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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明治时代依田百川的《谭海》是一本汉文笔记小说，也是一本“可以为作文之标准”的汉语学习读本。书中才女名妓、佳妇忠仆等众多女性或智勇兼具、或忠孝守义的品格和行为受到作者赞颂，多有明显的以男性视角看待女性的特征，其展示的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又折射出中日文化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谭海》;日本汉文小说;女性形象;男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1-17 文章编号：1674-120X（2019）08-0120-02
《谭海》亦作《谈海》，是日本明治时代依田百川（1833—1909）的一部汉文笔记类小说，有《东洋聊斋》之称。“盖拟诸西人所著：《如是我闻》《聊斋志异》《野谈随录》等诸书，别出一家手眼者。但彼率说鬼狐，是以多架空冯虚之谈，是则据实结撰，其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备修史之料，可以为作文之标准也。”[1]可见它不仅是一本汉文小说，还是一本可以用作汉文学习范本的教科书。既然“据实结撰”，《谭海》中人物形象必得自生活实际，因此书中人物塑造颇能一展时代风貌。本文以《日本汉文小说丛刊》中所载《谭海》为据，对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一粗浅探讨。
一、识人之明，处事之智
《谭海》里出现的女性人物主要有歌妓、寺尼、仆妇等，小说在描绘她们姿色、才艺之外，往往还渲染她们拥有的一些特殊天赋。如吉原妓院松叶屋娼妓濑川是“旷世之英杰，绝代之奇才”之一，她“妙易，善占筮”“为诸妓指其前路，往往奇中，虽老卜者无以难也。”凡是经濑川占卜相面者，包括其自身，无不应验。（《名妓濑川》）但相术一道离不开细致观察和对他人面貌、言谈、举止进行的综合判定，是一个“识人”的过程。如果说一个生于农户、长于妓家的女子对命理占筮之术有惊人造诣，更多地反映的是她具有识人之明的聪慧。同样，京都祇园名妓首信被指“年少有侠气，又能鉴识人物，非寻常脂粉中人也。”面对豪富子弟争掷千金，首信漠然置之，而独与三井氏子亲昵，这是出于她“是子温藉，有大家气格，比之都下轻薄子弟，不啻瓦砾于金玉矣”的认识。（《奇妓首信》）歌姬小君在众人之中一眼认准“绣虎雕龙，藻葩迥拔乎庸众”的名士湖云生（《小君》）。这些女性身处歌妓之列，凭着一双善识人的慧眼寻找依托一生的良人。这类故事在加工中实则更多地寄寓了男性对“慧眼识英雄”的潜在渴望，希望自己的才识能力被发现，想成为慧眼中的“英雄”。
不仅如此，《谭海》对女性的沉着机智，或是超乎常情的理智行为也倍加赞许。如前文提及的名妓濑川，被“善时曲”的常盘津文字纠缠。濑川先拒之以礼，置千锭银子酬谢他的歌喉，然后谨守自己的原则，对常盘津文字的死缠烂打坚决不从、机智应对。歌妓首信则是在侍奉三井氏子的十三年中，甘于日常平凡的粗食布衣，“洗脂粉，著布裙，左右扶持，有暇学纺织，躬澣濯”，做事尽心竭力，但最后为了有助长子前程，虽心中备受煎熬却“决然辞别”。进退有矩、处事果断，一方面这些女子心智超群，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她们的行为都符合男性視角下最佳利益的选择。
二、任侠之气，刚勇之行
《谭海》中具有“勇”这一特征的女性同样受到推崇，“勇”在她们身上更多地表现为侠义之气和拥有男性力量。如“小柳者，新桥妓也，其侠之以勇于义也”。（《侠妓小柳》）侠妓小柳在新桥卖茶亭的宴会上，遇到蛮横霸道的“大先生”强迫没有酒量的河岛子喝酒，在座的众人或旁观或起哄，唯小柳“斜睨良久，遽前夺其觥，一饮而尽。” “遽前”二字写出了小柳的与众不同和敢于挺身而出的果敢勇气。有酒量、能豪饮，并能解他人为难之境，该篇末野史氏云：“昔之留邸，其人骨软而舌媚，男子而妇人者也。而小柳则妇人而男子矣，无愧其为侠也……”“妇人而男子”一句展现出作者亦认同这种行为本应是男子所为，而小柳身为女子却能够有此种表现，因此获得作者青眼。另一位女子小万“容貌绝丽，腰肢袅娜，如不胜衣”，但她同时“膂力过人，略通武伎”。小万遇凶盗四人时，面对歹徒不是呼喊求救，而是“左右攫其腕而踣之”，使强盗负伤逃走。好事者将小万之事编写成剧本，名为《奴小万》。“奴”并非贬义，文中释云：“奴者谓任侠，盖旧称云。”
