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导演。代表作《妈妈》
　　《过年回家》《看上去很美》
　　我小帅和娄烨、路学长都是北影同届的同学。在学校那会儿，我和小帅的关系最亲近。他那个时候，的确是姓王的小帅哥，聪明、趣味，那时候的我也算清瘦。几天前无意看到我俩曾经的合影，只能感叹岁月无情，翩翩少年已成肚腩的大叔。此时回想当年，恍如隔世。可我真爱那个冲动的年代，记忆里的每一张脸，都挂满希望。
　　我刚上学就得到机会给几个外国电视台拍纪录片，可以挣到些外汇券，在同学当中算有钱的。经常领了钱，就在家里做一大锅红烧肉或者鸡翅膀办招待。小帅他们随时过来，在只有32平米的破屋子里吃吃喝喝、吹牛聊天。想想，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交换思想，相互影响，一起成长。
　　写到这，小帅过去的样子越发清晰。他走路很慢，但他具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有段时间，他喜欢戈达尔的电影，于是他就戴上墨镜，并且随时故意挂起戈达尔的表情。有一次，我们拍个短片，去了趟香港。等回来，我就奇怪他走路的姿势变了，后来，我才发现他是在学一香港导演走路的姿势。他现在一定也可以生动地讲出我过去的样貌，对，我们就有那么要好。1989年，我们毕业，本是要一起合作，他做导演、我做摄影，可优秀的小帅、娄烨双双被大导演田壮壮相中，就剩下我一个傻乎乎的自己。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完成了制片、导演的工作，拍摄了我的处女作、黑白影片《妈妈》。当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制作完成。此后，我们疏于联系、没能常聚，但看他的每部片子我都喜欢，因为，在片子中都能看到老朋友的影子。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成为导演，我现在也许就是一个很牛的摄影师。在学校时，小帅的第一个短片是我给他拍的，娄烨那时候自己想拍一个好玩儿的东西，也是找我去拍；路学长的毕业作业也找到我做摄影。
　　一起玩儿久了，拍片自然也会互相影响。在我拍完《妈妈》以后，小帅就紧接着完成自己的处女座《冬春的日子》；何建军拍摄了《悬念》，都是黑白电影。娄烨也在上海拍了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小帅也参与了演出。当然，娄烨真正形成自己视觉美感和风格的，还是用16毫米拍的《苏州河》。拍摄《苏州河》的时候，苏州河还没有改造，娄烨所采用的移动摄影的方式，透过画面，似乎能够闻到河边那复杂的气味。路学长，也是才华横溢的一位，但因为身体的原因，片子拍得少一点，但像《卡拉是条狗》也是脍炙人口。再说张杨，他拍的《洗澡》，真好！《洗澡》以前，《爱情麻辣烫》这几个小故事也都那么扎实、鲜活。已经一晃二十余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无可救药地爱看同年龄、同种状态导演的作品。也许，通过他们的角度，总能找到一份他人无法带来的亲切感受。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招收的第二批大学生，第一批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第五代”。在那个时候，培养电影人才国家需花费巨额经费，根本经不起每年一届招生。就拿摄影系来举例，国家培养一个摄影师相当于培训两个飞行员的成本。所以，众多原因，使我们成为相隔五年之后，再一次迈入北影的一批。
　　进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给我们震动最大的电影应该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因为从整个视觉风格来说，这两部电影是对过去中国电影史的一种“割裂”。它们用视觉的方式淡化了叙事，或是可以说是“用视觉来讲故事”。换句话，就属于电影中的“阳春白雪”，华丽奢侈但跟我的生活毫无关系。在自己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摄影机更加地贴近生活，让电影带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质感。这可能也是许多“第六代”导演的一个倾向。
　　拿宁浩举例，他最广为人知的《疯狂的石头》，最了不起的就是在于它用一种幽默化的方式抓住了今天中国的现实。这种功底是从哪来的？大家都没注意过他以前的影片《蒙古乒乓》、《香火》，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不得了的功底。这些都来自与他们对生活的捕捉，对真实的掌控力。
