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坐船上下长江的桥段，不过自从1954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建成，如今武汉境内的长江大桥已有十座之多，我本认为渡轮会变成游客的专享，没想到几乎整船都是武汉人。

“东方茶港”之变

　　我和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万谦副教授约在武昌的万达广场见面。我在很多城市见到过很多万达广场，但对武昌这一个的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它是最“奇葩”的一个。它不像其他兄弟姐妹们那样，是一个封闭的单体建筑，而是一条由几栋仿民国建筑组成的步行街，入口居然还有一个仿古戏台，用巨幅的等离子显示屏播放着奢侈品广告。
　　“当时，万达委托我们做这个广场的规划方案，一开始用的还是常规套路，第二稿突然改用了民国风。这种风格的购物广场，在万达是特例，全国仅此一家，但是正好号准了武汉人的脉。你看看这汹涌的人流，能想象它开业刚一年吗？”武汉人对民国版购物广场的钟情，在万谦看来并不奇怪，他们家族整整七代都生活在这个城市，他最清楚老武汉人对“大武汉”的怀念。
　　武汉称“江城”，又号“千湖之城”，因为地处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口交汇处，水患频繁。武汉湖泊的形成，皆来自长江的改道，长江每一次涨水、每一次改道都要淹没无数土地。以前住在江边的武汉人都不建房子，而是搭一个窝棚，水来了，就把窝棚搬到高地，水走了，再搬到低处，因为搬来和搬去的地点不一样，所以武汉人无法对一个固定的地方有记忆。有人形容武汉人就像鱼，游来游去无常规。万谦是专门研究武汉近代建筑的，在他眼中，一个城市的建筑，就是它凝固的历史，而武汉“凝固的历史”始于江汉关—— 一座建在英租界、由英国人代管的原武汉海关大楼。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英国人首先在汉口设立租界，他们占据了汉口最好的位置建立自己的势力圈，而江汉关所在地又是整个英租界最好的位置，站在城楼上，长江、汉江上的船只皆在视线之内。那时汉口的交通主要靠水运，扼住汉口水运，就相当于扼住了武汉的咽喉。
　　我从武汉港坐渡轮过长江，终点是位于汉口的江汉关。

　　诸多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坐船上下长江的桥段，不过自从1954年第一座长江大桥建成，如今武汉境内的长江大桥已有十座之多，我本认为渡轮会變成游客的专享，没想到几乎整船都是武汉人。“当年，这江两岸，那些建高楼的地方，停的都是大小商船。有由西往东运井盐的，有由东往西运棉花的，当然最多的还是由南往北运茶叶的。”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来自湖北赤壁的茶商，他正带着一包茶叶，前往汉口江滩一家名为“东方茶港”的茶馆参加茶叶品鉴会。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华，抵达汉口时，看到满港都是运茶船，赞其为“东方茶港”。百年过去，如今武汉港已经没有一艘运茶船，“东方茶港”变成了一家茶馆。
　　船还未靠岸，隔几百米就听到江汉关钟楼洪亮的钟声。租界时期，江汉关是整个武汉最“高大上”的建筑。如今，长江两岸摩天大楼构成的高耸天际线，已经使得这雄伟建筑变成了小矮人，但在武汉人心中，它的地位依然超乎寻常。 　　沿着江汉关，就进入了武汉的“外滩”——江汉路，我感觉犹如置身于一片民国时期欧式建筑的丛林中。在别处，近代建筑不过只鳞片爪，在这儿却是铺天盖地;在别处，这些建筑都被当成重点保护对象，在这儿却化身民居、银行、咖啡馆、影楼，融入武汉人的生活血脉。
　　昔日，英、法、俄、德、日、比利时等国争相在汉口圈地，租界建筑成为各国展示肌肉的舞台——英租界建有最多的银行，花旗、汇丰等知名银行竞相入驻，让英租界成为租界区的金融区;法国人把他们的浪漫传统延伸到法租界，建立了诸如德明饭店这样的娱乐场所，让法租界成为租界区的娱乐圈;俄国人在武汉经营茶叶，势力庞大，他们留下的建筑，无论江汉路上的俄国茶叶公司，还是洞庭街上俄国茶叶巨头季凡洛夫所建的巴公房子，都与茶息息相关;日租界的著名建筑则是军官宿舍。
　　当年美国并没有在武汉设立租界，但汉口的美国领事馆建筑却是最宏伟气派的。万谦教授说，当年经营茶业的俄商在武汉根基深厚，俄国人在租界区的势力仅次于英国人，十月革命后，失去国家庇护的俄商投靠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人，这美国领事馆其实是俄国商人出资替美国人修建的。
　　租界收回后，很多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如花旗、汇丰等银行所在地，建筑上的LOGO仍在，里边已经变成中国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的武汉分行驻地;德明饭店换了“江汉饭店”的招牌，主营电报电话业务的西门子洋行如今是电信营业部，日租界区的军官宿舍成为部队家属住宅。
　　虽然情感上不愿意认同，但是不得不承认，租界之于武汉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武漢人的现代观念，多半来自租界的启蒙。租界区里的老房子有着与生俱来的西洋基因，因而被咖啡馆钟情，很多老房子被改成了“汉口往事”、“海咖啡帝”、“莉莉周”花园餐厅……每天都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来到这儿，寻找不一样的武汉;也有无数像万谦教授这样的老武汉，到这儿寻找“大武汉”的回忆;还有拖家带口的老外，到这儿追寻他们祖辈生活过的地方。
　　江汉路上，几乎每一栋近代建筑前都围满了拍婚纱照的队伍。但如果再往里走，街巷就变得灰头土脸：建筑还是老照片上的模样，不过外围缠满了蜘蛛网;人气依然很旺，不过住在里面的人都如老建筑一般到了风烛残年。不时有青年男女往老里弄里张望，那是像我们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