“妇人而男子”的小柳、“略通武伎”的小万、被称之为“实烟花之淑女，脂粉之丈夫也”的小君、被作者赞“年少有侠气，又能鉴识人物，非寻常脂粉中人也”的首信等，她们与《虾夷三孝子二贞妇》中将“齿牙如锯”的两头熊击倒的贞妇毛列津列，皆是具有“勇”之风的女性。她们性情或行为的“勇”可以与男性媲美，同时与她们女性的外表形成强烈反差，小柳“绝色”，小万“容貌绝丽，腰肢袅娜”，小君“曲眉丰颊，莹润如玉”……这使她们的“勇”给人以更深的印象。但作者在叙述她们的事迹、肯定她们“勇”之行的同时，总是或明或暗地以男子作为对比标准，这些女性是因为有了“像男人”一样的个性或行为，所以受到作者关注和赞扬，这潜在中也是对男性品格与气质的褒扬。
三、忠义在心，矢志不渝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尽忠守义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广的影响。在儒家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义”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进一步阐发了“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处于东亚汉文化圈中的日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此《谭海》书中对忠诚信义的品格与行为格外褒扬并不令人意外，而忠信守义的女性尤其光彩夺目。
《妙海尼》与《正传尼》两篇前后相连。前篇《妙海尼》载妙海的主人被仇人所陷，她与另外六个女伴藏身仇家，以“家奴”作掩饰，伺机刺杀。大仇得报后，那六位女子因“甘事仇家，何面目再见人”而自尽。妙海则出家为尼，矢志恢复主人浅野氏的声名。其间她曾身陷牢狱，感叹“主家不复，老尼望绝矣”。她忠义于家主的决心所从何来？《正传尼》所述妙海祖母之事解开了疑团。妙海祖母正传临死遗言给妙海：“浅野氏绝祀，义士末瞑目于地下矣。汝虽妇女子，竭力谋之，是汝责也。”正传与妙海祖孙两代视维护家主一族名誉为一生使命。该书评者菊池三溪在《正传尼》篇末云：“有此祖母，有此孙女，英气至今如存。”在《义婢养主》一篇中，“五郎右卫门家婢”阿福在丈夫死后，以“妾，婢也，终身事主，以毕夫志耳”，誓不再嫁。阿福的主人因“中年患癞，产耗于巫医，又丧妻，遗一儿”，家婢纷纷离去，世族也不与他来往。唯独阿福以“是妾报主之日也”为由相伴左右，并“昼耕织以供医药”来服侍他。阿福的忠诚简单纯粹，也正是其可贵之处。 但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家国主君的忠义、友朋托付的守信等道德行为要求更多地映射在男性身上，《谭海》对忠义守信之女子格外关注并为之写文传世，叙述中每每以男性作为参照的对象，带着男性本当如此、妇人而有此行更应彰显的观念。因此《谭海》虽然颂扬了女性的忠勇贤良，但依然表现的是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评判态度。
四、贞烈卓著，守节遵礼
儒家思想体系中“忠义”对女性而言更多地具体化为对“贞”的要求和执守，这在《谭海》中有同样体现。妓女小竹与意气相投的纪冈左慧结合，纪冈左慧落魄后小竹被假母逼迫另寻良人。面对如此境地，小竹曰：“阿母何不知义理，良人之不幸，即妾之不幸也，富则附之，窭则弃之，虽死不忍也。”最终小竹与纪冈左慧携手殉情。（《夫妻并命》）文末菊池三溪这样评道：“小竹一妓耳，以身殉夫，贞节不变，比之荡妇淫女以情死者有间矣。”贞妇清面对患有精神病且常伤害到她的丈夫不离不弃，说出“一为夫妻，恶其疾舍之，非义也”。（《横滨贞妇》）《虾夷三孝子二贞妇》中的贞妇末津因“以死捍拒”当地无赖而被“虐役百端”，无赖认为她“顽愚”：“吾诱以美服，彼云敝衣足矣;逼以杀死，彼云欲杀即杀，未见顽愚如彼者也。”而该篇首指出：“以孝义贞烈著，是不可不传。”《贞妓》中妓女佐香保与梅姓先生“两心投合，情交日殷”，佐香保在梅先生死后皈依佛门。菊池三溪评曰：“烈士决绝勇于义，贞妇殆似其节。”