　　今天胶片几乎被数码摄影机替代；电脑特效制作成为家常便饭，但我还是坚信一点：电影最有价值的应该是纪录思想、释放灵魂，就算再复杂的技巧也不是用来炫耀，而是为更好地实现真实。这么想来，我们这拨拍电影的还真属于老实人，二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初衷未曾改变。想想他们所坚持的，连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对这群哥们儿们心存敬意。
　　
　　
　　“H”for Hermes
　　马家辉
　　生于香港，湾仔长大，专栏作家，著有《死在这里也不错》《李敖研究》等作品。
　　还记得那年七月很热很热，在米兰市中心，坐在Hermes店门对面的小广场的喷水池旁，我和四位台湾女子，相对无言，其中三位女子的眼睛闪着泪光，我和另一位女子则于无奈之余花了很大力气去压抑心底的爆笑冲动，我和她深深明白，不可以笑，绝对不可以笑，万一笑出声来，她们必会在我们脸上狠狠地掴几个重重的巴掌。
　　我家19岁的大女孩在那年仍然只是十岁的小女孩，我和她，和她母亲，和她母亲的两个妹妹，约定每年一起旅行，或长或短，都要去，出门走走，看看世界，带着小女孩，让她长长见识。那年选择去欧洲，从香港出发，搭机直飞意大利米兰，早上抵达，停留一天，翌晨转机飞往威尼斯，玩两天，再去罗马，然后转飞巴黎，十天行程，说长不长，说短却也不短，应够大家玩得尽兴。然而第一天已经触了霉头，不是尽兴，而是扫尽了大家的兴。
　　小女孩的母亲是台湾女子，两位妹妹，一个做生意，一个当老师，甚少出门，此趟欧洲，年轻嘛，坐完十多小时的飞机，来到时尚名牌之都，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Shopping，台湾人叫做“血拼”，拼生拼死，用钞票做子弹，用信用卡做盾牌，满足一下压制了许多年的消费欲望。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从飞机场搭出租车到酒店，入住以后，二话不说，把行李扔在房间，众人用比刘翔跨栏还快的速度冲进酒店，走到街上，展开地图，按图索骥，拐了两三个弯便来到名店集中的商业区，星期五，期待看见熙来攘往的热闹繁华。但，没有，真的没有，一路上，名店是多，然而店门全关，气氛荒凉，简直像美国加州华纳影城里的街道布景，高耸大楼，不见人踪，一切都是假的，纯为视觉效果而设，纯属装饰。
　　“会不会是走错了路？”小姨子皱眉问道。“不会吧，地图这么简单，怎可能走错。”我轻轻地回答。“会不会是有时差，今天原来是星期天，休假日，不营业？”另一位小姨子问道。“当然不会!拜托有点常识好不好！今天明明是星期五！”我断然回答。“会不会我们其实都是在做梦，现在仍然坐在飞机上的窄窄位子上睡觉，根本未抵达，只不过太渴望血拼，都发疯了？”小女孩母亲问。
　　你才发疯!不如你咬一下自己的舌头，看看会不会痛！我被追问得有点生气了，语气开始不礼貌了。小女孩看我有点生气了，便不发问，默然跟着大人们往前探索，青春的眼睛不断巡察周遭名店，企图发现奇迹。但没有奇迹，店门确实全部关闭，都上锁了，门前还有粗铁链，橱窗还架上了厚厚的木板或铁枝，牢牢保护店内的时尚珍品。
　　我们大概在街头游荡了30分钟，疲累了，绝望了，放弃了，终于在Hermes门外对街坐下休息，眼前偶尔走过其他游客，以东方人居多，应该九成是日本人，又以日本女子居多，跟我们一样，眼睛尽是沮丧。我坐下后无聊翻阅早上从机场取的旅游小册子，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圣母升天节”，意大利法定假期，工人放假，店铺关门。而明天，我们要去威尼斯。好吧，没法了，走，我们去找一间中国餐馆吃一顿饱的吧，昨天的飞机餐太难吃了，中国人最勤劳，虽是假日，必仍开门。小姨子苦笑道。
　　她的两位姐妹没有答腔，托着腮，似仍沉溺在忧伤的情绪里。我和小女孩则望着对街的Hermes店门，反复练习这个名牌如何发音。我提醒她，这是法国品牌，并非意大利产物，1837年的Hermes用法文发音，H是不念的，重音应该放在后面的音节，er-mes，接近中文的“爱马仕”，所以中文翻译为“爱马仕”。
　　小女孩听得入迷，她也喜欢马，三岁时我已在美国带她骑马，偶尔亦跟朋友到赛马会的新界马廐走走，如今听见“爱马仕”之名，便高兴，自认亦是“爱马仕”，嚷着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和包包。这可把我吓坏了，“孩子你年纪还小，这牌子不适合你，等你老了再说。”小女孩立即改口道，“那么，妈妈适合，她可以买。”我再次吓坏，再度连忙劝阻，“她也不适合，她是文艺中年女，‘无印良品’比较适合她。”
　　小女孩笑着点头，她母亲在旁，狠瞪我一眼。
　　所以到今天，我家仍没半个Hermes，这品牌于我这个中产文艺家庭实在太昂贵，可我家共有三个“爱马仕”：我，大女孩，她母亲。我和大女孩姓马，她母亲爱我们，故当然亦是“爱马仕”。至于Hermes在中国开拓的“上下”品牌，我尚无缘得睹，下回去上海和北京，说不定，买得起也伤得起，甚至从此爱上Hermes的Chinese Style。
　　
　　人道主义洁癖
　　周黎明
