷战结束前后，全球不同地区的案例却挑战了“结构论”和“过程论”两派。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增加，并没有导致民主转型，反而巩固了威权体制;“结构论”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化”，但一些国家出现的资产阶级却不支持民主化;在中东欧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民主转型的确发生了，却不像南欧、拉美地区是政治精英分裂（Elite Split）所致。上述种种悖论挑战了传统民主化理论。
　　基于少数民主化案例的归纳性结论，并不能解释所有案例。对跨地区跨案例的解释需要一般化理论，洛杉矶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芭芭拉·格迪斯的威权类型学，超越了传统民主化理论的局限性。她细分了威权亚类型，具体划分为军人、个人统治和一党制，后来又加入了君主制。在不同的威权亚类型，精英行为策略对政权的影响又不同。
　　过去有关“精英分裂”的研究，只进行了建制派内部的改革派与强硬派的区分，以及反对派内部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分;虽然研究了政治精英的策略互动，但是并没有更加细致地研究为什么出现精英分裂，为什么建制派内部会分裂为温和派与强硬派，只是笼统而言，经济危机和大众抗议会影响建制派内部派系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诱使政权改旗易帜。
　　芭芭拉·格迪斯认为，相比其他亚类型威权体制，军人威权体制更容易因“精英分裂”而导致政权改旗易帜，这是因为军人政权内部出现分歧时，由于不希望大动干戈的自相残杀，更有可能以谈判结束威权。而君主制、一党制威权体制下，由于大多数臣僚、干部出于自身利益希望继续执政，政权可持续性较强，在少数案例中即使面临精英反叛、发生政变，也可以让威权存续。
　　总体而言，世袭君主制、“石油资源诅咒”政权和第三世界革命政权，是最持久的威权体制。“石油资源诅咒”政权不少是中东地区的君主国，和其他两者一样，它们克服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比军人威权体制强，所以常常存续很久。
　　威权前提下的精英博弈
　　威权存续，需要它的政治精英对体制保持忠诚。威权体制会对不忠诚的政治精英进行惩罚，表现为精英洗牌（Elite Shuffle）。精英洗牌不同于精英分裂，如果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和大众抗议，精英洗牌不会导致政权改旗易帜。
　　精英反叛（Elite Rebellion）是不忠诚的政治精英挑战威权统治者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变。它很大程度上是集体行动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利益受损遭遇、一致的政治目标，很可能会被对方出卖，失败则会遭到严厉惩罚。精英反叛的成功率一般不高，即便成功也很少会导致政权改旗易帜。
　　“精英洗牌”与“精英反叛”之间可以转换，在自上而下的精英洗牌过程中，如果出现威权统治者的“推选人团”（selectorate）利益受损，也可能形成反叛联盟，会发生精英反叛。
　　以“长寿”的君主制威权和第三世界革命政权为例，我们可以见证精英反叛和精英洗牌在不改变威权体制前提下的不同结果。
　　后冷战时代，君主制威权已经所剩无几，主要在中东八国、斯威士兰和文莱。卡塔尔前任埃米尔哈迈德，不满他父亲哈利法的保守统治，于1995年趁父亲去瑞士日内瓦度假，发动了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废黜其父。沙特阿拉伯“王国创建者”伊本·沙特1953年去世后，其长子沙特继承王位;1962年伊本·沙特第四子、后来的费萨尔国王出任首相，不久与国王沙特关系恶化，遂联合其他几个兄弟，废黜了国王沙特，费萨尔成为新国王;然而，费萨尔1975年又被他有精神疾病史的侄子刺死，这背后疑似有美国势力。阿曼苏丹泰穆尔1967年统一全境，建立了马斯喀特和阿曼苏丹国，但在1970年，泰穆尔苏丹被佐法尔省省长领导的一批人赶下台，其子卡布斯接管政权，改国名为阿曼苏丹国。
　　虽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三个君主国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政变，但是并未导致它们的君主制政权改旗易帜，而是新国王顺利接班。君主制威权，实行王朝世袭统治，宫廷政变作为极端的精英反叛行为，它只在领导权层面发生了权力移转，却并未发生政体更迭，所以新国王继位后，还是世袭王朝的权力延续。
　　不同于君主制威权，津巴布韦是第三世界中列维茨基（Levitsky）和维伊（Way）所讲的“革命政权”。1980年，津巴布韦经过民族解放斗争独立建国，“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成为执政党，“民族英雄”穆加贝成为总理，后于1987年接替巴纳纳成为总统。2003年，穆菊茹与非民盟秘书长穆南加格瓦之间进行“接班人”竞争，穆菊茹胜出，出任副总统、非民盟副主席、第二书记，被外界视为“穆加贝的接班人”。这次她和7名部长被解职，还面临滥权、试图谋杀总统的一系列指控。
　　穆加贝对不忠诚的政治精英进行洗牌，以确保他的政治地位不受挑战，这并未产生政权震荡。原因是津巴布韦革命政权起源自民族解放斗争，经历过战争所带来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它拥有强大的政党，“非民盟”除了招募人才给穆加贝政府输送外，它还在穆加贝政府内部起到了政治忠诚“筛选器”的作用。

　　精英洗牌不同于精英分裂，如果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和大众抗议，精英洗牌不会导致政权改旗易帜。

威权体制的精英管理

　　上述案例中出现了精英反叛或精英洗牌现象，但并未危及威权体制本身。埃及则在4年前出现了精英分裂，在经济危机、大规模抗议影响下，埃及总参谋长阿南拒绝执行总统穆巴拉克的命令，最后政权更迭。诚可谓威权国家的前车之鉴。
　　在任何亚类型的威权体制下，统治者为了政权存续，都会防范精英反叛、避免出现精英分裂，通常使用的精英管理策略是：笼络（close ties），庇护（patronage），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
　　笼络型的精英管理，往往应用于个人统治或君主制威权体制，他们会大量任用家族成员或相同族群的人充任重要公职。比如中非共和国“皇帝”博萨卡（1975～1993年在位）任命他的儿子掌控军队。
　　庇护型精英管理，相对于分而治之的精英管理，可以看作是“团结一致”的管理模式。它扩大了精英统治联盟的规模，吸纳了更多精英，甚至包括潜在的反对派精英，吸纳的精英也来自更多样的族群。
　　精英洗牌是“分而治之”的精英管理策略的体现，蒙博托在统治刚果（金）期间，像大企业CEO一样经常对下属洗牌，以保证他的政治地位不受挑战。此外，精英洗牌可以破坏潜在挑战者之间的协调，还可以防止政治与军事精英聚拢起庞大的支持者群体。
　　总之，在不同类型的威权体制下，研究精英行为模式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影响与后果，从而针对性地建立更好的预测和评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