“贞”是封建社会对女子德行评判的标准，《谭海》对女性“贞”的肯定背后，是儒家“礼”的思想对女性的规范。由此，无论是作者依田百川还是评者菊池三溪，他們对“贞妇”“不可不传”的表彰，实则是嘉许她们在“礼”的思想指导下的行为。而来自人性的夫妻之爱、男女之情在这些女子保护“贞”的行为中退隐幕后，对这种牺牲自己来维护家庭荣誉和保证家庭幸福行为的女性的赞许仍是站在男性立场上的。
五、结语
《谭海》所记皆为“畸人寒士，才女名妓”，是“正史不载，大人不语”，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写了谁，而在于通过对这些市井人物的描写，表现了新的市民阶级的思想趣味和价值观念，并由此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2] 明治维新后受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漠视有所减弱，依田百川的创作选择“和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平民轻贵族的新时代精神有一定的关系。”[3]《谭海》中设有单篇来写女性人物，如《小君》《小万》《侠妓小柳》等，明显增加对女性人物的关注正是顺应了社会趋势。但同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仍受到传统束缚和差别对待，制约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对女性的评价仍没有脱离男性视角和立场。因此，《谭海》中的女性形象是以男性认可的贞顺贤淑和男性具有的忠义勇来获得作者的嘉许。《谭海》中的女性人物成为我们认识作者、认识评者和认识日本明治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小说身份之外，《谭海》还是一本可以帮助日本人学习汉语为文之法的读本教材，该书女性人物叙写又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观念对日本文人深远的影响，以及日本时代思潮变动与中国文化的交织与碰撞。
参考文献：
[1]王三庆，庄雅州.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3：45.
[2]孙 逊.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J].学术月刊，2001（3）：97-102.
[3]赵 苗.日本汉文小说管窥——以《谭海》为中心[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38-141.
关键词：《谭海》;日本汉文小说;女性形象;男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1-17 文章编号：1674-120X（2019）08-0120-02
《谭海》亦作《谈海》，是日本明治时代依田百川（1833—1909）的一部汉文笔记类小说，有《东洋聊斋》之称。“盖拟诸西人所著：《如是我闻》《聊斋志异》《野谈随录》等诸书，别出一家手眼者。但彼率说鬼狐，是以多架空冯虚之谈，是则据实结撰，其行文之妙，意匠之新，可以备修史之料，可以为作文之标准也。”[1]可见它不仅是一本汉文小说，还是一本可以用作汉文学习范本的教科书。既然“据实结撰”，《谭海》中人物形象必得自生活实际，因此书中人物塑造颇能一展时代风貌。本文以《日本汉文小说丛刊》中所载《谭海》为据，对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一粗浅探讨。
一、识人之明，处事之智
《谭海》里出现的女性人物主要有歌妓、寺尼、仆妇等，小说在描绘她们姿色、才艺之外，往往还渲染她们拥有的一些特殊天赋。如吉原妓院松叶屋娼妓濑川是“旷世之英杰，绝代之奇才”之一，她“妙易，善占筮”“为诸妓指其前路，往往奇中，虽老卜者无以难也。”凡是经濑川占卜相面者，包括其自身，无不应验。（《名妓濑川》）但相术一道离不开细致观察和对他人面貌、言谈、举止进行的综合判定，是一个“识人”的过程。如果说一个生于农户、长于妓家的女子对命理占筮之术有惊人造诣，更多地反映的是她具有识人之明的聪慧。同样，京都祇园名妓首信被指“年少有侠气，又能鉴识人物，非寻常脂粉中人也。”面对豪富子弟争掷千金，首信漠然置之，而独与三井氏子亲昵，这是出于她“是子温藉，有大家气格，比之都下轻薄子弟，不啻瓦砾于金玉矣”的认识。（《奇妓首信》）歌姬小君在众人之中一眼认准“绣虎雕龙，藻葩迥拔乎庸众”的名士湖云生（《小君》）。这些女性身处歌妓之列，凭着一双善识人的慧眼寻找依托一生的良人。这类故事在加工中实则更多地寄寓了男性对“慧眼识英雄”的潜在渴望，希望自己的才识能力被发现，想成为慧眼中的“英雄”。
