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书写历史的民族，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西北的历史风云和时代故事。唐宋及以前，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西北，因此王朝都城在黄河中上游的长安、洛阳一线摆动。帝国对外的人员、物资、文化、商贸交流也主要以西北方向为主。拜火教、佛教、景教东传中原；张骞出使西域、甘英远行罗马，法显、玄奘西游天竺；胡马、胡床、胡琴、胡桃、胡萝卜、玻璃东来中国；丝绸、邛杖、蜀锦、纸张、火药、印刷术西行欧洲等都与西北地区关系密切。
　　19世纪末，英国、俄国军事先遣队先后进入中国新疆搜集情报和文物。随着大量文物在中国西北出土，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俄国人克莱门茨、德国人勒柯克、日本人大谷光瑞等都密集来华。在西至喀什、东至敦煌的辽阔土地上，他们盗挖古墓，发掘古城镇，切割石窟壁画，偷走文献。当然，这些文物和文献也向全世界掀开了悠久、璀璨、多元和神秘的中国西北面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谨、科学的考古工作在西北地区逐渐展开，海量珍贵文物不断出土，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史前人类迁徙活动和东西方商贸交汇繁盛节点的中国大西北全貌。此外，考古发掘的汉代至清代历代中央王朝统治和管辖西域的各类重要军镇建置遗迹和墓葬，则进一步与文献记载相互呼应，证明了自古以来中央对西北边疆的有效管辖。2014年，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北地区的绝大部分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和财富。

从白石崖到通天洞：远古人类的西北遗踪

　　2019年，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陈发虎院士、张东菊研究员等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早期人类下颌骨化石的最新研究成果。该成果一经公布便轰动世界考古界，并于当年荣登美国《考古学》杂志评选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次年入选《科学新闻》杂志评选的2019年度十大新闻（排名第五）。
　　夏河县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县，海拔3000多米，县域内还保留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的古镇八角城。此次发现的白石崖溶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位于夏河县西北30千米的甘加镇。自2018年开始，考古学家们对白石崖溶洞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在洞穴内发现了1400多件石制品、600多件动物骨骼化石和人类下颌骨化石等大量文化遗存。
　　据张东菊介绍，这些石制品以石片、石核等类型为主，多件石片有使用痕迹，石片和石核可见较多砾石面。已发现的动物骨骼化石以较破碎的四肢骨为主，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犀牛、野牛、野马/野驴、鬣狗和羚羊/野羊等，与更新世晚期广布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环境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高度相似。犀牛和鬣狗骨骼上均有较多敲击和切割痕迹，确定为人类活动的结果，说明这些动物曾是古人类的狩猎对象。
　　另据中国甘肃网的权威消息，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古人类与丹尼索瓦人关系密切，而“丹尼索瓦人是一种神秘的、已灭绝的古人类种群。因发现于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而得名。科学家对该洞穴发现的指骨进行古DNA分析显示，丹尼索瓦人曾在大约3万年前与现代人的祖先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此次研究人员在甘肃省夏河县发现的这件化石，是目前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并从考古学上验证了丹尼索瓦人曾在东亚分布的推测”。从目前已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成果看，白崖洞的考古发现将青藏高原乃至中国西北的史前人类最早活动时间，由距今4万年推早至距今16万年，整整向前推进了12万年。
　　白石崖向西2700多千米，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近些年也发现了古人类的遗踪。通天洞距吉木乃县城约40千米，是一处由花岗岩状风化和冰碛地貌塑造的石崖石洞。 2016年开始，新疆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的考古专家团队在此进行了发掘。经过细致发掘，共出土了400多件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陶片和青铜器等遗物。经碳14测定发现，通天洞遗址的文物年代可能为距今4万年或者更早，这也是整个新疆地区第一次发现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对于通天洞史前人类遗址的地位和意义，北京大学王幼平教授认为：“该遗址处于欧亚草原通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又出土了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石器组合，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随着对通天洞遗址及出土文物研究的深入，周新郢、于建军等学者发现，这里还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经人工培育驯化的小麦和青稞所在地，这些粮食的年代距今已有5200多年。

从“九层妖塔”到尼雅遗址：世界贸易的西北记忆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出版了《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书中他将位于古代罗马和中国之间的商道命名为“丝绸之路”。的确，在这条古老道路上留下了大量丝绸贸易的印记。应当注意的是，这条古道上流转的丝绸并非都是中国的丝绸，也有不少从中亚、西亚返销中原的异域丝织品。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于1982年发现并得名，属唐代早期吐蕃大型墓葬区，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吐蕃墓群，共有墓葬200余座。其中1982——1985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墓”（民间俗称“九层妖塔”），就出土了各种丝绸：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花绫、素绫、絣锦等共计350件残片，不重复图案的有130种，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另外18件为中亚、西亚织造。这18件中有一件使用古波斯钵罗婆文字的织锦尤为珍贵，织锦上的文字后来由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专家破译，意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