　　被《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好莱坞钻石王老五乔治·克鲁尼3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抗议苏丹政府而被捕。消息传来，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不少评论说他是作秀，打算为从政铺路云云。但你若认同克鲁尼的立场，你或许会认为他这么做是坚持原则，高风亮节。当然，更多的网络围观者弄不清苏丹是咋回事，也不想去弄清，反正离咱们很远，因此将关注点投在老帅哥的风度和相貌上了。
　　好莱坞明星参与政治活动有悠久的历史，二战时从军、兜售抗战国库券，越战时简·方达跑到敌人阵营劝降同胞，海湾战争算是不太积极的，至少一开始反战的声音占少数。据笔者观察，影人从事政治活动者可粗分三类：第一类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和明确的政治主张，参与政治活动的力度较大，且不避讳争议，不在乎名声；第二类像收养宠物那样，采纳某一种为大众广为接受的立场，譬如反饥饿，既动听又不得罪人，偶尔做个免费的公益广告，以彰显自己超凡脱俗，不再是充斥低级趣味的艺人；第三类完全随大流，那些集体的慈善活动（如为灾区募捐呀）会准时亮相，但绝不唱独角戏。这些人未必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或者缺乏政治雅兴，或者观念跟同行相左，总之，有人叫好有人骂娘的场合，他是绝不靠近的。
　　克鲁尼显然属于第一类，但他选择的话题风险不大。站在美国角度，这基本上是人道主义议题，当然会得罪当今的苏丹当局，但苏丹作为电影市场可以忽略不计。这么做起码并不会影响生意。与克鲁尼有同样价值取向的斯皮尔伯格便是一个好榜样。
　　无论你是否赞同克鲁尼的观点，他至少是认真的。他六访苏丹，实地调查情况。但是，跟大多数明星政治活动一样，克鲁尼对苏丹的态度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明星做这种事儿，一般只需看一两步，但真正的政客却没有那样的好运气。如奥巴马必须全盘考虑，阿富汗和伊拉克还收拾不过来哩，而且当初插手那些地方都不是有良好的动机吗？在国际政治中，动机是最不值钱的理由，因为各方站在自己立场，都觉得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明星一旦真的从政，从业余走向专业，其明星独特之处便随着角色的更换而消失。里根和阿诺在竞选之初或许可以借用自己的知名度，但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政客的正面负面效果则一项都不可豁免。克鲁尼现在想跟谁恋爱没有人会指指点点，但他若宣布竞选总统，估计会突然冒出一大批号称是他的前女友，对他的私德进行毫不留情的质问。换言之，他作为演艺明星，只要行为不犯法即可；但作为政坛名人，该准则便会改为大多数人认可的伦理道德。
　　一定有人会反驳，说我片面选用民主政治的条条框框。诚然，民主与专制对于政客的要求以及提供的空间都大相径庭。
　　好莱坞大明星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在专制国家，只有一国之君才有可能享用，所不同的是，好莱坞明星靠的是自身的魅力（即便通过媒体的夸大），而君王则倚靠集权带来的臣服。帅哥明星若有三千女友，无需也无权力动用纳税人的一分一毫；而后宫的三千妃子，又有几人是因为皇帝英俊的相貌而来的呢？
　　若说克鲁尼作秀，这话没错，明星公开亮相，或多或少都是在作秀。明星不同于常人，他的一举一动有人关注有人报道，因此作秀是为了将影响力最大化。明星和政客都需要作秀，因为政坛人物需要在公众面前曝光，这种曝光跟演艺表演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民主体制中，政客必须是演技派，在什么人面前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微笑，什么时候该面带忧伤，什么时候该亲吻女选民怀抱中的婴儿，都有潜规则。傲慢无礼的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数次表示拟竞选总统，但又称自己有洁癖，不愿跟陌生人握手。就凭这点，他不可能当选。论扮演政客，他连称职都不够。
　　专制国家的政客属于本色派明星，即便胡言乱语，粉丝们也会叫好，且人人争当粉丝，因为粉丝是一种政治待遇，并能直接影响到物质生活。专制程度越高，政客的表演越是本色；官位越高，本色表演的空间就越广。暴君跟娱乐界偶像是相通的，暴君的魅力往往就是其人格魅力，而非体察民间疾苦的同情心。
　　政治明星未必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口才是一大关键。一个说话木讷的政客，很难想象能竞选成功。但到了世袭制，一定有人说他憨厚老实，勤政亲民。
　　
　　
　　怀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韩松落
　　影评人,著有《怒河春醒》