不仅如此，《谭海》对女性的沉着机智，或是超乎常情的理智行为也倍加赞许。如前文提及的名妓濑川，被“善时曲”的常盘津文字纠缠。濑川先拒之以礼，置千锭银子酬谢他的歌喉，然后谨守自己的原则，对常盘津文字的死缠烂打坚决不从、机智应对。歌妓首信则是在侍奉三井氏子的十三年中，甘于日常平凡的粗食布衣，“洗脂粉，著布裙，左右扶持，有暇学纺织，躬澣濯”，做事尽心竭力，但最后为了有助长子前程，虽心中备受煎熬却“决然辞别”。进退有矩、处事果断，一方面这些女子心智超群，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她们的行为都符合男性視角下最佳利益的选择。
二、任侠之气，刚勇之行
《谭海》中具有“勇”这一特征的女性同样受到推崇，“勇”在她们身上更多地表现为侠义之气和拥有男性力量。如“小柳者，新桥妓也，其侠之以勇于义也”。（《侠妓小柳》）侠妓小柳在新桥卖茶亭的宴会上，遇到蛮横霸道的“大先生”强迫没有酒量的河岛子喝酒，在座的众人或旁观或起哄，唯小柳“斜睨良久，遽前夺其觥，一饮而尽。” “遽前”二字写出了小柳的与众不同和敢于挺身而出的果敢勇气。有酒量、能豪饮，并能解他人为难之境，该篇末野史氏云：“昔之留邸，其人骨软而舌媚，男子而妇人者也。而小柳则妇人而男子矣，无愧其为侠也……”“妇人而男子”一句展现出作者亦认同这种行为本应是男子所为，而小柳身为女子却能够有此种表现，因此获得作者青眼。另一位女子小万“容貌绝丽，腰肢袅娜，如不胜衣”，但她同时“膂力过人，略通武伎”。小万遇凶盗四人时，面对歹徒不是呼喊求救，而是“左右攫其腕而踣之”，使强盗负伤逃走。好事者将小万之事编写成剧本，名为《奴小万》。“奴”并非贬义，文中释云：“奴者谓任侠，盖旧称云。”
“妇人而男子”的小柳、“略通武伎”的小万、被称之为“实烟花之淑女，脂粉之丈夫也”的小君、被作者赞“年少有侠气，又能鉴识人物，非寻常脂粉中人也”的首信等，她们与《虾夷三孝子二贞妇》中将“齿牙如锯”的两头熊击倒的贞妇毛列津列，皆是具有“勇”之风的女性。她们性情或行为的“勇”可以与男性媲美，同时与她们女性的外表形成强烈反差，小柳“绝色”，小万“容貌绝丽，腰肢袅娜”，小君“曲眉丰颊，莹润如玉”……这使她们的“勇”给人以更深的印象。但作者在叙述她们的事迹、肯定她们“勇”之行的同时，总是或明或暗地以男子作为对比标准，这些女性是因为有了“像男人”一样的个性或行为，所以受到作者关注和赞扬，这潜在中也是对男性品格与气质的褒扬。
三、忠义在心，矢志不渝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尽忠守义在东方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广的影响。在儒家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义”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进一步阐发了“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处于东亚汉文化圈中的日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因此《谭海》书中对忠诚信义的品格与行为格外褒扬并不令人意外，而忠信守义的女性尤其光彩夺目。
《妙海尼》与《正传尼》两篇前后相连。前篇《妙海尼》载妙海的主人被仇人所陷，她与另外六个女伴藏身仇家，以“家奴”作掩饰，伺机刺杀。大仇得报后，那六位女子因“甘事仇家，何面目再见人”而自尽。妙海则出家为尼，矢志恢复主人浅野氏的声名。其间她曾身陷牢狱，感叹“主家不复，老尼望绝矣”。她忠义于家主的决心所从何来？《正传尼》所述妙海祖母之事解开了疑团。妙海祖母正传临死遗言给妙海：“浅野氏绝祀，义士末瞑目于地下矣。汝虽妇女子，竭力谋之，是汝责也。”正传与妙海祖孙两代视维护家主一族名誉为一生使命。该书评者菊池三溪在《正传尼》篇末云：“有此祖母，有此孙女，英气至今如存。”在《义婢养主》一篇中，“五郎右卫门家婢”阿福在丈夫死后，以“妾，婢也，终身事主，以毕夫志耳”，誓不再嫁。阿福的主人因“中年患癞，产耗于巫医，又丧妻，遗一儿”，家婢纷纷离去，世族也不与他来往。唯独阿福以“是妾报主之日也”为由相伴左右，并“昼耕织以供医药”来服侍他。阿福的忠诚简单纯粹，也正是其可贵之处。 但儒家传统文化中对家国主君的忠义、友朋托付的守信等道德行为要求更多地映射在男性身上，《谭海》对忠义守信之女子格外关注并为之写文传世，叙述中每每以男性作为参照的对象，带着男性本当如此、妇人而有此行更应彰显的观念。因此《谭海》虽然颂扬了女性的忠勇贤良，但依然表现的是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评判态度。