　　在德令哈海西州民族博物馆一间不大的丝绸展厅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丝绸残片。这些丝绸的时间跨度自6世纪至9世纪。其中的簇四连珠对马文锦和红地中窠对马文锦当为初唐至盛唐所有，分别用黄色和深红为底色，以浅黄或深蓝色勾勒，主圈内均为对马图案。其马皆低头，背生双翼，马脖颈后系有后飘绶带或倒三角形纹饰，头上均有小花一朵。马的前后各有一蹄腾起，似在疾驰。从图案构成来看，这两组对马文锦与1897年埃及安底诺伊遗址出土的连珠翼马文锦、20世纪初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盗掘出的对马文锦有明显的一致性，均反映了西亚、中亚的造型风格。厅内展出的红地鹰嘴带翅双兽锦也令人印象深刻，该锦以暗红为底色，以金黄和青绿勾勒，两层圆圈构图，内圈较大，中有一对鹰嘴兽，其头部圆润，喙部宽大，腹部微隆，憨态可掬，外圈纹有四瓣花朵隔开的阿拉伯文字，异域风格鲜明。在展厅浏览徘徊略久，便有种时空穿越的错觉，彷佛透过这些纹饰、构图，我们能看见千年前行走在柴达木戈壁上的胡人商队，能看见他们饱满行囊里的丝绸绢帛。

　　离开青海继续向西，经敦煌走丝绸之路南道，就来到曾经的西域精绝国。从今天民丰县城向北，沿尼雅河下游约90千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就能看到这处早已废弃的古代城市遗址。遗址南北长22千米，东西长约6千米。据李遇春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年第一批进入尼雅考察的考古学家）考古记录，尼雅城最后的住户约近千家，比西汉时期多一倍。城市被废弃的原因“主要是上游河水不流到这里以后，植物逐渐枯萎，生产生活无法维持”。
　　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1905年美国人亨廷顿等人先后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写有像蝌蚪一般文字的小木板和大量铜铁器、陶器、毛织品、玻璃器等文物。后经研究发现，那些木板上的文字是已经失传的佉卢文。佉卢文是贵霜帝国曾使用的文字，贵霜帝国是曾经存在于中亚的古代大国，它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为统治中心，建立起了西连罗马帝国、东接汉帝国的大帝国。历史上，贵霜人通过控制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同时与罗马和汉朝进行商贸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佉卢文的发现，说明尼雅当时在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尼雅遗址出土不少汉文化特征鲜明的丝绸织锦，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该织锦以明黄、草绿、宝蓝、绛红和白五组彩线织就，图案上有老虎、孔雀、仙鹤、云气纹、鸟兽、辟邪等纹饰，方寸不大但内容丰富。由于历史久远而且所织绣的文字吉祥安宁，该织锦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考古学家王仁湘认为，该织锦为蜀锦，为四川成都所制作，它之所以出现在尼雅遗址，与刘备蜀汉政权对南羌用兵以及羌人西迁与贸易的历史相关。

从悬泉置到北庭都护府：汉风西去抚边疆

　　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在盗掘罗布泊古城遗址时，发现了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书曰“羌女曰：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叔，不舍心怀，情因劳结。仓促复致消息，不能别有心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据顾颉刚先生研究，这封信的年代为三国至前凉时期，作者是自蜀郡广汉远嫁罗布泊的“白马羌”女子。在这封写给母亲（兹叔，应为慈淑）的信中，我们能感受其言辞恳切和对亲人浓烈的思念。鉴于信中汉语修养的高深，钱伯泉、吴焯等先生推断，当时的羌人与汉人交流密切，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吸收也相对积极。
　　除了这封“羌女”汉信，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发掘出越来越多的“汉风”文物及遗存：从甘肃悬泉置的隶书简牍到新疆库车的汉代烽燧，从楼兰遗址中大量汉文文书、木简到北庭都护府的汉式城郭与民居建筑。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到阿克苏新和县的乌壘城西域都护府遗址、通古斯巴安西都护府遗址，自西汉以来，伴随着中原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物品的西行，中央管理边疆、建设边疆、促进边疆发展的努力也在诸多历史遗址中全面性、系统性地得到展现。
　　为了有效实施对西北地区的管理，西汉政府“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塞下”。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悬泉置遗址，就是这样一处古代邮递站点。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超过1.5万件汉文简牍、帛书、纸文书等文物，这些文物上的汉字以隶书为主，字迹清楚，书法精美，时间从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到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跨度近200年，内容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薄籍、爰书、劾状、医药等，是研究汉代中原管理、经略西北和汉代政治制度的重要依据。

　　汉风西去，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为例，高大夯土厚城墙基本完整，外城南、北、西三面城垣尚存，过梁式木构城门结构犹在，城墙上的夯线和夯窝都历历在目。无论从城墙营建方式和城内空间布局上看，都与同时代的内地没有明显差别。从结构上看，北庭故城外城内的街巷以民居为主，商业用地向南分布；内城则为衙署，建筑遗存较外城高。城内房屋平面或紧凑或宽阔，与内地军事类堡城的结构基本一致。
　　考古学家认为，北庭故城中屋舍多为唐代所筑。事实上，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略早在西汉就已经开始。当时，苦于军事后勤补给线过长的问题，汉政府就已经开始在西域就地屯田，并设立戊己校尉作为西域最高屯田兵长官，下设屯长直接领导田卒进行生产和战斗的基层工作。东汉时期，戊己校尉分化成戊、己两校尉，其中主管天山南麓的屯田长官己校尉治所由高昌东迁柳中，主管天山北麓的戊校尉治于山北金浦城，中心在今天的吉木萨尔县，但屯田范围已扩展至奇台、木垒县内，《后汉书耿恭传》有“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