　　《为了报仇看电影》系列
　　网上流传着一则轶事：“某女闹离婚，深夜蹲在路边哭。某陌生男士经过，问：我可不可以帮到你？某女烦躁地说：你走开！某男仍在旁边默默守护，直到某女情绪平静后，陪她聊天到天明。分手时某男记下了某女电话，后时时致电问候，希望她过得幸福。这是1998年的事，某女名叫Jacqueline，某男名叫张国荣。”据说，这个故事来自2003年4月3日的新城电台通宵节目，打进电话的女听众，正是故事中的Jacqueline。这个故事，集中地展现了张国荣性格中善良、细腻，善待女性的一面，显然，它将和那些每到4月1日，就会集中出现的纪念张国荣的常用语“风华绝代”、“颠倒众生”一起，嵌入张国荣的形象，成为“张国荣”的一部分，并且久久流传下去。
　　有人质疑这故事，认为这故事是假的，那段音频，也有可能是伪造的。质疑者，显然不是出于对张国荣人品的怀疑，而是对所有太具传播性的事物的怀疑。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这类轶事的真假，而是我们是否需要这个故事，只要我们认为它属于“张国荣”，它就是真的。
　　 韩寒曾提出疑问，我们“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与明星有关的一切，也正是如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张国荣，而是一个符合我们需要的张国荣，这个张国荣，和很多逝去的明星一样，“认真、忠诚、谦逊、友爱、亲切，并且还不约而同地特别喜欢孩子”，这个符合我们需要的张国荣形象一经确定，就再也无法更改，所有的追念、回忆，都必须围绕这个基调进行，一旦有人提出了不同的例证，立刻会被围剿，最后被淹没。
　　 那些被我们怀念的人，其实是一个“开放性文本”，是以他们为原型进行的文艺创作的结果，而且是集体创作。那个人是他，又不是他，像他，又高于他。我们筛选、遮蔽、投射，强化一些材料，而弱化另一些，夸大一些想象，而忽略另一些，像在沙砾之外包裹珍珠质一样，在他们身上寄放想象，为他们添加光环，使他们最终成为一个用“怀念”的路标指向的异域。这个异域，甚至可以不必基于现实，不必拘泥于原来的文本设定，而成为天马行空的人。比如那个与黄家驹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的黄家驹因为不满当时的乐坛现状，不愿意把自己的艺术生涯置身在这个马戏场中，慨然发言，得罪了大佬，即将被置于死地，阴谋将在黄家驹去日本演出时进行。一个被《海阔天空》感动过的越南青年，闻听消息，赶赴现场为家驹替死，将黄家驹送到日本乡下隐居。多年后人们在日本北海道的歌厅里，见到一个跛脚歌手，他自称马句，唱着日文的《海阔天空》。这故事犹如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甚至有主题歌《海阔天空》萦绕背后，增添几分伤感。连最后一幕戏都设计好了：黄家驹去看BEYOND演唱会，当台上兄弟们道出对他的怀念时，他却不能上台相认，悄然离去。
　　阴森一点的，还有翁美玲传说，在那个传说里，翁美玲之死和情变无关，她死于一场谋杀—因为她无意间知道了一个秘密，并把秘密泄露了出去。同样在传说里被当做谋杀受害者的，还有邓丽君，她去世那天的细节，至今仍然被人们反复放大和质疑。逝者为什么会成为传说的素材？因为活着的人，有种种的难以预料，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延展可能的文本，可以自行发展出让我们完全意外的故事，尤其对于明星，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不知道他们会走向何处，所以不敢把这些传说贸然加在他们身上。在汤唯受限的那段时间，一篇关于汤唯在英国街头卖艺、艰难地获得英国时装界认可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但随着更多的信息曝光，以及汤唯的接受采访，那文章就沦为笑柄。在张柏芝重建形象的那段时间，关于她的家庭给她支持的新闻，也到处传颂，但现在看来，就像是一个讥讽。
　　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我们的需要来进行，岁月是杀猪刀，而我们却执掌雕塑刀。所以，我们绝少提到那些光芒略欠的张国荣作品，如柏小莲所说：“《明报》每次做他，配图都很80年代，《HK》把他做成80年代大歌星。那些精选集，一边在纪念他，一边对他的后13年视而不见，他的后期电影很少被提到，提起他，总是《英雄本色》《胭脂扣》，而对他复出之后的东西视而不见。”尽管，他后期的作品，也是“张国荣”的一部分，而且是能让这个形象丰富起来的那个部分。
　　 值得审视的，正是所有领域里的这种怀念。那些怀念的发起者、监督人，正是米兰·昆德拉心目中的“积极分子”，给我们指出“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并且“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