寻找“铁血十八星旗”

　　初秋来到昙华林，为了找寻武昌首义同志设计的首义旗。
　　那些昔日在武汉读大学的同学听说，纷纷表示：昙花林？你是说樱花林吧？在武大啊！
　　也难怪，以近代建筑为依托的昙华林，在近代建筑铺天盖地的武汉实在显得太寒碜了。我初次听说昙华林，还是看电影《让子弹飞》，被姜文打出的那面十八星旗吸引，朋友告诉我：“铁血十八星旗就是在武汉一个名为昙华林的小巷中诞生的。”
　　昙华林是一条湮没在水泥丛林中的小巷，如今已成为武汉的文艺地标。我在黄鹤楼附近下车，拐进一条名为“得胜桥”的小巷，曲线接近。得胜桥完全颠覆了我对昙华林的想象：它一点也不文艺，在小巷中蓦然回首，依稀可见黄鹤楼，但这楼却被蜘蛛网一般的电线缠绕，宛如垂死挣扎一般;它一点也不革命，小摊小贩们把蔬菜瓜果、衣服首饰沿街一字摆开，我实在想不出当初挥舞着铁血十八星旗的首义同志们，是如何挣脱出这柴米油盐的生活。
　　昙华林原本是佛教和道教兴盛之地，“昙华”为梵文的音译，“林”是居士林的简称。但进入昙华林，看到的第一栋建筑却是英国传教士杨格非修建的哥特式基督教堂——崇真堂。1861年，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利品，英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修建教堂的权利。杨格非（Griffith John）成为最早抵达武昌的传教士之一，1865年修建了崇真堂，成为武昌第一座基督教堂，也象征着基督教在武汉传教的开始。百步之外的“仁济医院”也是杨格非所建。杨格非在中国50年，除了传教，还干了大量诸如办诊所、建义塾这样的闲事，不仅在武昌，在汉口、汉阳，甚至在四川、湖南、陕西诸地，都曾经有很多打着杨格非烙印的建筑。据说杨格非临终前曾说：“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中国。”1912年，年过80的杨格非返回英国，不久就过世了，此后不到50年，他所建的教堂、诊所、义塾差不多毁尽，武汉勉强留下了这位传教士的一些痕迹。
　　当年，昙华林是欧美列强拼狠斗富之地：你英国人在戈甲营用崇真堂戳一个点做圆心，以诊所、义塾为半径圈地建起了自己的教区，那我意大利教会就在花园山圈个地，我瑞典教区就在螃蟹岬盘踞，我美国教区干脆把整条昙华林的正街都纳为自己的教区秀美式生活。不过这段历史倒是给中国留下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还有最早的私立大学——文华书院。
　　同时，昙华林也是湖北秀才的聚集地，很快被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潮重新定义——各类新兴社团，诸如吴禄贞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的“日知会”、熊十力的“黄冈军学会”、梁耀汉的“群学社”，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力推新式学堂的洋务大员张之洞急了：我在此办新学，是为了尔等“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不是要你们趁清病、要亲命啊！
　　可着急时，已经晚了。
　　我站在一面老式水泥砌成的围墙前面发呆，斑驳的树影和碎银一样的阳光在围墙上徘徊。围墙一角有个门牌号——昙华林32号，这几个字如同一道闪电把我劈醒了——这地方正是晚清时湖北共进会第三任会长刘公的公馆，就在这公馆中，他的三位学生赵师梅、赵学诗和陈磊“不务正业”地整出了铁血十八星旗，5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这面小小的旗帜，把国家给重新定义了。

Tips

汉口江岸区的民国老建筑

　　截至2012年12月，江岸区共有文物保护单位64处，其中包括5处国家级历史建筑（如下表，其中德国领事馆、汇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旧址按照惯例被归为一处），此外，位于江岸区球场路和轿口区利济北路的两处辛亥首义烈士公墓，位于解放大道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位于上滑路的古德寺，位于黎黄陂路口的宋庆龄汉口旧居等30余处历史建筑，也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