四、贞烈卓著，守节遵礼
儒家思想体系中“忠义”对女性而言更多地具体化为对“贞”的要求和执守，这在《谭海》中有同样体现。妓女小竹与意气相投的纪冈左慧结合，纪冈左慧落魄后小竹被假母逼迫另寻良人。面对如此境地，小竹曰：“阿母何不知义理，良人之不幸，即妾之不幸也，富则附之，窭则弃之，虽死不忍也。”最终小竹与纪冈左慧携手殉情。（《夫妻并命》）文末菊池三溪这样评道：“小竹一妓耳，以身殉夫，贞节不变，比之荡妇淫女以情死者有间矣。”贞妇清面对患有精神病且常伤害到她的丈夫不离不弃，说出“一为夫妻，恶其疾舍之，非义也”。（《横滨贞妇》）《虾夷三孝子二贞妇》中的贞妇末津因“以死捍拒”当地无赖而被“虐役百端”，无赖认为她“顽愚”：“吾诱以美服，彼云敝衣足矣;逼以杀死，彼云欲杀即杀，未见顽愚如彼者也。”而该篇首指出：“以孝义贞烈著，是不可不传。”《贞妓》中妓女佐香保与梅姓先生“两心投合，情交日殷”，佐香保在梅先生死后皈依佛门。菊池三溪评曰：“烈士决绝勇于义，贞妇殆似其节。”
“贞”是封建社会对女子德行评判的标准，《谭海》对女性“贞”的肯定背后，是儒家“礼”的思想对女性的规范。由此，无论是作者依田百川还是评者菊池三溪，他們对“贞妇”“不可不传”的表彰，实则是嘉许她们在“礼”的思想指导下的行为。而来自人性的夫妻之爱、男女之情在这些女子保护“贞”的行为中退隐幕后，对这种牺牲自己来维护家庭荣誉和保证家庭幸福行为的女性的赞许仍是站在男性立场上的。
五、结语
《谭海》所记皆为“畸人寒士，才女名妓”，是“正史不载，大人不语”，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写了谁，而在于通过对这些市井人物的描写，表现了新的市民阶级的思想趣味和价值观念，并由此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2] 明治维新后受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漠视有所减弱，依田百川的创作选择“和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平民轻贵族的新时代精神有一定的关系。”[3]《谭海》中设有单篇来写女性人物，如《小君》《小万》《侠妓小柳》等，明显增加对女性人物的关注正是顺应了社会趋势。但同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仍受到传统束缚和差别对待，制约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对女性的评价仍没有脱离男性视角和立场。因此，《谭海》中的女性形象是以男性认可的贞顺贤淑和男性具有的忠义勇来获得作者的嘉许。《谭海》中的女性人物成为我们认识作者、认识评者和认识日本明治时期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小说身份之外，《谭海》还是一本可以帮助日本人学习汉语为文之法的读本教材，该书女性人物叙写又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观念对日本文人深远的影响，以及日本时代思潮变动与中国文化的交织与碰撞。
参考文献：
[1]王三庆，庄雅州.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3：45.
[2]孙 逊.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J].学术月刊，2001（3）：97-102.
[3]赵 苗.日本汉文小说管窥——以《谭海》为中心[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3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